价值共损:理解技术治理的新视角——基于S市智慧社区的多案例研究

科技作为社会治理体系建设的支撑力量,技术治理已成为众多城市新的治理方式,但在目前治理实践中却存在着一些价值共损问题。通过对S市20个街道的智慧社区项目进行实地调研,并对访谈资料进行扎根分析,探究出技术治理中价值共损问题的解释框架。具体而言,技术治理的价值产生与否受“战略三角形”中使命、支持与合法性、运作能力三个因素影响,也受到供需匹配度、主体互动矛盾这两个方面的共同影响,该五条路径缺一不可。研究结果表明智慧治理实践中要精准识别供需方特点,确定各主体清晰的行动目标,给予充分的组织支持,提高主体运作能力,处理好各主体合作中的矛盾冲突。

技术治理如何影响乡村自治:基于村庄网格化治理的反思

网格化治理是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技术手段。“网格单元—网格员—网格长”这一套技术治理体系在进入乡村社会时,冲击了“村民群众—小组长—村干部”这一套既有的自治体系。合并小组与重新划定网格单元激化了小组间既有矛盾,破坏了村级自治的社会基础。从小组长中选拔网格员破坏了内生性力量的治理秩序,弱化了村级自治的中间力量。村干部担任网格长以应对上级考核,挤占了村级自治的主体资源,最终产生技术治理弱化乡村自治的后果。网格治理技术体系在下沉至村庄时要充分嵌入乡村自治体系,通过网格单元嵌入自治单元、网格队伍吸纳中间结构、降低村级网格考核压力,让技术治理为乡村自治增权赋能,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

技术治理理论视域下社区治理面临的风险与化解

技术治理是一种强调技术工具在治理中发挥重要作用的治理方式,在社区治理过程中,技术治理功能日益凸显。但社区技术治理仍面临着一定的风险,包括社区治理主体的“技术冷漠”、技术治理的碎片化以及社区技术治理的效率低下等。未来需要从树立社区治理主体的技术治理观念,加强技术治理工具系统化利用,完善社区技术治理的制度和机制等方面来化解社区技术治理面临的问题。

从“赋”致“能”:技术治理对基层减负效应的阐释——基于湘南X镇的案例研究

基层减负令是为改进基层治理、增强政策执行力和增进基层干部获得感而推行的政策举措。数字技术在嵌入基层场域过程中重构了基层治理的组织内核和管理过程,带来基层权力运行与主体互动关系的调整,并依托“技术治理+制度治理”建构起精细化治理的融合性框架化解基层负担,然而在实践情境中衍生出的基层“增负效应”值得关注。为探究技术为何成为基层负担的内在机理,基于技术—组织互构理论构建“技术—环境—负担”的分析框架,结合湘南X镇的案例深描发现:技术赋能基层减负存在能力停滞、合作受阻和认同缺失等多维困境,其根源在于技术与基层情境的耦合度低、技术自身的结构性缺陷以及技术被制度形塑与同化。基于以上成因,在技术赋能基层减负的主体、客体和方式方面,应当规范基层干部的负激励机制,重视正激励机制;树立简约治理理念,搭建社会信任机制;界定技术治理边界,科学设计技术嵌入方案推进基层减负,推动技术由“负能”转为“赋能”,促进技术与基层治理能力的平衡互配。

技术治理视角下商事登记制度的优化——基于世界银行公布的171个经济体的经验

新格局下如何保障国内市场及供给能力成为经济发展的首要命题。商事登记“减负”成效显著,成为我国营商环境优化的重要抓手,但国内企业家们仍反映获得感不强,技术治理效用不足。基于世界银行公布的171个经济体2014—2020年开办企业指标情况,引入聚类法、熵权法等分析先进经济体政策偏好,并结合回归分析法解释潜在因素。研究发现,先进经济体皆偏向优先调控“程序”指标;且其政策偏好均为“程序+X”组合式调控模式,抓重点、多指标的改革方式更利于商事登记制度深入调控;企业入市门槛高低受到商事监管能力和社会征信水平两大因素影响。借此提出加强社会征信建设、规制政企关系、完善市场监管体系等建议。

