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技术-组织-环境(TOE)与整合型科技接受模式(UTAUT)的智慧工地发展影响因素分析

智慧工地利用信息技术和可视化平台为建设项目提供精准的工程模型设计,通过智能化管理监督能够实现高效的协同工作和优化生产,但当前智慧工地的普及度和智慧化程度较低,且未实质运行。为此,利用技术-组织-环境(TOE)与整合型科技接受模式(UTAUT)组合模型,基于文献数据、政策文本和访谈文本,运用扎根理论的编码方法识别出智慧工地发展的影响因素,同时综合使用DEMATEL-ISM方法对各影响因素之间的层次关系进行研究,探究各因子的影响程度并使其结构层次化。结果表明:核心技术成熟度、现场软硬件设施、产需匹配度和物料设备智能化管理等组织采纳因素是影响智慧工地发展的直接因素;智慧工地的战略目标规划和人员专业化程度是影响智慧工地发展的根本原因,其中人员专业化程度影响程度最大。基于此,政府有关部门应制定合适匹配智慧工地发展的战略目标及战略规划,并通过推广职业认证以提高工作人员的专业素质。

“技术-组织-环境”因素联动对企业数字创新的影响——基于新一代信息技术企业的QCA分析

基于“技术-组织-环境”(TOE)框架,使用沪深A股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上市企业数据,通过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sQCA)方法探寻技术、组织与环境3个层面7个前因条件对企业数字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1)企业通过多因素联动实现数字创新,存在4类能够产生高水平数字创新的组态,即技术环境联动的学习转化型、技术环境联动的捕获突破型、技术环境联动的协调开拓型和技术支持的自驱求变型;(2)企业吸收能力在实现高水平数字创新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感知能力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替代外部环境对于企业的正向影响作用,环境要素中对数字创新起主要推动作用的是市场竞争程度;(3)缺失数字基础设施、高层次人才、感知能力、吸收能力这4个因素对非高水平数字创新的形成有着相对普遍的作用。因此政府应进一步优化市场竞争与政府支持的动态协同机制,构建企业良好的数字创新环境;新一代信息技术企业则应遵循系统性原则,结合自身优势和外部环境选择提升数字创新绩效的模式,并要积极培育支撑组织数字创新的动态能力,以提升企业创新效率和创新质量。

高校科技成果转化要素的结构性差异与配置困境--基于技术-组织-环境理论与扎根理论的联合探索

对多方主体共同参与的科技成果转化复杂系统中,不同要素组合模式或权重导致成果转化面临不同困境及决策走向的探索历久弥新,因此尝试突破单一理论框架,深入阐释要素组合模式或权重差异等结构性问题,以及有效解释不同领域的成果转化要素结构模式。联合技术-组织-环境理论和扎根理论,以湖南省6所高校16个不同领域的科技成果转化团队为案例对象,通过实地调研、半结构化访谈、电话访谈、历史文献考证等多种方式获取相关数据并进行分类对比,构建包含技术、组织、环境3类主范畴8类次范畴的高校科技成果转化要素分析框架。结果发现:基于对不同要素的关注度不同,高校科技成果转化要素配置结构主要可分为环境制约型、技术-组织依赖型、环境-组织依赖型、均衡配置型4类;此外,当前存在顶层设计缺失、专业服务体系不健全、人才流失、技术与市场供需不匹配等要素配置困境,这些困境主要来源于政府、市场、高校、专业服务机构、科研团队五大主体。为此,需要促进五大主体协同发力,通过强化顶层设计的宏观指引、构建适宜的政策环境与组织环境等举措,共同推动科技成果转化要素全方位科学、优化配置。

技术-大组织-环境:“互联网+政务服务”平台创新路径--以厦门“免申即享”平台为例

“互联网+政务服务”当前已成为推进政府数字化建设的发展大势,其平台创新也是各级政府关注的重点。本研究以厦门市惠企政策“免申即享”平台为案例,基于TOE框架,对其平台的建设和创新进行分析,由此对TOE框架进行改造,构建出“技术-大组织-环境”的理论框架,从而提出“互联网+政务服务”平台的创新路径。在“互联网+政务服务”平台创新的过程中,组织维度是核心,要重视组织建设,增强“大组织”紧密度和协作性;环境维度是保障,要营造良好环境;技术维度是基础,要提升技术水平;三者协同联动是关键,要平衡和加强三个维度的建设。

