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构知识库建设中的人文理想与学术交流秩序重构——基于技术社会建构论视角的分析

我国机构知识库发展迅速,但在多方战略协同方面存在明显短板,很容易使机构知识库建设方逐渐陷入孤军奋战的难以持续状态。机构知识库是对学术交流机制的变革,需要对学术交流领域的社会秩序进行重新建构。人文环境改造是机构知识库建设的重点和难点。文章强调了机构知识库建设的人文理想和社会化特征。运用技术社会建构论(SCOT)的分析框架和概念,剖析了机构知识库建设所涉及的社会各方关系及其对机构知识库建设的影响,列举了机构知识库建设在社会建构方面的举措,为机构知识库可持续发展提出了"五个坚持"的建设策略。

技术的社会建构——兼论若干相关的哲学问题

就技术的社会建构(SCOT)的哲学基础和影响而言,其重要方面包括:科学与技术的区别、技术的能动性、对称性原则、权力关系的作用、物质性与本体论、结构与行动者、理论的作用、相对主义以及技术的规范性与政治性等。

技术社会建构论(SCOT)的发展轨迹与走向

技术社会建构论(SCOT)迄今已发展三十多年,其发展轨迹与走向的系统梳理和评价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在对SCOT相关论著整理与分析的基础上,指出其三个发展维度与整合取向及其演变轨迹:一是向微观互动层面的拓展及其对社会/技术的整合,二是向文化研究的拓展及其对人/非人要素的整合,三是向组织结构层面的拓展及其对宏观/微观的整合;最后整体概括与讨论了当前技术社会建构论(SCOT)的发展走向。

我国近代机械印刷技术引进的社会建构论分析

中国近代引进西方机械印刷技术,为启迪民智、传播现代思想的图书报刊业提供了强有力的技术支持,是一个引人注目的社会文化现象。以技术社会建构论的视角分析这一现象,机械印刷技术的引进是技术、社会、政治和经济等因素建构紧密联系的“社会技术综合体”的过程,体现了机械印刷技术引进的“待确定”原则与协商原则,西方传教士、印刷资本(企业)家、印刷技术人员、普通读者等“相关社会群体”对机械印刷技术引进具有“解释的可塑性”。总体而言,西方机械印刷技术引入中国近代社会是社会对技术认同和接受的结果。

现象学对技术的社会建构论的影响

由于技术的社会建构理论与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关系,其理论研究必然受到现象学的影响,技术的社会建构理论至少在三个方面受到现象学的影响:技术的微观考察方法是"面向事情本身"的实践、行动者网络理论是"主体间性"理论的运用以及社会建构的实质是"意向性"基本作用的体现。

“技术的社会形成”研究路线简介

新技术社会学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的欧美,其理论核心是"技术的社会形成"(SST)或"技术的社会建构"。具体分析了这一理论的3条研究路线:社会建构方法、技术系统方法、行动者网络方法。

互联网技术创新的社会逻辑:以博客为例

如何有效地开展互联网技术创新进而使我国从互联网大国成为互联网强国,是互联网产业界、学术界和政府在未来相当长的时间内面临的重要课题。本文以博客技术为例分析了互联网技术创新演化及各种角色参与建构的过程。研究发现,以博客为代表的互联网技术并不是技术专家构思的产物,而是直接反映了用户的实际需求,特别是建构社会关系的内在需求。

恩格斯的技术社会理论及其意义

恩格斯先于马克思对技术社会问题给予关注,逐步发展了技术决定社会和社会建构技术两个过程相互矛盾和互相作用的技术社会理论。其中包含的辩证整体论思维方法,对于我国目前按照科学发展观,以人本建构技术,推动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酵母双杂交系统的技术与社会选择研究初探

本文在介绍酵母双杂交技术系统作为一个新的生物技术本身的发展脉络的基础上,对于酵母双杂交技术系统技术选择中社会因素和技术因素作出SST意义上的分析。从而分析和总结出生物技术在具体技术选择上的值得思考的东西。

城镇化建设中绿色技术创新初探

伴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加速,我国城镇化建设过程中所面临的环境问题日益凸显。如何最大限度地减少城镇化过程中的环境问题,走出发展中的困境,绿色技术创新成为不二选择。绿色技术创新是城镇化健康发展的技术选择。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我国城镇化的绿色技术创新要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的经验,走出一条通过观念创新、制度创新、手段创新和管理创新为城镇化建设提供有力技术支撑的这样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城镇化绿色技术创新之路。

