技术帮助权融入宪法物质帮助权的法理与路径

数字技术的广泛运用塑造了全新的生活模式,数字弱势群体面临新的生活障碍,而传统的物质帮助在数字化生活中难以实现维持生活需要的目的。从法理视角看,有必要将弱势群体的帮助内容由物质帮助拓展至技术帮助,赋予公民请求国家提供技术帮助的权利。技术帮助权以年老、疾病或丧失劳动能力的公民为典型主体,以维持公民生活需要为请求权内容,以捍卫人的尊严为保障目的,与物质帮助权的基本要素契合为技术帮助权融入物质帮助权提供技术路径。作为新兴权利的技术帮助权可以通过文义解释、原意解释与结构解释被物质帮助权吸纳,从而推定为物质帮助权的衍生权利。

论作为宪法权利的技术帮助权:证立与实现

任何新技术的发展都是把双刃剑,本次新冠肺炎疫情中由技术引发的风险尤为明显。在此背景下,国家对公民的技术性保护已逐渐从主观诉求向客观法秩序转变。我国现行法律体系中关于公民技术帮助的规范大多表现出政策号召性,实践中承担技术帮助义务的主体多为自发性的社会组织和公民个体,而应由国家给付的技术帮助义务则明显不足,其根源可归结于作为个体的公民尚不能直接对国家提出技术帮助的诉求,即宪法中技术帮助权规范的缺失。技术帮助权作为一项新型权利,可通过相关宪法文本厘清其规范内涵和规范依据,运用法解释原理对《宪法》第十四条予以阐释,扩大关于“劳动者”概念的涵摄范围,可为技术帮助权的体系建构提供理论支撑,同时还有助于增强公民在面对技术风险时的应对能力。

信息技术能力的阶层分化与弱势保护

因信息技术资源分配不均导致的信息技术不平等,与城乡、区域、代际、阶层等不平等相互交叠,形成对部分群体的权利排斥和限制。在理论上应确定技术能力作为信息技术平等的元点,据以确证资源配置是否导致技术能力弱势这一判断基准,厘清信息技术资源的市场化分配与基于平等的立法干预的界限,为立法在回应不同层次、不同类型的信息技术不平等时提供宪法标准。作为系统回应,须在宪法价值指导上,以技术能力平等作为立法的基本导向;在宪法权利安排上,确立技术帮助权作为立法的权利基础;在宪法程序设置上,依托公民参与立法的政治权利赋予技术帮助权的具体立法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