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关系演变的技术政治解释——以美国对华技术博弈为分析视角

传统国际关系研究常常忽视技术在国际关系中的重要影响,仅将技术看作是经济和军事的天然附属。历经数十年的高速发展,技术特别是颠覆性技术深刻嵌入社会政治经济各领域,技术的“杠杆和重塑作用”不断增强,进而重构全球技术竞争模式,引发国际关系的深层次演变。当下,技术竞争呈现出参与门槛高、竞争对抗意识浓、产业链和价值链战略地位空前突出等特点。同时,新技术本身所呈现的颠覆性、快速迭代性和涌现性等特征愈发受到关注。美国对华在新技术领域的“切割和封锁”策略,在瓦解全球技术共享生态的同时,迫使技术竞争的双方主动和被动地进入更激烈的博弈状态,导致全球治理出现新难题,进而给国际关系与国际秩序带来更多不确定性。

技术政治时代下中美国际科技合作的战略转向比较研究

技术政治时代背景下,国际竞争焦点围绕技术权力的争夺、布局和秩序构建展开,国际科技合作的驱动结构发生深刻变化,主要国家战略转向态势明显。本文以技术政治时代的重要特征作为变革动因,选取中国和美国国际科技合作战略作为比较研究对象,采用“目标-理念-路径”分析框架对两国在战略目标、战略理念、实施路径上的转变方向进行对比,接着使用文献计量分析法从总体发展态势、主导地位变迁、合作网络演化3个维度进一步开展量化验证和具体分析。战略转向趋势的多维度对比结果表明:①技术政治时代下中美战略布局呈现差异化走向,美国以排他性多边主义框架为核心的“技术联盟”战略逐步形成,中国则以“开放创新”为核心理念,由参与全球创新转向引领全球创新;②中国在时代变局中所受影响更为明显,析出的合作需求还未得到充分转移和补充;③中国在国际科技合作能级和利用国外科研资金方面尚有提升空间;④在共同关注的全球性挑战议题上,中美仍有持续合作空间。在此基础上,从战略层、战术层、操作层提出启示建议。

略论兰登·温纳的技术政治性思想

兰登•温纳是美国当代著名的政治学家和技术哲学家,因其1977年出版《自主的技术》一书在技术哲学界名声大噪。其中,他阐述的技术政治性思想更是引发了人们的广泛讨论,并对当今世界技术发展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温纳的技术政治性思想从技术的自主性出发,不仅将视角转换到政治领域内,而且将技术深入具体政治事件中,分析技术在其中的表现、作用以及影响,揭露了技术的内在政治性本质及特征。在此基础上,温纳进一步提出了民主控制的可能性,尝试解决技术的控制问题。

技术政治、承认政治与生命政治——现代主体性解放的三条进路及相应的政治概念

现代意味着人在不同的生活领域实现了解放并且确立了三种不同的主体性意识。这就是能够揭示并利用必然规律的认识主体性、抽象人格得到等同承认的权利主体性和实在物性得到肯定和颂扬的欲求主体性。与现代解放中确立的这三种主体性意识相对应,现代政治叙事形成了三种政治概念,即以认识主体性为基础的技术政治、以权利主体性为基础的承认政治和以欲求主体性为基础的生命政治。其中,生命政治以作为物性实在和实在物性相统一的生物性生命概念即欲求主体作为政治叙事的基础,将现代主体性解放推到了物性实在的层面,因而成为现代政治概念的逻辑终结。

后人类主义、主体性重构与技术政治——人与技术关系的再叙事

主体性是观察人与技术关系的重要视角,从技术工具论、本体论到技术主体论,人与技术的关系处于不断的重写状态。后人类主义建基于技术主体性构想,通过以赛博格为表征的后人类主体形象重新激活主体概念,以此突进文化政治批判的理论空间。技术创生的新型主体及其实践创新了身份、认同、价值等意义生产机制,为解构传统人文主义隐含的种种霸权体制提供了强大动能。但与此同时,由于后人类主义将赛博格主体进行概念化、能指化、话语化,从而使其最终演变为对技术神话的复写。后人类主义的局限突出地表现在"去具身性"理论预设的失焦、对技术本体异化叙事的消解和技术政治实践批判维度的缺失等方面,上述局限导致了后人类主体观批判功能的弱化及消解。后人类主义需要重返实践领域,对技术主体性和人类主体性的关系进行历史化和结构性的观察,从而建立一种辩证的后人类主体理论,方能有效推进"重写现代性"中基于人与技术关系想象的历史课题。

