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技术-组织-环境(TOE)与整合型科技接受模式(UTAUT)的智慧工地发展影响因素分析

智慧工地利用信息技术和可视化平台为建设项目提供精准的工程模型设计,通过智能化管理监督能够实现高效的协同工作和优化生产,但当前智慧工地的普及度和智慧化程度较低,且未实质运行。为此,利用技术-组织-环境(TOE)与整合型科技接受模式(UTAUT)组合模型,基于文献数据、政策文本和访谈文本,运用扎根理论的编码方法识别出智慧工地发展的影响因素,同时综合使用DEMATEL-ISM方法对各影响因素之间的层次关系进行研究,探究各因子的影响程度并使其结构层次化。结果表明:核心技术成熟度、现场软硬件设施、产需匹配度和物料设备智能化管理等组织采纳因素是影响智慧工地发展的直接因素;智慧工地的战略目标规划和人员专业化程度是影响智慧工地发展的根本原因,其中人员专业化程度影响程度最大。基于此,政府有关部门应制定合适匹配智慧工地发展的战略目标及战略规划,并通过推广职业认证以提高工作人员的专业素质。

“技术-组织-环境”因素联动对企业数字创新的影响——基于新一代信息技术企业的QCA分析

基于“技术-组织-环境”(TOE)框架,使用沪深A股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上市企业数据,通过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sQCA)方法探寻技术、组织与环境3个层面7个前因条件对企业数字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1)企业通过多因素联动实现数字创新,存在4类能够产生高水平数字创新的组态,即技术环境联动的学习转化型、技术环境联动的捕获突破型、技术环境联动的协调开拓型和技术支持的自驱求变型;(2)企业吸收能力在实现高水平数字创新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感知能力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替代外部环境对于企业的正向影响作用,环境要素中对数字创新起主要推动作用的是市场竞争程度;(3)缺失数字基础设施、高层次人才、感知能力、吸收能力这4个因素对非高水平数字创新的形成有着相对普遍的作用。因此政府应进一步优化市场竞争与政府支持的动态协同机制,构建企业良好的数字创新环境;新一代信息技术企业则应遵循系统性原则,结合自身优势和外部环境选择提升数字创新绩效的模式,并要积极培育支撑组织数字创新的动态能力,以提升企业创新效率和创新质量。

技术-大组织-环境:“互联网+政务服务”平台创新路径--以厦门“免申即享”平台为例

“互联网+政务服务”当前已成为推进政府数字化建设的发展大势,其平台创新也是各级政府关注的重点。本研究以厦门市惠企政策“免申即享”平台为案例,基于TOE框架,对其平台的建设和创新进行分析,由此对TOE框架进行改造,构建出“技术-大组织-环境”的理论框架,从而提出“互联网+政务服务”平台的创新路径。在“互联网+政务服务”平台创新的过程中,组织维度是核心,要重视组织建设,增强“大组织”紧密度和协作性;环境维度是保障,要营造良好环境;技术维度是基础,要提升技术水平;三者协同联动是关键,要平衡和加强三个维度的建设。

基于组织-技术依存网络的技术融合机理

技术融合能够显著提高企业的创新能力,对技术融合机理的深入探索有助于选择合适的创新伙伴和融合技术。构建依存型网络分析模型,探究技术特征和技术依附的组织特征与技术融合的关系,并对人工智能产业进行实证研究。研究表明:吸收能力强或扩散能力强的技术容易吸收或流向其他技术;技术成熟度高、技术邻近性强的两种技术容易发生双向流动;被多个组织拥有的共性技术不容易吸收其他技术,但容易流向其他技术,单个组织内拥有的技术间容易发生双向流动。