技术治理视阈下乡村智慧阅读推广:逻辑、动因、模式及路径

乡村智慧阅读推广是以信息化技术和手段为工具帮助乡村居民丰富认知、积累知识的有效途径,是加速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和生活富裕的可行方式。论文基于乡村智慧阅读推广的技术治理逻辑动因,立足推广主体、推广内容、目标用户、推广方式和推广效果5个维度探讨了乡村智慧阅读推广创新模式框架,并为解决好乡村智慧阅读推广中的技术治理短板提出针对性策略和路径。

技术治理视阈下档案数据安全治理的逻辑、风险与纾解路径

大数据时代背景下,档案数据急剧增长,区块链、数字孪生、人工智能等新一代数字技术广泛应用于档案数据治理领域,技术治理成为档案数据安全治理的重要工具。一方面,技术治理是实现档案数据安全治理高效化、智能化的现实需要。另一方面,我们也应关注到技术治理在助力档案数据安全治理的同时,也存在一定的技术风险。本文研究梳理了现阶段研究成果,明确了技术治理角度推进档案数据安全治理,首先要加强技术创新,以满足档案数据安全治理的需求。其次完善技术监管,统筹发展与安全。此外,构建资源共享、行动协同的档案数据安全治理共同体。最后,推动档案治理体制机制变革,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两手抓,构建档案数据安全治理新模式。

以数字技术治理培育发展绿色生产力

作为新质生产力的重要内容和关键抓手,绿色生产力的发展依赖有效的环境治理促进传统产业绿色化转型并推动绿色产业快速成长。在传统的环境治理模式下,尽管有数字管理但无数字技术治理,纵向政府间委托代理难题、横向政府间和部门间协作困境以及社会公众的环境信息壁垒成为阻碍环境有效治理的主要症结,不利于绿色生产力的发展。基于此,在数字化时代,需要从数字管理的旧模式转向数字技术治理的新模式,通过数字技术赋能政府部门和社会公众,以破解环境治理效能低下难题,从供给端和需求端两方面促进绿色生产力发展,助力新质生产力培育。在环境领域的数字技术治理中,也需警惕数字技术滥用之殇、数字形式主义以及信息安全问题。

教育机器人的典型应用场景及技术治理

基于生成算法和大语言模型的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快速发展,触发了人们对智能技术融入教育的新关切。教育机器人是专门为教育场景研发的智能机器人,在助力教与学方面呈现出巨大的潜能,但也带来了新的伦理与安全风险,因此应加强对教育机器人的研究、规范与治理。在分析国际人工智能与教育新发展的基础上,梳理了STEM教育中的机器人、面向机器人的编程、社交机器人支持下的语言学习等七个教育机器人的典型应用场景,并以ChatGPT为例,通过社交媒体话语分析,提出了聊天机器人在学校教育中的价值和使用建议。应构建包含鲁棒性、合法性、合规性、合乎伦理性四个基本准则的教育领域可信人工智能框架,开展教育领域智能技术治理,为教育高质量和可持续发展提供保障。

“伪技术治理”的国家审计再治理:现实缘起、逻辑基础与治理路径

文章通过剖析“苏州文明码”“河南红码”事件等伪技术治理典型案例,揭示了国家审计对伪技术治理进行再治理的现实缘起;通过分析伪技术治理的权力异化类型以及国家审计规范权力运行的工具属性和治理手段,论证了国家审计对伪技术治理进行再治理的逻辑基础。最后,基于国家审计免疫系统功能,分别从治理权力的授予阶段、行使阶段和终止阶段提出国家审计对伪技术治理乱象的再治理路径。

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治理的三重困境与应对

进入数智时代,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在全球掀起的使用热潮引发了人们对相关伦理困境与风险问题的关注,虽然公平、准确、可靠、安全、人类监督等几项内容被设定为负责任人工智能的核心原则;但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技术治理方面存在因本体论身份引发的价值张力、训练数据的代表性偏差与安全系统被动保护带来的三重困境并为生成式人工智能如何实践“负责任”的原则带来了现实挑战。在风险全球化与国际竞争加剧的历史变局下,人类社会面对生成式人工智能潜在的伦理与社会风险,应加快建立全球治理的合作机制,践行文化包容的治理智慧,以及回归社会问题本源的认识论是实现生成式人工智能“负责任”原则的关键。