“社会技术想象”的概念边界与适用范围辨析

“社会技术想象”(Sociotechnical Imaginaries)概念被引入国内人文社科领域已逾十年,相关研究频现。本文结合国内外研究现状对“社会技术想象”进行概念溯源与涵义辨析,认为学者应用此概念时不应偏离其被提出时的理论关切,应遵循“imaginary”学术路径规定的四个特征:集体持有、经共同社会实践确认、未来取向和排他性竞争,否则易造成混淆与误用。此外,本文还分析了“社会技术想象”阐释功能的不足:无法覆盖新技术进入社会初期阶段、要求技术的高可见度、研究议题逐渐窄化,以及有限批判性——这些导致“社会技术想象”分析的技术对象有明确边界,也体现了泛“技术想象”理论领域尚有可探索空间。

AIGC技术冲击下外语人才培养的破壁与升级

以ChatGPT为代表的生成式人工智能(AIGC)技术的飞速发展,引爆新一轮人工智能革命,同时也使教育领域面临前所未有的变革。本文旨在探讨破解人工智能时代外语学科发展和人才培养困境的方法和路径。文章基于技术的社会建构论和人机协作教育理论,阐释如何在人工智能(AI)时代和“新文科”建设背景下以AI赋能,实现外语人才培养的破壁与升级。文章提出AI时代外语人才培养新路径,包括拓展立德树人途径、加快构建多元课程体系、创新交叉融合型跨学科课程群、重构教学环境、开辟人机协作式教育模式、智能化评价方式,以培养跨学科、跨领域、懂AI的复合型外语人才。文章强调外语界亟须主动求变,从工业化模式向智能化模式转型,既要坚守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又要调整人才培养的重心与方式,形成“师—机—生”三元协同的育人新生态。

“算法”提喻的话语陷阱

当前对于“算法”的文化批评聚焦于其社会效应中显现的非中立性。然而,就算法作为处理某个数学问题有限而确定的步骤而言,它具有数学上的中立性。科技巨头所代表的一众行为主体,试图借“算法”的名义占有中立性,以掩盖先于算法的人为决策(如对于问题本身的定义、数据来源和维度选择、标签类目和结果的使用方式等),逃避其社会责任。对算法中立性“神话”的批判,在无形中落入了这种假托“算法”之名的话语圈套。作为替代,可以使用“模型”的概念,凸显人为决策引入的非中立性,从而将对“算法”的批判重定向为对技术中起主导作用的“规范共识”的批判。

将设计作为文化--设计史研究的新路径

设计史作为一个相对年轻的学科,与其他人文学科相比,在专业分化、组织化、制度化等方面发展程度有限.虽然于某些领域实现了一定程度的自治,但在研究理论方面仍然缺乏独立的知识系统.设计史应当作为设计文化史进行研究,设计文化史的研究方法需要社会学与技术史的合一.将设计作为文化有助于开阔设计研究视野,并培养设计与邻近邻域、学科的联系,这正是设计史研究的创新导向所在.

冲突与构想:5G移动通信技术创新扩散中的社会与传播议题

在5G移动通讯网络大规模扩散前夕的特殊时间节点,本文聚焦目前围绕5G技术的媒体与传播议题的重要文献,从新型城市传播、虚拟现实技术下的沉浸式传播和数字鸿沟等视角出发,试图对该技术未来可能的社会影响和传播议题进行讨论。通过文献讨论和历史、社会和技术逻辑的梳理,本文讨论新一代无线通信网络技术的大规模扩散和社会建构过程中将会怎样和既有社会建制和社会群体进行互动? 5G时代技术架构的整体升级将如何影响未来传媒产业架构?而在技术逻辑的工具理性和社会建构的价值理性之间又可能产生怎样的冲突与构想。