基于“节点-场所-城市”模型的高速铁路TOD项目开发环境排序研究

TOD作为一种以公共交通为导向的城市发展模式,近年来越来越多地应用于高速铁路沿线站点的铁路综合土地开发项目。在一条特定的高速铁路线路上,为避免资源浪费,确定沿线站点TOD开发环境重要性排序是在投资决策中必须探讨的问题。为准确、科学地评估各站点TOD开发环境的实际情况,基于扩展的“节点-场所-城市”三维模型,建立高速铁路TOD项目开发环境排序评价指标体系,并在传统熵权-TOPSIS排序方法的基础上,加入耦合度作为维度平衡度修正排序方法。福厦客运专线沿线TOD项目开发环境实例分析结果表明,基于“节点-场所-城市”模型计算得出的排序分类结果,以及高速铁路站点TOD开发与城市发展的相关研究成果,能为高速铁路TOD项目开发环境成熟度排序提供参考。

“项目驱动-智慧教学”教学法在“组织学实验技术”课程中的应用

文章首先阐述了“组织学实验技术”课程教学现状,接着介绍了“项目驱动-智慧教学”教学法的特点,最后从构思与设计、执行与实施、教学效果分析与评价三个方面论述了“项目驱动-智慧教学”教学法在“组织学实验技术”课程中的应用。

技术溢出、贸易成本与经济地理新均衡——克鲁格曼中心-外围模型新拓展

发展的新经济地理学模型认为固定成本不再是外生变量,而是与技术溢出有关的内生变量,企业会因为技术溢出的正向外部性减小固定生产成本而获得更多收益。发展的新经济地理学模型是对克鲁格曼中心-外围模型的新拓展,与原始中心-外围模型相比,得出有特色的研究结论主要有本地技术溢出效应增强会促进产业的集聚,而跨界技术溢出效应的增强会促使产业空间分布趋向分散。与原始中心-外围模型相比,技术溢出导致对称结构稳定均衡的贸易自由度范围更窄,而中心-外围结构稳定均衡的贸易自由度范围更宽;当贸易自由度较大、本地技术溢出效应较大或跨界技术溢出效应较小时,市场拥挤效应可能不存在,此时市场拥挤效应转化为促进产业集聚的动力;突破点既可以小于持续点也可以等于持续点或大于持续点,由此,随着贸易自由度的变化,产业空间结构的演化不仅可以表现为突变的特征,也可以表现出渐变的特征。驼峰状集聚租金曲线是存在的,即使在完全贸易自由度条件下,集聚租金也不会消失。

生态环境研究中压力-状态-响应模型应用的陷阱与改善

压力-状态-响应(Pressure-State-Response, PSR)模型在国内外生态环境研究领域中应用十分广泛,但有关该模型指标遴选的适宜性和科学性则较少受到重视,导致模型在实际应用中存在指标的套用、误用、混用等现象。通过对国内外100多篇PSR模型应用研究文献的梳理与分析,认为:(1)PSR模型的实质是对人地关系的适应、反应与响应的评估,压力(Pressure)更多源于人类活动对自然资源的利用方式与强度,状态(State)是人类活动压力下生态环境自身的质与量的表现,响应(Response)则是对谋求人地关系和谐所做出的制度安排,PSR模型指标遴选宜与之相契合。(2)目前国内外PSR模型应用主要存在内生性(Endogeneity)、矢量性(Vectority)、指示性(Indexicality)、针对性(Pertinence)等四个方面的缺憾。(3)忽视研究目标的指向性、科学问题的针对性、研究对象的特殊性、人地关系的复杂性以及研究者的主观性等,是造成PSR模型应用陷阱的主要因素。最后,本文提出PSR模型的优化与改善路径,以期为生态环境领域的PSR理论实证和实践应用提供参考。

