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能异质性劳动力选择性集聚的学习交流效应与地区生产效率——来自制造业微观企业的证据

本文通过构建关联高技能劳动力集聚势能(APE)指标,从理论与实证上考察了由劳动力选择性集聚带来的学习交流效应对当地制造业企业生产效率的影响。实证结果发现,高技能劳动力集聚带来的学习交流机会的增加能够通过促进企业的创新行为显著提升地区企业生产效率,其中由移民高技能劳动力集聚带来的贡献不断凸显。进一步的研究发现,APE对企业生产率的促进作用在较大的经济区域内均显著存在,移民高技能劳动力的流动与集聚削弱了区域间人才交流壁垒,促进了区域间交流合作与融合。

中间品进口种类多样化、技能异质性与农村劳动力城市就业

文章通过构建一个基于劳动力技能异质性的理论模型,发现中间品进口种类多样化导致的生产率提升效应会降低农村劳动力在城市就业所需的最低技能水平,从而提高农村劳动力在城市的就业率。在此基础上,利用2011~2013年中国海关数据库测算城市层面的中间品进口种类,并将其匹配到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的微观样本,实证研究显示:中间品进口种类多样化会显著提高农村劳动力在城市的就业概率;中间品进口种类多样化提升农村劳动力城市就业率的效应对省内迁移以及长期迁入的农村劳动力更大,且在东部、中部与西部地区梯次递增;中间品进口种类多样化对低技能农村劳动力就业率的提升效应要更显著,并显著提高了城市全要素生产率。

大规模工业机器人应用与异质性技能劳动力之间的替代互补关系

本文研究了工业机器人应用对异质性技能劳动力变化的结构效应,理论分析显示:工业机器人技术进步促使它加快对传统物质资本以及低技能劳动力的替代,并与高技能劳动力形成互补关系,增加对其需求。利用21个国家和地区在1990—2015年的经验数据分析证实了上述推论:即工业机器人应用数量增加10%,则低技能劳动力需求在所有劳动力中的比重将下降0.64%。而高等、中等技能劳动力需求在所有劳动力中的比重将分别提高0.26%、0.38%。本文进一步分析了工业机器人应用对不同类型劳动力收入份额变化的影响,并提出减少工业机器人应用负面冲击的政策建议。

人口流动管制与中国宏观经济波动——基于异质性技能视角分析

人口流动是我国经济的热点问题之一,那么人口流动管制对我国宏观经济波动有什么样的影响?文章在标准RBC一般均衡模型中引入了异质性高低技能劳动,考察了人口流动管制对宏观经济波动的影响。研究发现:(1)劳动人口流动管制对总产出和总消费都有负向影响,会增加低技能工资,降低高技能工资;(2)资本质量冲击、政府购买冲击不仅会使消费和工资水平下降,同时也会造成福利下降,其中单位政府购买冲击会使居民福利下降最大,低技能总福利损失大于高技能总福利损失;(3)通过方差分解发现人口流动冲击能解释产出波动的7.83%和投资波动的5.60%,同时还发现随着经济中高技能比重加大,单位人口流动负冲击对社会福利损失越大。文章基于人口流动管制异质性视角研究得出流动人口管制不利于经济增长和社会总福利,为我国流动人口研究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

公共服务与技能溢价——基于劳动力结构的视角

公共服务通过促进技能偏向性技术进步、促进技术行业发展以及影响劳动力结构等途径影响劳动力的供给和需求,进而显著影响技能溢价。本文使用2004—2018年30个省市的数据,通过构建面板模型实证检验了公共服务与技能溢价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劳动力结构在公共服务与技能溢价之间存在中介效应,公共服务对技能溢价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进一步以劳动力结构为门槛变量进行门槛回归,发现公共服务对于技能溢价的影响存在拐点,且在拐点两侧存在显著异质性影响。东部地区公共服务在门槛值两侧对技能溢价都具有抑制作用,而且随着劳动力结构的上升这种抑制效应不断增强;中、西部地区公共服务在门槛值两侧分别呈现先促进后抑制的现象,低于门槛值时公共服务对技能溢价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效应,高于门槛值时公共服务对技能溢价则具有较为显著的负向影响效应。当前中、西部地区公共服务水平较低仍未达到门槛值,因而中、西部地区需要不断提升公共服务水平,通过培养和吸引高技能人才,提高技能劳动力在全体劳动力中占比,最终达到缩小技能工资差异,提高劳动者的消费能力和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政策效果。

