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积月累·短句抄写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论《抄写员巴特尔比》中的可靠与不可靠叙述

《抄写员巴特尔比》是梅尔维尔创作的一部经典短篇小说。以往的研究大都聚焦于书中的主人公巴特尔比,分析其复杂的形象以及故事背后的深意。本文从人物叙述者--律师出发,以不可靠叙述的三大类型为理论依据,探讨律师叙述的可靠性与不可靠性。本文认为律师的叙述并非全然可靠或不可靠,一些叙述还存在从不可靠向可靠转变的情况。

敦煌藏译儒学文献《古太公教》研究

敦煌藏译本《古太公教》现有三件,其中,两件写本藏于法国国家图书馆,编号为P.t.0987和P.t.0988,一件写本藏于日本台东区立书道馆,是中村不折旧藏敦煌西域文献中的一件藏文写本。经学界研究,确认敦煌藏译本《古太公教》是唐朝时期广为流传的儒家家庭教育文献《太公家教》的藏译本。通过文献学研究方法深入解读该文献内容,发现《古太公教》不仅包含《太公家教》的内容,也牵涉到了《论语》《战国策》《经律异相》等各类文献的相关内容。根据《新唐书》中关于吐蕃赞普派遣使者前往长安求取儒学经典的记载,有学者推测《古太公教》可能是吐蕃时期藏族先民向唐朝学习先进文明的产物。采用历史学研究方法,与敦煌汉文儒学文献产生的年代特征相比较,认为藏译儒学文献《古太公教》并非出自吐蕃时期,而是吐蕃王朝崩溃后敦煌归义军政权在恢复儒学地位的过程中顺势而生。针对以往研究中忽略的译者和抄写人员身份问题,结合该文献所采用的归化式翻译法,认为《古太公教》是由当时精通汉文化的一名藏族译者所译。从现有三件写本的抄写特征和汉文《太公家教》的题记内容分析,得出这些写本均由当时在敦煌各寺院学习儒家文化和藏文的学生所抄写的结论。

大脑半球损害病人的汉字抄写研究

对３７例左、右半球病变者进行汉字抄写等测查。结果发现：１．大脑半球病变影响汉字抄写，但左和右半球病变者、皮层和皮层下病变者、失语和非失语病人的汉字抄写成绩无明显差异；２．无论有无失语，抄写与听写都无相关；与画图的关系取决于文化背景，即文化水平低者（无读写能力）汉字抄写与临摹画图高度相关，并受半测空间疏忽影响，而有读写能力者汉字抄写不受以上因素影响。由此推测：不同的汉字书写方式有着不同的神经机制；无汉字读写能力者抄写过程主要与右脑有关，而有读写能力者汉字抄写时双脑并用。

敦煌写本的避讳特点及其对传统写本抄写时代判定的参考价值

本文以敦煌文献中有明确时间题记的写本为依据 ,初步总结敦煌写本的避讳特点及其在我国古代避讳史上的阶段性特点 ,并以日本所藏《世说新书》残卷为例 ,利用敦煌写本避讳的一般性特点 。

唐代官方佛经抄写制度述论

唐代佛教盛行,官方佛经抄写活动频繁,与官方佛经抄写制度关系密切。通过研究表明:唐代官方佛经的抄写有专门的组织,由官方寺院及僧人、官方抄经机构及地方政府完成。官方佛经在进行抄写时,有一整套严密的抄写流程,并由专职政府官员对其流程加以监督,同时政府有完善的后勤供给措施来保障佛经的顺利抄写。总之,唐代官方佛经抄写制度具有严密、完善、规范的鲜明特点。

抄写本方志古籍数字化整理与实践

简要介绍了南京农业大学抄写本地方志古籍数字化整理过程,并通过实践摸索提出了"图文对照+文档附件"的整理模式,以期为类似古籍整理工作提供经验借鉴。

论元代道教典籍的抄写与刊刻——以仙传和宫观山志为例

元代道教典籍数量众多,仅收入《道藏》的道教仙传和宫观山志就有30多种。尽管印刷技术得到长足发展,手抄的道教典籍仍然存在。元代道教典籍的刊刻可以分为两种情况,一是《道藏》本道教典籍的刊刻,一是单行本道教典籍的刊刻。

谈谈北京大学藏秦简《鲁久次问数于陈起》的一些抄写特点

北京大学藏秦简《鲁久次问数于陈起》是一篇很重要的数学文献。根据《史记·秦始皇本纪》和里耶秦简"同文字方"的记载,可知该篇用"者"字表示{诸},用"吏"字表示{事},用"鼠"字表示{予},用"民"而不用"黔首",体现了战国晚期秦国抄本的特点。该篇"■"、"单"、"弋"、"见"等字的写法都保留了战国古文的字形特点,"料"字则是楚文字"■"字的误抄。该篇底本是用战国楚文字抄写的,文中出现"也"、"殹"并用的现象。

钞本时代的文本抄写、流传与文学写作观念

钞本时代集体性的选本、类书和社会性或个体性的钞本,皆有不同程度的文字改变,体现了编纂者对钞本文学的认识和对当时文学写法的取向与导向。刻本时代呈现出的钞本时代的文字变化情况,说明中古时期的文本观念,是将文本视作一种"公共资源",因而才具有不断改变文本文字的可能性。通过钞本时代的选本、类书与钞本、刻本,可以大致了解周秦汉唐时期文学文本的抄写、传播和写作观念。

简析敦煌古藏文经卷的抄写年代

吐蕃占领敦煌期间,敦煌佛教的发展在历史上达到了鼎盛阶段。除了凿窟、建寺和度僧等兴佛措施外,佛经抄写也达到了空前规模。本文主要从甘藏佛经抄写题记和其他历史资料入手,分析了这批藏经的抄写年代。