1,8-桉叶油素干预大鼠实验性牙周炎模型的炎症反应

背景:研究表明,天然植物精油提取物1,8-桉叶油素具有抗炎、抗氧化、抗菌、抗肿瘤等多种药理作用,在多种疾病中表现出抗炎作用。目的:探讨1,8-桉叶油素对大鼠实验性牙周炎模型炎症反应的影响。方法:按照完全随机数字表法将30只SD大鼠随机分为正常对照组、牙周炎对照组和1,8-桉叶油素组,每组10只。牙周炎对照组和1,8-桉叶油素组利用正畸钢丝结扎法构建实验性牙周炎模型。造模8周后,正常对照组和牙周炎对照组大鼠颊、腭侧牙周袋内均注射生理盐水,1,8-桉叶油素组大鼠颊、腭侧牙周袋内注射1,8-桉叶油素溶液,2次/d,连续给药4周。给药结束后,进行牙周临床指标检测、牙周组织学评估、血清炎症因子水平检测及牙龈组织中炎症因子m RNA与蛋白表达检测。结果与结论:①与正常对照组比较,牙周炎对照组大鼠牙龈出血指数、牙周探诊深度增加(P<0.05),血清中白细胞介素1β、肿瘤坏死因子α、白细胞介素6水平升高(P<0.05),血清中白细胞介素10水平降低(P<0.05),牙龈组织中白细胞介素1β、肿瘤坏死因子α、白细胞介素6mRNA与蛋白表达均升高(P<0.05),牙龈组织中白细胞介素10 mRNA与蛋白表达均降低(P<0.05);苏木精-伊红染色结果显示,牙周炎对照组大鼠牙周组织炎症明显。②与牙周炎对照组比较,1,8-桉叶油素组大鼠牙龈出血指数、牙周探诊深度减少(P<0.05),血清中白细胞介素1β、肿瘤坏死因子α、白细胞介素6水平降低(P<0.05),血清中白细胞介素10水平升高(P<0.05),牙龈组织中白细胞介素1β、肿瘤坏死因子α、白细胞介素6 mRNA与蛋白表达均降低(P<0.05),牙龈组织中白细胞介素10 mRNA与蛋白表达均升高(P<0.05);苏木精-伊红染色结果显示,1,8-桉叶油素组大鼠牙周组织炎症明显减轻。结果表明,1,8-桉叶油素治疗可减轻大鼠实验性牙周炎模型的炎症反应。

基于点-弧、弧-路模型的集装箱循环班列车流组织研究

立足“公转铁”和“散改集”货源,基于集装箱运输需求的变化性和区域的不均衡性,为了实现集装箱和车辆的均衡发展、改善集装箱运输组织模式,从而充分利用铁路运输能力、提升铁路货运服务质量,围绕一种新型集装箱班列组织模式—固定车底循环班列,探讨其开行条件、班列走行径路等问题。以空车总走行距离最小为目标建立集装箱固定车底循环班列车流组织的点-弧模型,以求解循环班列的弧段选用和弧段上分配的箱流量;考虑循环班列的走行径路特点,以空车总运输成本最小为目标建立弧-路模型,以求解循环班列的走行路径和弧段上分配的箱流量。基于20英尺35 t通用箱的市场使用情况,以35 t通用箱的运单数据作为实证研究,设计搜索循环班列可行路径的算法,利用Gurobi求解器求解2种模型,分析求解结果得到了车流组织方案。对比分析2类模型在计算效率和求解结果等方面的区别,验证了模型的有效性。案例结果表明:点-弧模型求解速度快但无法直观得到走行径路和分配结果,弧-路模型对大规模网络的求解效率较低但能直接得到走行径路和分配结果,集装箱循环班列的车流组织方案可根据运输需求的空间分布和运输组织的复杂性进行调整,以提升运输效率。本研究成果能够为丰富铁路货运产品、设计循环班列组织方案提供理论方法。

高校科技成果转化要素的结构性差异与配置困境--基于技术-组织-环境理论与扎根理论的联合探索

对多方主体共同参与的科技成果转化复杂系统中,不同要素组合模式或权重导致成果转化面临不同困境及决策走向的探索历久弥新,因此尝试突破单一理论框架,深入阐释要素组合模式或权重差异等结构性问题,以及有效解释不同领域的成果转化要素结构模式。联合技术-组织-环境理论和扎根理论,以湖南省6所高校16个不同领域的科技成果转化团队为案例对象,通过实地调研、半结构化访谈、电话访谈、历史文献考证等多种方式获取相关数据并进行分类对比,构建包含技术、组织、环境3类主范畴8类次范畴的高校科技成果转化要素分析框架。结果发现:基于对不同要素的关注度不同,高校科技成果转化要素配置结构主要可分为环境制约型、技术-组织依赖型、环境-组织依赖型、均衡配置型4类;此外,当前存在顶层设计缺失、专业服务体系不健全、人才流失、技术与市场供需不匹配等要素配置困境,这些困境主要来源于政府、市场、高校、专业服务机构、科研团队五大主体。为此,需要促进五大主体协同发力,通过强化顶层设计的宏观指引、构建适宜的政策环境与组织环境等举措,共同推动科技成果转化要素全方位科学、优化配置。