数字经济发展与家庭人力资本投资——异质性技能劳动力与长短期效应研究

数字经济与人力资本是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因素。本文将数字经济指数与2014—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相匹配,通过划分高低技能层次的劳动力,考察了数字经济对家庭人力资本投资影响的长短期效应及作用渠道。研究发现,从短期来看,数字经济的岗位替代效应通过挤入高技能劳动力和挤出低技能劳动力,提高技能溢价水平,进而促进高技能劳动力家庭人力资本投资,反而在一定程度上挤出低技能劳动力家庭人力资本投资;从长期来看,数字经济的生产率效应促使低技能劳动力相对生产率提升,降低了技能溢价水平,进而促进低技能劳动力家庭人力资本投资,对高技能劳动力家庭人力资本投资的影响反而不显著。进一步地,家庭养老负担、宏观经济环境和政府治理水平等均会使上述影响产生异质性效果。

中美贸易顺差对中国就业的影响--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本文基于中美贸易摩擦背景,研究中美贸易顺差对中国就业的影响,引入Cobby-Douglas生产函数理论作为变量选取依据,选取2001~2018年中国31个省(市)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在此基础上将31个省份分为东北、东部、中部和西部区域检验其异质性,以及基于劳动力技能不同层次检验其异质性。结果显示,对美贸易顺差对各省的就业具有正向效应,对中部地区效果最为显著,西部地区次之,东部地区和东北地区的效果并不明显;对美贸易顺差对低技能人员起到促进就业作用,对高技能人员却起到负向效应。研究表明,产业结构需由东部地区向中西部转移并且升级,劳动力结构也亟需升级,以促进中国各省经济和就业的可持续发展以及不同技能结构人员稳就业。

社保缴费的转嫁效应与劳动力市场再分配

社会保险制度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制度安排。基于21世纪初省级养老保险征收机构的变更(规范化改革)和2011年《社会保险法》的颁布(法制化改革),本文系统评估了社保缴费的转嫁效应与劳动力市场再分配。研究发现:(1)两次改革均提高了企业的实际社保缴费率,但缴费负担的转嫁形式不同。规范化改革增加的缴费负担由企业承担,并减少了企业的雇佣规模,而法制化改革增加的缴费负担由员工和企业共同承担,既降低员工工资,也减少了企业雇佣人数;(2)进一步分析显示,规范化改革中不同技能员工受到的就业冲击差异在不同模型中表现并不稳健,而法制化改革中低技能员工的工资受到的冲击相对更大,表明劳动力市场再分配效应的表现存在差异;(3)工资刚性和缴费凸显性较好地解释了两次改革中社保缴费的转嫁形式差异以及产生劳动力市场再分配效应的原因。研究结论为完善中国社会保险制度的再分配功能、扎实推进全社会共同富裕提供了政策启示。

城市规模与农民工市民化能力

本文使用2015年国家卫计委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用1982-1990年两次人口普查各城市人口增量作为城市规模的工具变量,并结合农民工技能异质性,在有效控制内生性可能导致的估计偏误后,研究城市人口规模对农民工市民化能力的影响。结果发现:城市规模与农民工市民化能力呈倒U型关系,随城市规模扩张市民化能力先增大后减小。高技能农民工市民化能力极值出现在人口200万左右的大城市,中低技能农民工市民化能力极值处于100-200万人口区间的城市。高技能农民工更容易从城市集聚中获益,这符合劳动力市场极化和人力资本外部性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