绩效反馈、东道国技术环境不确定性与研发国际化模式选择

越来越多中国企业通过开展不同模式的国际研发活动以整合、利用全球创新资源。从投资角度,任何一种模式的国际研发都是风险承担活动,且每种模式的风险水平不同。然而,现有研究对企业承担其背后风险的解释机制尚未明确。本研究采用企业行为理论,利用2008—2016年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的374个观测值构成的截面数据,探讨正、负绩效反馈对研发国际化模式选择的影响,以及东道国环境不确定性的竞争性调节效应——威胁机制还是机会机制?研究发现,正绩效反馈越大,企业越倾向于选择跨国技术合作、新建海外子公司研发部门等低风险模式;而当进入技术环境不确定性高的东道国时,正绩效反馈、负绩效反馈幅度越大越有可能选择跨国技术并购、新建海外研发机构等高风险模式。本研究丰富了企业研发国际化模式选择的解释机制和企业行为理论的适用范围,为管理者制定企业决策、政府部门制定相关激励和指导政策提供了科学思路和理论指导。

技术环境不确定性对企业创新的影响机理——基于实物期权理论框架的实证研究

基于实物期权理论,构建技术环境不确定性客观评价指标,利用2012一2021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分析和实证技术环境不确定性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及其内在机理。结果发现:技术环境不确定性对企业创新存在抑制效果,等待期权效应而非增长期权效应占主导。当利用工具变量缓解存在的内生性问题及进行其他稳健性检验之后,上述结论依然稳健,且技术环境不确定性主要抑制了企业探索式创新。进一步作用路径检验发现,技术环境不确定性通过增加不确定性规避与代理成本抑制企业创新。此外,产权性质具有调节作用,技术环境不确定性对企业创新的抑制效果在民营企业中更明显。

技术环境的不确定性对企业组织学习的影响研究

企业面临的外部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技术环境的不确定性尤为突出。组织学习是企业生存的基础和培养核心竞争力的源泉,而技术环境的不确定性会对组织学习产生一定的影响。为了探究技术环境的不确定性会对企业的组织学习产生何种影响,研究用问卷调查的方式并采用多元线性回归的方法进行实证分析,发现:技术环境的不确定性对团体层面、组织层面的组织学习有正向显著的影响,但对个人层面、前馈学习以及反馈学习无显著影响。研究表明,组织学习中各层面对技术环境的不确定性的反应不同,具体表现为团体和组织层面更敏感,前馈学习主要受组织规模、组织层级的限制而对技术环境的变动不敏感,个人层面学习以及反馈学习还会受到其他因素的制约。

技术不确定环境下联盟关系对创新绩效的影响研究

随着科技的发展和竞争的加剧,创新成为企业重要的增值活动,但是由于资源和能力的限制,越来越多的企业趋向于与其他企业或组织联盟来提高自身的绩效,而合作关系对合作绩效产生重要影响。通过对现有文献的梳理,将联盟关系划分为关系强度与关系质量两个维度,并进一步考虑到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引入技术环境不确定性作为调节变量,探讨复杂环境下联盟关系对绩效的影响。在此基础上建立联盟关系、创新绩效及技术环境不确定性三者之间的理论模型并提出相关假设,通过问卷调查收集数据进行分析完成实证检验。研究结果显示:联盟关系强度对企业创新绩效有倒U型影响,联盟关系质量对企业创新绩效有正向影响,技术环境不确定性负向调节联盟关系对创新绩效的影响。

数字化转型助力后发企业技术赶超——企业家精神视角

数字技术的出现改变了企业的竞争基础,“强弱易势”成为行业发展常态。同时,企业家精神作为长期驱动企业发展的内生力量,对后发企业赶超战略决策具有决定性影响。在这一关键期,后发企业怎样抓紧数字化转型机遇,如何以企业家精神为推手找到符合自身特点的追赶路径,成为理论界和实务界亟待解决的关键问题。数字化背景下,基于技术赶超理论,综合柯兹纳企业家套利理论和熊彼特企业家创新理论,利用2007年至2020年中国制造业上市企业数据,以美国、日本和德国制造业上市企业作为国际前沿赶超对象,实证检验数字化转型对后发企业技术赶超的影响,对比分析不同所有制、要素密集度和知识产权保护度条件下的差异化表现,同时构建以套利型企业家精神和创新型企业家精神为中介变量、以市场环境不确定性和技术环境不确定性为调节变量的有调节的中介模型,以检验数字化转型对技术赶超的内在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数字化转型能够有效促进后发企业技术赶超。异质性检验表明,数字化转型对国有制造企业、技术密集型企业、资本密集型企业和高知识产权保护度地区企业的技术赶超促进效应更强。中介效应检验表明,数字化转型通过抑制套利型企业家精神、促进创新型企业家精神推动企业技术赶超。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检验表明,市场环境不确定性对套利型企业家精神中介效应的调节作用不显著,但正向调节创新型企业家精神的中介效应;技术环境不确定性负向调节套利型企业家精神的中介效应,正向调节创新型企业家精神的中介效应。研究揭示了数字化转型驱动后发企业技术赶超的机理,为技术赶超理论提供了微观层面的实证支撑,研究结果对中国制定数字化发展政策、为以企业家导向的后发企业的技术赶超提供了经验证据,后发企业要想保持长久的竞争优势,不仅应考虑价值的独享性,更应关注价值的创造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