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抄撮、抄撰之风

在印刷术盛行之前,书籍流通的最主要方式就是抄,殆至魏晋南北朝时期,抄撮、抄撰之风逐渐成为中国文化史上的一大特色,帝王之崇文,藏书之丰富,征事、策事之风行,都成了抄撮、抄撰风行的主要动力。在抄撮、抄撰之风的孕育下,类书渐渐从萌芽走向成熟,然抄撮、抄撰之风并未因类书的独立而衰败,而是继续向前发展,至宋元时期,又促成了史钞体的独立与发展。

古代抄撰著作小考

“抄撰”是古籍的著作方式之一，前人未尝注意。本文对抄撰著作的源流略加考证，聊备古典文献研究之一助云尔。

南北朝“抄撰学士”考

本文從考索“抄撰學士”之内涵出發,論證了南北朝“抄撰”活動和官方抄撰機制的性質與影響。“抄撰”是複製圖書的一種基本方式,但它與“抄”、“寫”等概念有區别。圖書抄撰的社會熱潮,是“抄撰學士”產生的社會土壤。“抄撰學士”在職能、地位上頗有特點,與“東宫學士”有别。梁末南人北徒,有功于北朝官方圖書抄撰機制的建立,也造成南北朝文學力量對比發生了相應的變化。

《玉台新咏》未收徐摛诗拟测——兼论《玉台新咏》的成书和编辑问题

中大通四年至中大通六年之间以萧纲为中心的一次或几次宴游唱和的作品是《玉台新咏》编纂的开始,此时徐陵任职为东宫抄撰学士。徐摛当时在新安太守任上,没有参加唱和,因此也就没有作品编入《玉台新咏》。此书七、八两卷的作品当不是梁代宫体诗的选集,而是萧纲某次或某几次唱和的结集。

初唐宫廷写经与日本古辞书

本文通过调查初唐宫廷写经中的25个字体,发现初唐宫廷写经的用字规范相比晚唐开成石经呈现出明显的不稳定性。开成石经的字体与其他时代、地区的标准文献的字体存在较大差异。唐代字样书促进了初唐标准字体向开成标准字体过渡。通过考察《新撰字镜》《类聚名义抄》等日本古辞书对唐代字样书的援引情况,两书对同一字体所持的正字观并不相同,这可能反映了字体的历时演变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