技术政治时代的权力与战略

当今世界正处在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深入发展和世界大变局深刻演变的重大历史交汇期,新技术群发式突破与融合发展正将人类社会推进一个全新的时代。新科技革命正在深刻重塑国际权力的内涵与形态,基于技术的权力已成为支撑其他国际权力的支柱,围绕技术权力的争夺和秩序构建将是21世纪国际战略竞争的核心,这将国际政治从“地缘政治时代”推向“技术政治时代”,既而孕育出“技术政治战略”。美国新的战略思维和战略意识形态塑造日渐清晰,正在“技术多边主义”框架下布局构建“技术联盟”,搭建“分层金字塔”结构技术霸权体系,争夺战略新空间控制权,重构战略威慑能力与威慑体系。在技术政治战略下,国际战略思维、理论、体系、方法、路径等都在发生系统性变革,多域空间融合的国际战略理论体系亟待构建。

当前中国粮食安全治理现代化中的技术政治

当前中国粮食安全治理现代化的过程中体现出非常明显的技术政治特色,即在保护耕地、确保粮食生产、制定并实施国家粮食战略等各个领域都实现了决策主体专家化、治理结构合理化、治理手段科技化等。技术政治在推进中国粮食安全治理现代化进程中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但是也要警惕技术政治可能存在的某些弊端。

中国社会主义生态城乡观与技术政治探源——从克鲁泡特金到钱学森

本文试图重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中一个被压抑的、基于农业技术革命的另类城乡发展路径论述,进而尝试进入一个关于社会主义城乡发展与国家科技、文化路线之间关系的讨论。通过对马克思主义生态学和城乡观念思想脉络的梳理,文章勾连了钱学森的城乡论述与克鲁泡特金、毛泽东、陈伯达等人思想一脉相承的联系。通过论证农业合作化的物质和技术基础,乡村问题被转换为社会主义工业和科技发展道路的核心问题。这一发展方案既不同于当下的小农经济乌托邦,也不同于城市中心主义的美国式道路,而是一条探求城乡协调发展的、体现社会主义现代性的未来愿景。对这一中国式生态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进行发掘和回闪,将有助于我们将对当下城乡问题的理解,重新纳入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技术政治历史当中。

技术不确定性:技术政治学的分析视角

技术和政治相互交织,融为一体,从本质上讲,技术就是政治。政治意志不断渗透到技术之中,技术烙上政治标识,技术不确定性变成政治上的不确定性。技术不确定性根源于认知因素、意志因素和政治因素。技术不确定性应对策略也逐渐从内在的技术疗法转向外在的民主协商这一政治路径,为智慧城市建设提供新的思路。

技术魔力的揭秘者:温纳的技术政治哲学研究

文章论述了温纳的技术政治哲学的转变:从技术的自主性到强调技术的政治性,从技术的梦游到技术的民主控制的思想的变化;阐述了近年来他对于现代技术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和批判;在此基础上,对温纳的技术政治哲学的实质和特点进行了分析和评价。

网络民主的发展趋势与应对策略——基于技术政治学的分析

随着网络时代的到来,网络民主已在世界范围悄然兴起。从技术政治学的观点来看,网络民主的作为网络技术催生的现代政治模式是当代网络技术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技术与政治关系在当代社会趋于相互融通的重要体现。对待网络民主不应持怀疑和否定的态度,而应以积极、宽容和欣慰的心态去迎接这样一个可以让民主政治获得新发展的时代到来。但网络民主也是一把"双刃剑",不能过于乐观地陶醉于其对民主政治发展所带来的福音,还要认真面对并努力防止因其可能被泛化或被误用所造成的社会危害,积极引导网络民主的健康发展。

“媒介融合”:电视开播的技术政治意义

在中国电子媒介的演进史中,电视的兴办和发展是较为特殊的历史模式.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的十年,在冷战的国际背景下,为满足技术民族主义意识形态下社会动员和国际宣传的需要而产生的,同时又是有关政治正义和技术哲学的社会主义实验.作为大众传播媒介,在中国创办的电视,已经不是媒介,更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传播技术,从其研发到应用,兼行跨业,融旧纳新,是一个政治动员的过程,即社会权力参与其中为实现自身的意图展开行动的过程.这期间的媒介融合,不仅是技术的,更是历史的和政治的.