什么决定了区域数字化发展?——基于“技术-组织-环境”(TOE)框架的联动效应分析

为进一步揭示数字化差异化发展的机理,基于“技术-组织-环境”(TOE)框架,结合区域数字化发展的前因条件,采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以中国31个省份为例,分析各省份数字化发展背后的驱动机制,得出推动区域数字化发展的组态路径。研究发现:(1)区域市场化水平是影响区域数字化发展的单一必要条件;(2)高区域数字化发展水平的4条驱动路径分别为环境主导型、组织-环境型、均衡型和组织主导型,多以财政资源供给和技术市场发展水平作为核心因素;(3)区域数字化高质量发展需要多个条件变量发挥协同作用,单一或少数变量难以对发展绩效产生影响;(4)各组态间的条件变量均存在潜在替代关系。根据研究结论,最后提出发挥财政资源供给的基础作用和完善技术交易市场体系建设等对策建议。

社会-技术转型多层级视角:形成背景、理论渊源及构成框架

近年来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社会-技术转型理论成为解决环境与社会可持续发展问题的主导性理论,并形成了多个理论分支。作为其分支之一的社会-技术转型多层级视角理论,以整个系统为分析对象,将社会、政治、文化等因素纳入分析框架,强调通过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级之间动态、非均衡的协同演化,推动系统整体的变革与创新,成为当前理解和推动可持续发展的主流分析框架。为了系统把握这一理论内涵,本文讨论了社会-技术转型多层级视角的形成背景,从演化经济学、创新社会学、制度理论等多学科角度探讨其理论渊源,系统分析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级的构成及特点。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讨通过上述三个层级之间动态的非线性相互作用推动可持续转型的演进过程、阶段特点及表现形式,以期丰富系统创新、可持续发展等的理论成果。

TAM-TOE整合视角下建设行业人工智能技术采纳行为研究

随着建设行业的数字化转型,融合传统工程建设与人工智能技术已成为迫切需求。本研究以技术接受模型和技术-组织-环境框架为理论基础,运用结构方程模型分析了建设行业中人工智能技术采纳行为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在技术层面,人工智能技术的特性显著影响用户的感知易用性和有用性,进而直接影响采纳行为;而技术复杂性虽对感知有用性影响不显著,但明显增加了感知易用性的难度。在环境方面,外部环境对感知有用性有显著正向影响,但对感知易用性影响较弱,同时也直接影响采纳行为。组织层面上,针对人工智能技术的充分准备能显著提升员工的感知易用性、感知有用性并促进采纳行为,而领导层的支持则主要增强员工的感知易用性,进而推动其采纳行为。这表明,工程建设企业在推动人工智能技术应用时,应综合考虑技术、组织和环境三方面的关键因素,以制定更有效的战略。

乡村环境治理:制度、技术与效能——基于中央政策文本分析

基于新公共治理理论的“制度-技术-效能”框架,运用词频和词频聚类分析法,对1978—2022年中国中央政府机构关于乡村环境治理政策文件进行文本分析发现,乡村环境治理政策的阶段性演变逐步聚焦到治理效能,政策的制度设计走向系统化和协调性,技术工具转向开发和运用适用技术进行精细化治理,以实现乡村绿色发展和全面振兴的效能目标。为此,乡村环境治理实践应立足于治理区域的实际情况,强化治理机制的协同效能、提升数字化治理效能、增强适应性治理效能。