从治理技术到技术治理:体育治理数字化转型中“技术悖论”的形成与消解

体育治理的数字化转型是数字技术与体育治理体系的系统性融合。不断推动体育治理的数字化转型对实现我国体育治理现代化意义重大,但在转型实践中的“技术悖论”阻碍着数字技术应然效能的发挥。在探讨体育治理数字化转型内涵的基础上发现,技术失效、权利失衡、治理失真和制度失灵是“技术悖论”的4种具体表现,而技术适配不足、理念转变滞后、制度革新缓慢、主体能力缺位是诱发“技术悖论”的主要原因。基于此,为推动体育治理范式转换、助力国家体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出:坚持场景化治理,科学推动数字技术的“适体化”改造;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加快引领数字体育治理理念转变;坚持多元主体价值共创,稳步促进数字体育治理制度优化;坚持“人治”与“技治”相结合,不断强化数字体育治理主体能力培养。

顶格管理:政务热线整合中技术治理的新趋向及其实践困境

12345政务服务热线是国家治理领域信息技术应用的典范,其职能整合是近些年中国技术治理变革中的重要现象。本文以12345政务热线整合12301旅游投诉热线的实践为例,揭示了政务热线整合中技术治理出现的新趋向。12345政务热线以“顶格管理”的逻辑整合其他热线,追求最快回应速度和最佳回应效果。由于存在技术简单化与治理复杂化之间的深刻矛盾、技术弱赋能与诉求高标准之间的错位前行、回应单向度与人民多元化之间的导向失衡,因而人们可能会陷入“顶格管理”陷阱的风险。提升治理效能,真正推进治理能力现代化,应防止技术治理中权力的过度支配,让“技术”实质性赋能治理过程并科学评价回应结果。

“算法向善”的技术治理研究

“算法向善”是我国在推进算法治理制度化进程中,对算法技治规则的社会嵌入提出的一种规范性要求。智能算法的高阶发展具备在应用阶段对前置嵌入的道德伦理准则进行迭代的技术可行性,提升了辅助人类引导社会向善的技术治理能力。因此,算法赋能社会治理要正视算法治理的反身性特点,即算法的治理困境也需要算法赋能来解决。然而,作为社会规制对象的算法初始是由资本逻辑与技术逻辑所驱动,在参与社会治理的历史进程中相继演化出具有“自治偏见”的技治主义与监管主义逻辑,引发了压迫式父爱主义、宠溺式母爱主义、监管“失灵”等治理困境,这就要求提倡维系算法有限自治与完全自治之间动态均衡的合作治理逻辑,为具体实现全生命周期算法道德化提供了指导。

技术治理的赋能与风险:纠缠与平衡

智能革命背景下对技术治理的讨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激烈,其核心焦点围绕在赋能与风险上。在技术治理发展过程中,赋能与风险相互纠缠,达成不同的博弈状态。要超越失控和停滞的技术治理,达成一种均衡的博弈状态,可以回到技术与治理的本源,从正义价值角度分析技术治理。技术的原初是平等的,技术治理可以通过设计满足平等原则,促进社会平等;但技术的不确定性与可塑造性却也使得正义问题更为复杂。技术治理的这种纠缠无法摆脱,也无须摆脱,重点是通过有限制的赋能和“赋值”,将更多的技术治理转化为有效的治理技术。

海洋生态环境跨部门协同中技术治理的效能与限度

跨部门协同是海洋生态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也是推动海洋生态文明建设和海洋强国建设的题中之义。既有研究集中强调制度变革与创新之于海洋生态环境跨部门协同的促进作用,技术治理则为其提供了全新的研究视角。技术治理所带来的部门边界清晰化、府际数据共享化、部门协同智能化能够有效纾解海洋生态环境跨部门协同所面临的部门边界困境、数据共享困境、能力困境。但是,技术治理也潜藏着一定的治理风险,数据崇拜、技术理性以及数字景观异化风险等可能造成海洋生态环境跨部门协同决策瞄准偏误、人本主义虚位和协同简单化幻象。技术治理助推海洋生态环境跨部门协同需要探索多维度开放性决策过程,建立人与技术和谐共生的链接机制,同时警惕数字资本主义通过数字景观对思维认知的误导。