超越“想象”?——一项数字时代新闻工作者受众观念的田野研究

新闻工作者如何理解受众,如何寻求与受众之间的连接,是媒介社会学研究中的一个基础性问题。前数字时代的一些经典研究认为,组织管理和专业直觉主导了媒体运作,受众事实上在新闻生产中处于边缘性地位,存在于从业者的“想象”之中。数字技术为媒体打开了受众的“黑箱”,受众变得日益数据化与可测量,带来了新闻工作者受众观念建构的背景性变化。本文在“技术的社会建构”思维下,考察了省级移动新闻客户端“S新闻”从业者的受众观念,发现“量化受众”已建构成为一种新的合法性机制,其背后的实质是平台逻辑对新闻业的渗透和改造,但S新闻的编辑室文化并不完全支持量化数据主导新闻生产,而是体现出一种与科层制组织约束、传统新闻专业主义规范、从业者个体选择等的冲突和协商。未来编辑室需要建构起清晰的价值规范、语境策略来指导从业者更好地理解受众数据,才可能增进对受众的理性化理解及赋权。

STS视域下数字基础设施与新闻创新:理论、路径及挑战

新闻创新研究很少被放置在科学、技术与社会(STS)视角下考察。文章聚焦数字基础设施与新闻创新的关系,同时与STS既有的理论资源、问题意识联结,试图打开二者间的黑箱。STS视角下的新闻创新可分为新技术使用和“关系型创新”,分别以技术的社会建构论(SCOT)和行动者网络理论(ANT)阐释,可以发现新闻创新可通过数字基础设施获得“可供性”,但也受社会“物质性”制约,承受不确定的外部环境和内部创新动力不足的双重压力。在社会技术系统的观照下,数字基础设施与新闻创新的关系并不是简单地反映了“技术决定论”,而应视为在不确定的技术漂迁中的共同演进。

负责任地反思负责任创新——技术哲学思路下的RRI

负责任创新(Responsible Research and Innovation,简称RRI)是欧盟"地平线2020"战略下科技政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RRI作为一个新兴思路,内容十分丰富,其概念尚在动态发展之中。本文着重从技术哲学的思路下来理解RRI,梳理社会建构技术论(SCOT)和价值敏感性设计(VSD)等相关技术哲学思路的发展脉络,论述了RRI在技术哲学史中的地位和责任观念的内涵。RRI作为一种有传承的技术哲学和管理思路,与SCOT单方面强调社会价值对技术塑造不同,它重视技术同价值的双向互动。技术能够物化和实现价值,价值也能改造技术。同时,相较于VSD,RRI采取了更加民主开放的责任观念,规避了可能的家长制风险。但RRI内嵌的责任观念仍未被充分反思,轻率使用RRI管理模型可能导致价值困惑和价值迁移。

纪念特里弗·平齐:一个STS世界的“建构者”

本文总结了特里弗·平齐的学术研究的三个主要阶段,并简要回顾了他的其他工作以及他与东亚STS学界的渊源。在其职业生涯的早期阶段,即从1970年代后期开始,平齐对“科学知识社会学”做出了重要贡献。自1980年代开始,平齐与同事发展出一个研究技术系统的新路径,即“技术的社会建构”纲领。到了1990年代,平齐对现在被称为“声音研究”的领域产生了浓厚兴趣,对这个跨越艺术、人文和社会科学的跨学科领域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这三个方面的工作在平齐的学术生涯中紧密相连、相互推进。此外,平齐还致力于经济社会学研究,并为将STS研究介绍给学术界内外的广大受众作出了卓有成效的努力。

镜像与花园之辩:算法歧视争议下的价值目标与伦理实践——基于工程师的访谈

算法歧视现象构成个人数字化生存的伦理挑战。通过访谈22位国内算法工程师,本研究从技术的社会建构视角出发,探讨了他们的价值目标和伦理实践如何作用于有偏算法系统之产生、发展与应用。研究发现,算法歧视与工程师对真实和准确的理解、追求有关——他们试图打造“镜像世界”时,以数据、社会、统计因果等为“求真”的依归,最终导致了歧视的加固与强化;同时,面向算法公平和正义的算法“向善”,被“求真求准”的价值目标和特定业务目标不断挤压;工程师所受教育和所处组织环境,让他们认为“求善”并非他们的职责。加上公平等伦理概念本身难以量化,更为建设“数字花园”制造了技术难度。这些都让“求善”沦为工程师的一种弹性选择,影响了他们“去偏”和“消歧”的伦理实践方案。这一研究为理解算法歧视提供了来自工程师伦理层面的实证依据,为理解有偏算法的社会建构提供了基于中国语境的业内见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