基于生物-生态修复技术的河湖廊道环境治理方法

为了保障河湖环境的长期健康发展,基于生物-生态修复技术,研究河湖廊道环境治理方法。利用渔网和PE网布置进出水口拦截网,采用人工与机械相结合的方式对污染河道进行清淤,并设置初沉池、二沉池和拦水坝结构;按照分段整治策略,对缺乏植物生长及生态功能的区域进行护岸平整、土工格栅与格室铺设、生态袋挡墙构建、土工格室填土、封顶以及草种种植。治理后河湖廊道的生态功能得到了有效恢复,水质检测结果可达到IV类标准。

技术站单组列车编组计划0-1规划模型研究

针对目前铁路技术站单组列车编组计划选优问题较为复杂的实际,采用应用数学的智慧型研究方法,构建技术站单组列车编组计划优化的线性0-1规划模型,以建立在技术站分布呈现网络状条件下,考虑技术站单组列车编组计划同一支车流不拆散原则和车流接续归并原则,及车站改编能力限额约束为主要研究内容。线性0-1规划模型求解复杂度相对于非线性模型有较大幅度降低,可在一定条件下解决铁路技术站单组列车编组计划选优问题,为技术站分组列车编组计划方案选优的可持续研究提供一定理论支持。

污染环境下具有Markov切换的随机食饵-捕食渔业模型及其最优收获

本文研究在污染环境中具有白噪声和Markov切换的随机食饵-捕食者渔业模型的最优收获策略.首先证明全局正解的存在唯一性,讨论种群灭绝和持久的阈值.通过构造适当的Lyapunov函数得到遍历平稳分布存在的充分条件.应用遍历方法研究模型的最优收获策略.最后,提供一些数值模拟来证明理论分析.分析表明, Markov切换可以抑制种群的灭绝,而白噪声强度和污染物浓度对最优收获策略有明显的负面影响.

什么决定了区域数字化发展?——基于“技术-组织-环境”(TOE)框架的联动效应分析

为进一步揭示数字化差异化发展的机理,基于“技术-组织-环境”(TOE)框架,结合区域数字化发展的前因条件,采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以中国31个省份为例,分析各省份数字化发展背后的驱动机制,得出推动区域数字化发展的组态路径。研究发现:(1)区域市场化水平是影响区域数字化发展的单一必要条件;(2)高区域数字化发展水平的4条驱动路径分别为环境主导型、组织-环境型、均衡型和组织主导型,多以财政资源供给和技术市场发展水平作为核心因素;(3)区域数字化高质量发展需要多个条件变量发挥协同作用,单一或少数变量难以对发展绩效产生影响;(4)各组态间的条件变量均存在潜在替代关系。根据研究结论,最后提出发挥财政资源供给的基础作用和完善技术交易市场体系建设等对策建议。

长江经济带旅游经济-城镇化-生态环境耦合研究

旅游经济-城镇化-生态环境的耦合协调发展是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探索三者之间的关系及其驱动因素具有重要意义。以长江经济带为研究区,构建旅游经济-城镇化-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发展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熵值法、耦合协调模型、OLS模型、GWR模型等,从时空视角探究长江经济带11个省市2012~2021年旅游经济-城镇化-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发展状况和驱动因素。结果表明:①2012~2019年长江经济带耦合协调度呈上升趋势,生态环境子系统起主导作用;2020~2021年的新冠疫情期间,耦合协调度先明显下降,后缓慢恢复。②长江经济带旅游经济-城镇化-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度呈现东高西低的空间格局,各省市综合评价水平、子系统评价水平得分的上升和恢复速度有明显差异,长江经济带总体向有序协调发展。③推动三系统协调发展的驱动因素总体可分为外部动力和内在动力,其中以入境游客人数为代表的外部动力和以水资源总量、工业废水排放量为代表的内部动力对长江经济带耦合协调的正向驱动作用最强。