技术政治化趋向下的民主技术功能

技术进步在当代越来越具有政治意义和政治功能,民主政治国家的管理与统治也更多地应用技术手段,呈现出民主的技术化趋向。技术是手段和行为的统一体,因此技术政治化并不导向技术民主化结果,技术既可以积极地推动民主进程,也能掣肘民主的发展。民主技术能够强化技术的民主化趋向,缓解民主的张力,拉近民主现实与民主理想的距离;民主技术也能通过扩大民主参与、创制权力程序化与权利能动性的手段,阻却技术的非民主化趋向。

“社会主义”的现代性重建:芬伯格的技术政治目标考论

芬伯格的技术政治的目标是通过重建"社会主义"的现代性,实现对合理社会的建构。"社会主义"的现代性重建以现代技术背景下"可选择的"现代性为依据,对社会主义观念的重新阐释为基础,通过社会化、民主化及革新来实现。芬伯格以"社会主义"为目标的技术政治观对社会主义观念的深化发展具有启迪意义。

“人性秩序”还是“机器秩序”:数字治理中的正义修复——基于技术政治性视角的剖析

网络化、数字化、智能化的加速融合,人类社会已全面进入了数字时代。技术治理在表达制度与改造制度的同时,在根本上形塑着国家治理形态,同时也潜藏着差异化下的公平陷阱与正义鸿沟。通过基于技术政治性视角对数字治理技术双面性的剖析,阐述了技术发展带来的"改革红利"与公平正义约束之间的关系,论证了将正义性与平等性纳入技术治理立场的紧迫性,构建技术场域中"国家理性"的必要性。结合"解构—建构"的分析思路得出数字时代的秩序应该是"人性秩序"而不是"机器秩序",通过打造技术肩挑服务与秩序的治理模式,可以实现"技术—服务—秩序"三维互动,引导"技术治理"向"技术善治"的转型,实现数字治理中的正义修复,促进社会的包容性、平等性发展。

主体技术政治学论纲:一种新型权力的诞生

传统权力的合法性只有神授和民授两个来源,但是,人类正在发展出一种既非神授也非民授,而是技术自身授予的新型权力主体——技术权力。一般地看,技术具有合法性的所有特征。历史地看,当代国家竞争越来越聚焦于技术领域,国家将大量资源投入技术,因而技术越来越强大。同时,在空间上,技术可以迁移(到另一国家),而国家不能。所以,技术越来越不依赖国家,倒是国家越来越依赖技术,从而使技术日益具有摆脱政治控制的独立性。合法性和独立性相结合,使技术开始成为独立的权力主体,即技术权力。关于成为主体的技术权力的政治学,可以称为“主体技术政治学”,以区别于韦伯的“工具技术政治学”。

技术政治视野下新中国成立以来科技发展脉络与基本立场

现代科技不是中性的工具,而是负荷政治属性的人工物。科技的政治属性是由其应用的社会系统的性质所决定的。科技的资本主义应用问题重重,而社会主义应用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的必然路径。回顾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科技发展,经历了建国初期从“一穷二白”到“向科学进军”,改革开放时期从“全面追赶”到“有限目标追赶”、从“科教兴国”到“重点跨越”与新时代从“并跑领跑”向“科技强国”的发展转型。这种发展转型表明了我国科技发展的基本立场与价值导向:让人民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让国家从“立国”“富国”到“强国”,让全球从“独立自主”到“人类命运共同体”。

技术政治功能的两个维度

技术与政治相互作用构成了两者的互动发展。技术具有政治功能,在政治技术化的过程中,技术影响政治包括两个维度:技术对国家政治的影响;技术对国际政治的影响。认清技术政治功能的两个维度,对于提升政府能力、保持政治稳定和维护国家利益等都具有重要意义。

从“技术逻辑”到“制度逻辑”:技术政治视野下的生态安全问题

生态问题俨然成为事关人类"生存还是毁灭"的安全性问题,成为当今时代的显要问题。造成生态安全问题的深刻根源不仅仅在于技术的自主逻辑、资本逻辑与意识形态逻辑,还在于技术逻辑所依存和发挥作用的社会制度及其制度逻辑。著名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奥康纳从资本主义的生产条件批判提出的"双重性基本矛盾理论"和福斯特从资本主义的生产过程批判提出的"物质变换裂缝理论"深刻揭示了生态安全问题的技术政治根源。质言之,生态安全问题实质上是一个技术政治问题。

科学技术政治霸权的后果

黄正元撰文《科学技术政治霸权的进程及后果》指出，科学技术的政治霸权，历经一个从物质生产领域到精神生产领域、再到上层政治领域取得话语霸权的过程。科学技术的政治霸权既是科学技术政治化的结果，又是科学技术政治化的扩大。科学技术政治化扭曲了科学技术本性。人类对于客观世界的认识的非至上性，决定了科学技术本身存在片面性、局限性和不完满性。科技政治化会遮蔽这种片面性和局限性，从而破坏科学技术自身固有的发展逻辑。科学技术政治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