“异者”与意识形态之墙——评赫曼·麦尔维尔的《抄写员巴特比:一个华尔街的故事》

在《抄写员巴特比 :一个华尔街的故事》中作为美国 19世纪中产阶级代表的老律师对抄写员巴特比这个充满不确定性的人物进行了失败的阐释。他的失败揭示出资本主义宗教观、物质观和理性观的局限性。作品中“墙”的意象代表的是人和人之间交流的阻隔。这种阻隔恰恰是由无形的意识形态的高墙造成的。作品讽刺了资产阶级在对待“异者”

敦煌写本曲子辞抄写年代三考

抄有《云谣集》的斯1441、伯2838以及保存了大量曲子辞的2607、伯3128是最重要的三种敦煌曲子辞文献,这三种曲子辞文献的抄写年代问题尚未最终解决。通过伯2838斋文中的"令公"一词结合斯1441中的相关信息,可以推知《云谣集》抄写于928年至935年间或稍晚。通过对斯2607两面文书正背面关系的考查,再结合该卷点检历中相关僧人的生平,可确定斯2607之曲子辞抄写于十世纪中叶左右。通过伯3128中三首《望江南》与伯4889定千诗相互关系的考查,可得知伯3128之曲子辞的抄写年代上限为944年。

敦煌二十谱字抄写者与抄写年代新论

伯3539号敦煌遗书的二十谱字是解译敦煌曲谱的关键,也是讨论敦煌曲子辞是否入唱、何时入唱、如何入唱的重要依据,而此件文书的抄写者与抄写年代长期都无定论。抄于二十谱字之前的"勅归义军节度使牒"是解开这些问题的唯一线索,通过对敦煌文献中所存的除官勅牒文献做内容与形式上的全面历史性考察,可以断定二十谱字抄写者的社会身份为士族文人,还可以断定它的抄写时间在901年到977年之间的归义军政权时期。

抄本时代的文本复制研究——基于魏晋南北朝士人自主抄写的考察

魏晋南北朝士人兼具作者、抄写者、读者的多重身份,他们广泛地进行自主抄写,对抄本时代高质量的文本复制起到了独特而重要的作用。抄本时代文本复制所特有的时代需求与文化自觉精神、所包含的编辑工作,在魏晋南北朝士人自主抄写活动中得到了最充分的呈现。

二十世纪前期旅外徽人的商业活动与社会生活——关于《抄写录》抄本之解读

徽州文书抄本《抄写录》,内容包括《信稿留底》和《销愁集》两部分,特别是前者,从诸多侧面反映了20世纪前期旅外徽人的商业活动与社会生活。当时,在激烈的商业竞争环境中,一些旅外徽人内心充满了焦虑与不安。另外,抄本中的相关内容也带有鲜明的时代特征。特别是从文体上看,书中收录的绝大多数信函为文言,但也收有一封白话书信,这也从一个方面反映出新文化运动对尺牍范式产生的部分影响。

敦煌《抱朴子》残卷的抄写年代及文献价值

《抱朴子》残卷是散藏敦煌文献中的一件珍品,本文介绍了该写卷的收藏、存佚情况,并对其抄写年代、文献价值进行探讨。《抱朴子》残卷很可能抄写于北周时期,由于距离成书年代较近,保存了不少原书的真实面貌,具有宝贵的文献价值。

北宋时期文集的抄写传播

抄写传播是北宋时期文集传播的主要方式之一,北宋文人的"广阅读"和"乐抄写"是文集抄写传播得以广泛存在的深厚背景。就北宋时期文集抄写传播的类型而言,主要有"抄写‘进献集’""抄写‘干谒集’""抄写‘赏读集’""抄写‘求序集’"等几类。北宋时期多种类型的文集抄写传播,构成了北宋文学传播链条中的生动图景。文集的抄写传播不仅有助于文人文坛地位的确立和文学影响力的提升,而且,对北宋文学生态的建立和丰富也有着积极的贡献。

高水平书写人 抄写笔迹特征变化规律的实验研究

笔迹是人利用书写工具书写的文字符号,是通过书写活动形成的具有个人特点的文字符号的形象系统。按照笔迹形成的机理可分为"自述"型笔迹和"非自述"型笔迹其中"非自述"型笔迹是指书写人不是运用自己的语言习惯,只是通过自己的书写运动形成的笔迹,而抄写笔迹就是典型的"非自述"型笔迹,即书写人按照他人笔迹抄写形成的笔迹。在当前笔迹鉴定的实际工作中,经常会遇到平时样本收集困难的情况,那么收集案后样本乃至试验样本就显得尤为重要。在这种条件下,抄写笔迹易收集、数量充足等优点就值得我们深入研究并利用。另外,考虑到收集样本人群的广泛性及篇幅所限,文中仅以书写水平较高人群作为研究对象,展开笔迹特征的统计分析并进行总结。

低水平书写人抄写笔迹特征变化规律的实验研究

抄写笔迹是典型的"非自述"型笔迹——即书写人按照他人笔迹抄写形成的笔迹。在当前笔迹鉴定的实际工作中,经常会遇到平时样本收集困难的情况,那么收集案后样本乃至试验样本就显得尤为重要。在这种条件下,抄写笔迹易收集、数量充足等优点就值得我们去深入研究并利用。另外,考虑书写水平较低的书写人字迹稳定性较差,抄写的程度较大,在实际办案中也更易搜集研究样本,故本文笔者收集了50个书写水平较低的人的样本,对书写水平较低的书写人抄写笔迹的特征进行分析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