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DTI对白质微结构介导发病年龄和抑郁症严重程度的研究

目的探讨抑郁症患者发病年龄、脑白质微结构及抑郁症严重程度之间的关系以及脑白质微结构在发病年龄与抑郁症严重程度之间的作用。材料与方法本研究采用前瞻性设计。对镇江市精神卫生中心收集的60例抑郁症患者(早发性抑郁症组26例、晚发性抑郁症组34例)进行磁共振扩散张量成像(diffusion tensor imaging,DTI)扫描,并应用基于纤维束示踪的空间统计方法(tract-based spatial statistics,TBSS)进行分析。应用汉密尔顿抑郁量表(Hamilton Depression Scale,HAMD)评估抑郁症严重程度。采用两样本t检验和广义线性模型比较早发性抑郁症组和晚发性抑郁症组的白质微结构。发病年龄、差异性白质微结构、抑郁症严重程度三者的相互关系采用Pearson相关分析。采用中介效应模型探讨差异性白质微结构在发病年龄与抑郁症严重程度潜在联系中的作用。结果早发性和晚发性抑郁症组的发病年龄与抑郁症严重程度均呈显著性正相关(r=0.512,P=0.007;r=0.435,P=0.010)。与早发性抑郁症组相比,晚发性抑郁症组左侧内囊、右侧矢状层(包括下额枕束和下纵束)FA值显著降低(P<0.05)。在控制协变量后,差异仍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Pearson相关分析显示在控制协变量后,抑郁症患者左侧内囊、右侧矢状层(包括下额枕束和下纵束)FA值分别与发病年龄、HAMD评分呈显著性负相关(r=-0.434,P=0.001;r=-0.594,P=0.001;r=-0.565,P=0.001;r=-0.370,P=0.004)。中介效应模型显示左侧内囊FA值在发病年龄和抑郁症严重程度之间存在显著性中介效应(ab path=0.155,SE=0.055,95%CI:0.0590.276)。结论左侧内囊FA值介导了抑郁症患者发病年龄对抑郁症严重程度的影响。

前额叶脑电图α波偏侧性与抑郁症严重程度相关性及抗抑郁药物疗效评估的研究进展

本文主要对前额叶脑电图α波偏侧性及其与抑郁症的严重程度相关性及对抗抑郁药物疗效的评估的理论研究概况,阐述脑电图在抑郁症患者及正常人群对照组的异质性,以及其对抗抑郁疗效的评估作用,并介绍其研究方向及发展。

外资医院全科及内科门诊外籍华人多躯体症状调查分析

目的分析外资医院全科及内科门诊外籍华人多躯体症状患者的躯体症状、躯体疾病、心理状态及医疗资源的使用等特点,探讨相关的因素。方法方便取样法选取2013年1-8月在上海东方国际医疗中心、2013年9月至2015年3月在上海百汇医疗中心全科及内科门诊收治的160例患者,进行躯体化症状量表(SSS)及抑郁症状严重程度九项量表(PHQ-9)和广泛性焦虑七项量表(GAD-7)自评。根据SSS得分,将SSS得分≥37分者设为多躯体症状组(SOM阳性组),将SSS得分<37分者设为对照组(SOM阴性组)。所有患者均在过去1年内有就医史,且常规接受30 min访谈和体检。结果 SOM阳性组中女性、无业、在华时间<6个月、国外出生、自费的患者比例,均显著高于SOM阴性组(P<0.05)。SOM阳性组患者的PHQ-9及GAD-7平均总分均高于SOM阴性组(P<0.05)。1年内门诊就诊次数以及症状持续时间>6个月的患者比例在SOM阳性组中显著高于SOM阴性组(P<0.05)。结论多躯体症状患者并没有更多明确诊断的躯体疾病,此类患者的抑郁焦虑程度更高、工作生活受影响的程度更大,抑郁焦虑分高及无商业医疗保险是多躯体症状的影响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