IEA国家经济-能源-环境-社会四元系统时空演化特征研究

经济、能源、环境和社会之间存在耦合协调关系。基于46个IEA国家的样本,构建经济-能源-环境-社会(3E1S)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并利用改进的耦合协调度模型,对3E1S耦合协调度进行时间和空间差异分析。研究发现,IEA国家2000-2020年整体的耦合协调度呈现波动上升趋势,维持在0.60~0.70之间,属于初级协调水平。若进一步将46个国家划分为14个地理亚区,可以看出各地区空间上呈现随机分布趋势,总体上差异较小,但北欧、西欧形成了明显的“高-高”集聚效应,能够带动周边地区发展。研究的结论强调了促进3E1S协调发展的重要性,建议政府加强政策协同、促进区域合作与经验交流,激励创新和技术发展,并加强耦合协调度的监测与评估。

数字经济对城乡“环境-经济”协同发展的影响研究

文章基于2013—2020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在采用熵权法和耦合协调度模型测度数字经济与“环境-经济”协同发展水平的基础上,运用面板固定效应模型、中介效应模型和门槛效应模型,实证检验数字经济影响“环境-经济”协同发展的效应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1)数字经济显著促进城乡“环境-经济”协同发展。城市维度上呈现“倒U型”特征,且中西部、东北部较东部更显著;乡村维度上呈现“正U型”特征,且东部和东北显著、中西部不显著。(2)城市维度上产业结构高级化、技术创新是数字经济影响“环境-经济”协调发展的重要机制,其中产业结构高级化呈现门槛特征;乡村维度上产业结构高级化、技术创新和监督约束均是数字经济影响“环境-经济”协调发展的重要机制,但不存在门槛特征。因此,因地制宜,实施与本地比较优势相匹配的数字经济发展策略,继续推动产业结构变迁、技术创新,强化监督约束,有机统一“数字乡村”建设和“智慧城市”建设,以城乡联动融合发挥数字经济在促进“环境-经济”协同发展的引导效应。

个人-环境(组织)匹配视角的员工幸福感

个人-环境匹配与员工幸福感的相关研究集中在整体工作满意度、情感幸福感、工作层面满意度、心理幸福感四个方面;当前的研究不仅关注个人-环境的匹配与员工幸福感的相关,还重视个人-环境的不匹配及其方向性对员工幸福感的影响;并通过引入调节变量构建整合的员工幸福感影响因素模型。今后的研究要对相关概念进行清晰界定,对员工幸福感的研究内容需要超越工作满意度,要关注个人-环境匹配的不同层面与幸福感的关系,在方法上要结合组织情境开展动态研究。

可视化技术及“模型-文档-视”结构在水稻生长模拟中的应用

该研究利用可视化技术和“模型 -文档 -视”的管理模式 ,试图改进作物模型系统的用户界面和系统组织结构。利用Hermite曲线模拟水稻叶片的形态 ,将作物模拟结果图形化、图像化 ,使水稻生长模拟的结果直观化。并在面向对象编程技术的基础上 ,将 MFC的“文档 -视”的结构扩展为“模型 -文档 -视”结构 ,使作物模拟系统中数值模拟、数据管理和用户界面的设计相互分离 ,且系统中的类与类之间能有效进行数据交换 ;整个系统可整合为几个“模型 -文档 -视”组 ,使系统结构简化 ,易于管理 ,是对面向对象编程技术的一种扩展。本研究表明 :采用“模型 -文档 -视”模式编程能使整个作物模型系统结构简明 ,提高研究人员的编程效率 ;可视化技术的使用 ,使用户能直接将模拟结果与田间生长状况进行比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