环境价值观对农户绿色生产技术采纳意愿的影响研究——有调节的中介模型

农户是否愿意采纳绿色生产技术,关系到我国农产品质量安全和农业绿色可持续发展的实现。基于河南省355户农户调研数据,立足“社会人”假设,整合计划行为理论和价值-态度-行为理论,运用结构方程模型和PROCESS检验程序,探讨环境价值观和主观规范对农户绿色生产技术采纳意愿的影响,检验主观规范的中介作用以及规模经营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1)农户对不同农业绿色生产技术的采纳意愿存在差异,从高到低依次为耕地质量提升与保育技术、农业废弃物循环利用技术和化肥农药减施增效技术;(2)环境价值观的3个维度中,生态价值观对采纳意愿有直接影响,利他价值观和利己价值观通过行为态度和主观规范对采纳意愿产生间接影响;(3)行为态度和主观规范在环境价值观对采纳意愿影响的过程中发挥中介作用;(4)经营规模在利他价值观和利己价值观分别影响主观规范的过程中具有正向调节作用。基于研究结果分析,提出强化农户环境价值观培养、推进绿色乡风文明建设、加快规模经营主体培育以及驱动绿色生产技术创新等政策建议。

技术-组织-环境框架下知识优势对医药制造业创新绩效的组态分析

基于技术-组织-环境(TOE)框架,以我国31个省份为研究案例,运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sQCA)方法从知识优势形成角度分析技术、组织、环境等条件对提升我国医药制造业创新绩效的联动效应及驱动路径。结果表明,单一知识优势并不是导致高水平医药制造业创新绩效的必要条件,知识优势对医药制造业创新绩效影响存在多重并发因果关系,产生3条高水平医药制造业创新绩效的组态。以技术创新能力、组织运营规模和政府支持力度为核心条件,将3条组态分为2种路径,即“技术-环境”双元驱动型路径和“技术-组织-环境”三元协同型路径;知识优势驱动医药制造业创新绩效的高水平组态存在地区差异。建议政府、医药行业及企业重视并强化不同要素组合的深度融合和联动效应,因地制宜、因需施策,从而使医药制造业建立并发挥知识优势以提高创新绩效。

基于TOE框架的数字技术赋能政府预算绩效管理研究

随着互联网、区块链、云计算等技术的发展,数字技术从思维和技术层面广泛影响着政府治理,对推进政府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重要作用。为发挥治理工具的有效性,将数字技术嵌入政府预算绩效管理,基于“技术-组织-环境”(TOE)模型,构建数字技术赋能政府预算绩效管理的框架,解释数字技术如何为预算管理提供新的制度设计和工具支持,并结合现实困境,提出针对性政策建议,以期为政府预算绩效管理注入新的活力。

“互联网+”时代学习环境重构:技术后现象学的视角

在"互联网+"时代,人们对学习环境变革与创新的期待日益强烈。课堂学习环境是学习者最基本的"学习场"。传统以实体为中心的思维模式,导致课堂学习环境研究遮蔽了"人与技术"之间的关系。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学习环境的技术植根性及其对学习者活动经验的规限性,决定了"技术与学习者关系"是课堂学习环境研究中不可规避的核心问题。技术后现象学主张关系本体,"从人与技术的关系切入"、"凸显变更-多重稳定"、"强调技术化身体"和"关注技术为中介的实践",建构起"人-技术-世界"三者融合统一的关系图景,为"互联网+"时代课堂学习环境的重构提供了新颖的方法论基础。循着技术后现象学独特的理论框架,"互联网+"时代课堂学习环境重构趋向三条推进路径:创设身体"在场"的具身参与环境,创设灵活多变的适应性环境以及创设以知识人造物为中介的创造性环境。

基于复杂系统理论的技术系统演化分析

在完善逻辑斯氵帝克 (L ogistic)模型的基础上 ,结合自组织理论和协同学原理分析了技术系统进步和替代的演化过程 ,指出在技术进步的不同阶段内因和外因的作用不同 ,解释了技术替代过程中的振荡现象。提出技术是人类—环境系统协同发展中介的思想和有效调控技术进步的政策建议。

基于实体连接的信息组织技术

企业在实施信息化过程中 ,由于未规划系统和信息变动因素等存在 ,使得企业不得不改变原有信息系统的数据模式 ,但现有的信息组织技术及理论却难以解决未规划系统和信息变动对数据模式无损依赖性和无损连接性的影响 ,极大地影响了企业实施信息化的进程 ,也造成了资源浪费。针对以上问题 ,以关系数据理论为基础 ,借助E-R语义建模模型 ,提出了一种基于实体连接的信息组织技术 ,该信息组织技术具有良好的扩展性和柔性 ,能够适应企业信息的变化和调整。

