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活动的中国悖论:成因与启示

在中国的经济发展中,较低的研发投入和快速的成长长期共存。主流理论无法对这一悖论给出令人满意的解释。依据扩张后的熊彼特经济成长理论,可以看出,模块化的跨产业存在是中国悖论的重要成因。因此,简单地强调制度和组织创新、增加研发投入未必能够推动自主创新取得效果,以技术—组织互补性原理为基础,在不同的产业群之中推动符合各产业群的技术逻辑的组织创新、重塑不同产业群的生产方式,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

格申克龙-道尔命题与中国实践

关于后发优势的经典研究之中,存在一个可以归纳为格申克龙-道尔命题的理论假说:持续发展的后进大国往往形成大规模的企业,而这种大企业易于在组织形态方面实现具有范式变迁意义的创新。美德日企业的实践符合这一命题,现阶段中国企业的实践则背离这一命题:尽管实现了规模的扩张,但是具有范式变迁意义的组织形态创新尚未出现。本文的分析表明,上述悖论源自中国崛起时代的技术特征和中国的主流经济理念。具体而言,模块化的分工方式和将美国企业组织形态视为唯一最优解的经济理念在推动中国企业扩张规模的同时,抑制了中国企业组织形态创新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