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黑恶势力犯罪技术帮助行为的刑法规制

网络黑恶势力犯罪技术帮助行为承载着全新的特性与地位,成为网络黑恶势力犯罪能否实施的关键性因素,已经异于传统犯罪中的犯罪帮助行为而对共犯理论造成了冲击,表现为传统共犯理论面临片面共犯理论的冲突,传统共犯与正犯理论的冲突以及共犯处罚根据论面临反思等问题。针对网络犯罪的"单向双轨三核"的制裁思路在应对网络黑恶势力犯罪技术帮助行为方面存在忽视主犯化特征,罪名体系适用盲区以及帮助行为评价错位等不足,应正视网络黑恶势力犯罪技术帮助行为主犯化的现实,严密刑事制裁的法网,构建技术帮助行为刑法评价体系等方面来实现对网络黑恶势力犯罪技术帮助行为的有效规制。

规避保护技术措施行为的刑法规制研究

《著作权法》第53条第(六)项与《刑法》第217条第(六)项规定的内容均涉及规避保护技术措施行为的刑事责任问题。其中,《刑法》第217条第(六)项存在限缩规制规避行为类型,无法规制帮助规避保护技术措施行为,以及极易陷入“刑优于民”或“刑不依赖民”的不平衡困境。《刑法》之款项看似在“优化”,但实际上仍未解决问题。为解决规制规避保护技术措施行为入罪的刑民统一性问题,需正视《刑法》与《著作权法》在保护技术措施价值取向上的差异,强调《著作权法》是《刑法》将规避保护技术措施行为入罪的规范基础,入罪须建立在《著作权法》相关概念基础之上,同时要综合考虑规制规避保护技术措施行为的目的、入罪条件及其法定例外情形等方面。

电信网络诈骗技术帮助行为的司法认定

司法实践中,电信网络诈骗技术帮助行为的罪名适用存在争议。实践争议折射了理论分歧。对帮助信息网路犯罪活动罪的理解应跳出共犯理论的束缚,围绕立法条文和司法解释,对其犯罪构成及与诈骗罪(共同犯罪)的关系加以体系性解读。当行为人仅知道被帮助者实施的是信息网络犯罪而不能确定其为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时,只成立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不成立诈骗罪(共同犯罪);当行为人“单向明知”被帮助者实施的是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时,只成立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排除诈骗罪(共同犯罪)的成立;当行为人与被帮助者之间存在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双向意思联络时,同时构成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和诈骗罪(共同犯罪),择一重罪处。

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的司法扩张及其限缩路径——以1737份刑事裁判文书为样本的实证研究

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是《刑法修正案(九)》的新增犯罪,因其第三款与彼罪竞合的从重处断规则,被认为是不纯正的帮助行为实行犯化。通过对中国裁判文书网1737份裁判文书的分析,2020年以来此罪呈爆发式增长态势,该趋势应当会继续延续。实务中对所帮助之罪的事实“确认”和“明知”认定的标准过于宽泛,在理论中易受到“存疑时有利于被告人”的挑战。因此应当对此罪进行限缩解释,只有所帮助之罪的事实达到“证据确实充分”的标准才能确认,与所帮助之人存在“共同的意思联络”才能认定为明知,从而限制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的打击范围,达到与人权保障相对均衡的状态,并适时对司法解释进行修改完善。

侵害技术措施行为的入罪化思考

技术措施对特定知识产权的保护具有重要意义,侵害技术措施行为具有较大的社会危害性,是大量侵犯知识产权行为产生的重要原因。然而,现有的刑法制裁体系对于侵害技术措施行为,尤其是侵害技术措施的帮助行为,在刑事制裁上存在着严重的缺失。遵循共犯行为实行化的思路,将侵害技术措施帮助行为入罪化,是刑事立法的必然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