个人—组织契合的理论基础:价值论和契合论

个人—组织契合是组织行为学的核心概念,指个人与组织在价值观上的一致性。本文追溯并总结了个人—组织契合的重要理论基础,这些基础的理论能够为更多个人—组织契合的理论构建提供一定的参考。个人—组织契合的基础理论涉及两个方面,有关价值观的理论,以及有关契合的理论,价值观的理论包含价值理论以及价值观与行为关系的若干理论,契合理论是指个人—环境契合理论,价值论和契合论的综合构成了个人—组织契合的理论基础。

组织学习理论:喧嚣中的蠕行

在收集和阅读大量组织学习理论文献的基础上 ,对组织学习理论的起源、发展、研究方法和最近的主要研究成果进行了系统归纳和总结 ,以便为国内组织学习研究提供理论基础。

开放系统组织理论视角下共青团组织改革问题研究

共青团组织自建立之初就承担着为中国共产党培养合格建设者和接班人的历史使命,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中扮演重要角色,始终顺应时代发展趋势是其取得成功的关键。在当今全球一体化、信息技术发达、社会思潮多元的大背景下,共青团组织面临着多重挑战,全面改革成为共青团组织发展的必然选择。本文使用开放系统组织理论,分析组织与环境的联系机制,建立"组织-环境"系统分析框架,通过共青团组织发展历史的组织理论分析,结合当前面临的新形势,探索科学的组织理论在共青团组织发展中的应用,为共青团组织的改革提供建议。

重污染企业绿色转型组态路径——基于TOE理论框架

基于TOE(技术-组织-环境)理论框架,整合技术-组织-环境3个层次的前因变量用以构建重污染企业绿色转型模型,通过fsQCA(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研究方法对重污染行业中85家上市企业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并从组态视角研究5个前因变量的相互作用及对企业绿色转型环境绩效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重污染行业中上市企业绿色转型高环境绩效的重要前因变量是绿色技术创新和环境规制。企业绿色转型高环境绩效的组态路径主要有4种,分别是技术-组织主导型、环境-技术主导型、技术-组织-环境协同型以及环境-组织主导型。这表明企业实现绿色转型高环境绩效存在多条可选择路径,企业应结合自身优劣势,利用前因变量之间的替代和互补效应,实现多样化企业绿色转型高环境绩效。

先赋与诱导:政府购买服务环境下社会组织行动策略研究

随着政府购买服务成为观察政府与社会组织互动关系的切入口,社会组织为维护自身利益的行动策略也日益受到关注。政府购买服务“制度-技术”环境为社会组织行动提供了活动空间。官办社会组织、民办社会组织为承接政府购买服务、获取政府购买环境中的有利位置,依托组织属性和资源,分别采取不同的组织行动策略。官办社会组织在政府购买环境中采取制度化结构、网络化联盟、体制内试验、项目化管理等行动策略,属于先赋型行动,依赖并借助政府部门的强势支持,获得了天然的制度合法性及其资源。民办社会组织在政府购买环境中采取资源化导向、社会化动员、行政性嵌入、商业化思路、专业化定位等行动策略,属于诱导型行动,根据具体的环境主动或被动调整组织行动,以获取组织生存和发展的关键资源。社会组织行动策略是平衡政府购买环境中有利因素与不利因素的重要机制。

基于组态思维的工业企业技术创新研究——以辽宁省为例

以辽宁省14个地级市的工业企业为主要研究对象,运用fs-QCA方法进行组态分析,探究前因条件对企业技术创新的联动影响。结果发现,任意单一条件均不是构成工业企业高与非高技术创新的必要条件,结果由多种因素共同作用;高技术创新的组态路径共有3条,技术基础建设、企业规模及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在企业技术创新中发挥重要作用;非高技术创新由4条组态路径构成,与高技术创新相比呈现出非对称性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