环境犯罪技术治理的反思及完善

我国高度关注环境犯罪的技术治理,先后以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等形式对环境犯罪技术治理设定体系化的规范依据。在实践中,环境犯罪的技术治理具有防范“行转刑”、双面利用工具属性、密切联系物理空间、多维获取案件线索等特征。然而,治理主体人员有限,被治理对象的相关主体在逐利心理以及侥幸心理下形成的合作排斥心理,监测数据有限真实与技术手段介入下客观行为评价的错误空间,为环境犯罪技术治理带来了实践难题。为了更好地实现治理预期,首先应正视技术治理的合理定位。在运用技术手段进行环境犯罪预防时,不仅需要客观看待数据分析的辅助性能,还需要均衡因预防行为而投入的治理成本与实际获得的治理收益。其次,强化行业在线数据监管是缓解治理主体人员压力的备选方案。行业监督在促进环境监测执行的过程中充当义务执行者,而非权力共享主体,且该行为有别于企业合规。此外,为了给技术治理实施提供更好的执行环境,应该以法律规范的形式对相关活动进行约束。

技术治理视角下数字技术嵌入社区治理的逻辑理路——以N市Z区智慧社区建设为例

随着数字化时代的到来,将数字技术引入社区治理过程,以技术破解社区治理中的普遍性难题并进一步完善社区治理体系和提升社区治理能力,已经成为地方政府的普遍选择。基于技术治理理论和技术执行分析框架,对N市Z区“智慧社区”试点建设案例进行分析,发现在政府主导推动社区技术治理的背景下,数字技术嵌入社区治理的过程更多体现了科层组织的刚性要求对技术的理解、选择及安排。一方面,体现在政府对数字技术方案选择的技术偏好,即追求低组织成本和低政治风险。另一方面,体现在技术方案本身所内含的以政府逻辑导向为主的治理目标中,即促进社区再组织、获取基层管理数据信息以及掌握居民需求并回应。当然,数字技术嵌入社区治理过程中,技术对社区治理结构和治理过程中的微妙影响,也为后续引发一系列基层治理体系变革提供了新的可能。

指尖形式主义:数字缘何“添堵”基层治理——基于“技术治理堕距”框架的案例研究

作为形式主义的变种,指尖形式主义披上了更为精巧的“数字外衣”。指尖形式主义的实践形式表现为三大维度,其治理过程表征为以“数字留痕”代替“工作落实”;治理工具表征为以“标准流程”代替“权宜治理”;治理目标表征为以“数字政绩”代替“群众需求”。基于技术治理堕距的理论视角,发现指尖形式主义的生成机理在于,技术建设耗散与上级考核偏离的制度堕距;智能官僚主义与基层唯上主义的理念堕距;技术化简张力与价值理性缺失的工具堕距;权责失衡与群众数字素养不足的能力堕距。有鉴于此,为了破解基层指尖形式主义这一痼疾,需要从优化数字技术建设方案与考核制度、各级干部树立正确政绩观、优化技术手段、优化基层权责配置、提升群众数字素养等方面协同努力,推动基层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

技术治理推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效能提升的现实困境与应对路径

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发展进程中,信息技术扮演的角色已经从传统的辅助工具逐渐转变为推动思想政治教育效能提升的核心动力。技术治理能够帮助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强化价值引领力、活化隐性育人潜能,并实现在意识形态领域的“破立并举”。当前,高校在运用技术治理开展思想政治教育时存在技术理性僭越人文价值、离散思维忽视人的复杂性、技术功能错配阻碍规范化叙事建构等问题。需要在厘清技术与教育从属关系基础上,确立人在技术运用中的主导地位,为技术治理制定合理的运行规制与伦理框架,不断提升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效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