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建立技术类知识产权上诉案件强制调解制度之质疑——基于美国联邦巡回上诉法院相关经验的检视

中国最高人民法院集中审理技术类知识产权上诉案件后,“案多人少”困境逐步显现,参照美国经验建立强制调解制度的对策受到立法机关、学界关注。美国联邦巡回上诉法院建立强制调解制度曾面临重大争议,该院所披露调解率因统计口径偏差具有误导性。依照中国常用统计口径重新统计的结果表明,该院知识产权上诉案件强制调解情况较差且逐年恶化,显著低于中国现有制度成效。随着中国知识产权诉讼环境逐年改善,上诉案件中当事人调解动机难以增强,实施强制调解很难取得良好实效。以美国“自由裁量型”强制调解制度为蓝本的制度构建方案,缺乏明确的案件筛选标准,有悖于中国沿袭的“规范出发型”大陆法系民事诉讼立法传统,不契合目前中国民事调解制度发展阶段,故现阶段中国不宜建立技术类知识产权上诉案件强制调解制度。

论技术类知识产权资产评估中实物期权法的适用性

实物期权法弥补了静态现金流量折现法的一些缺陷,在技术类知识产权资产评估中具有一定的优势。本文探讨了实物期权模型及其参数在技术类知识产权资产评估中的合理性及改进方向,并结合资产评估理论,分析了技术类知识产权资产评估中不同评估对象、评估目的和价值类型的实物期权法的适用性问题。

技术类知识产权权属问题研究

技术类知识产权的权属确定是对其进行使用、处分、交易的基础,是在技术交易过程中进行风险防范的第一道防线。通过界定技术类知识产权的内涵、特点,讨论权属判断时可能会涉及的权利主体,梳理实践中存在的技术类知识产权权属问题,结合相关的法律规定、法院裁判和理论研究,可以发现技术类知识产权权属问题存在的风险,并采取相应的防范对策。

技术类知识产权案件飞跃上诉的制度构建

在比较法视野下,现阶段我国技术类知识产权案件上诉程序与域外飞跃上诉制截然不同。尽管缺乏正确认识域外飞跃上诉制,但是该制度对技术类知识产权案件上诉程序的改革具有多元制度价值。在国家层面知识产权案件上诉审理机制建设过程中,建议将飞跃上诉制作为技术类知识产权案件上诉程序的特别程序。在技术类知识产权案件飞跃制度构造上,以双方当事人合意为前提要件;最高人民法院对“具有普遍法律适用指导意义的案件”或者“确保法律统一适用”的情形许可上诉,并在实践中类型化许可标准;审理范围限于法律问题,排除审查事实问题。

关于我国知识产权法院体系建设的几个问题

我国正在建设一个全新的知识产权法院系统,专门审理专利、植物新品种、集成电路布图设计、技术秘密和计算机软件等技术类知识产权案件。针对知识产权法院体系的建设,本文提出:在北京、上海、广州三个知识产权法院的基础之上,增设三到五个知识产权法院;明确知识产权法庭是知识产权法院的派出机构;设立全国性的知识产权高级法院;将专利复审委员会、植物新品种复审委员和商标评审委员会规定为准司法机构;在专利侵权、植物新品种侵权和注册商标侵权的案件中,由知识产权法院直接认定涉案的专利权和植物新品种权是否有效以及商标注册是否有效;由知识产权法院统一管辖技术类知识产权的民事、行政和刑事案件;在知识产权法院体系中试点一审法院既查明事实又适用法律,而二审和再审法院则仅仅审查法律问题。

技术调查官的角色错位及其矫正

技术调查官作为技术领域专业人士,本应辅助审判人员就有关案件技术方面的争议焦点查明并认定技术事实。然而,权力支配导致的认知偏差、技术与法律的融合障碍以及技术调查官追责方式笼统化等问题使得其角色由“辅助审判”异化为“隐性审判”,本应作为参考的技术调查意见却成为案件事实方面的实质判断。基于此,要形成权力与知识互动关系,促进多元化技术事实查明机制均衡发展;明确技术调查官和法官各司其职,相互交流,提升认知能力;引入诚信评价管理机制,细化技术调查官追责方式,防范审判风险。矫正应然之义与实然之状之间的角色错位,预防司法裁判权让渡,用司法保障科技创新。

论化解案件激增诉讼风险的进路与方法

人案矛盾本质上是司法职业性和诉讼大众性之间的矛盾,回归司法规律的风险治理体系是化解案件激增诉讼风险的治本之策。立足于司法功能和司法方法之上的全方位立体化风险治理体系能有效预防和控制案件激增风险,有助于理顺司法权运行中的症结和问题,推动诉讼制度的结构性改革。构建符合技术类知识产权案件裁判规律的诉源治理、质效集控、重点调控和规则引领四位一体风险治理体系,辅之以繁简分流、技术事实查明、证据规则等配套机制的完善,为建立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政法制度体系抛砖引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