舒伯特《冬之旅》中的抒情主义与声乐表达技巧研究

本文深入探讨了弗朗茨·舒伯特的音乐杰作《冬之旅》,着重分析了其抒情主义元素和声乐表达技巧。《冬之旅》不仅是一部浪漫主义时期的代表作,也是音乐史上一块重要的里程碑,通过对孤独、绝望与未能实现的理想的深刻描绘,展现了舒伯特音乐创作的独特魅力。文章通过对这些主题的细致分析,分析了作品如何利用音乐元素和声乐技巧传达深层情感,探讨了《冬之旅》在音乐艺术中的独特位置和意义。

反思现代主义:抒情性与现代性的相互表述

本文透过对战后台湾诗坛之语境的概述,并选取以抒情风格著称的两位诗人郑愁予和叶珊的诗歌《错误》和《屏风》进行文本细读,来阐释台湾现代诗中抒情性和现代性的相互表述。在现代主义启发下发展出来的现代诗强调情感微妙的象征,间接的暗示,它反对抒情主义——即贸贸然的满纸热情,但并非反抒情。现代诗吸取了中国古典诗传统的养分,却是绝对的现代。

“抒情的人道主义”与“和谐”的艺术样态——谈汪曾祺的创作

"抒情的人道主义"是汪曾祺文学创作思想的主脉,"和谐"是其艺术样态的本质特征。作家用充满温情而平等的眼光去看人,去接纳平凡人生,用素朴而诗意的心态去书写世俗生活,在人生的沉重和苦涩中发掘温馨的美感和健康的人性人情。其创作思想和艺术个性的形成,主要在于作家对儒家思想的独特理解以及沈从文的影响。

抒情作为“主义”与新文学的自我认同

中国文学拥有独具特色的抒情传统,"五四"新文学在西方文学观念的影响之下,重新发现并激活了抒情传统的现代价值和意义,生成为中国现代的抒情主义。它既受到了诗言志、诗缘情传统的孕育和影响,也有西方浪漫主义的诱惑和催化,并成为新文学的一种话语方式。当"抒情"成为"主义",感情的个人空间受到了一定的挤压,具有了鲜明的意识形态内涵,也遭受到新文学的质疑和批判。新文学的自我表达被纳入西方话语谱系,说明传统"抒情"的路径和意义发生了根本的改变,新文学也存在着自我认同的焦虑和困惑。

“抒情主义”与中国现代诗学:一个发生学的考察

"抒情主义"是中国现代诗学的基本构造,无论浪漫主义还是写实主义,无论纯诗的鼓吹者还是大众化诗歌的倡导者,无不唯情是问,以至于抒情主义被本质化和普遍化了。即使现代主义新生代崛起之后,这个霸权结构也没有得到实质性的削弱。中国现代诗学中的"抒情主义"的知识根源是中国抒情传统、西方抒情诗学、中国政治经验、文艺大众化、物质文化和市场消费等多重因素,"抒情主义"不但塑造了新诗之成立的前提和预设,深化了现代诗学的深度品质,而且有力地把人们从纯粹主观性的正统叙事之中解放出来,介入了现代中国的文化创新和政治变革。

“异化”理论的文学化表达——读本雅明《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

马克思主义理论从产生至今 ,对各国的文学家、艺术家和理论家仍具有重要的意义。本文主要分析本雅明对马克思“异化”理论的美学阐释。本雅明把马克思哲学层面的异化理论运用到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现实 ,进行了生动的文学化表达 ,有效地说明了资本主义社会异化的本质。同时 ,也说明了马克思“异化”

抒情主义诗学传统与前期创造社文学的感伤情调

"感伤"情调作为前期创造社最为彰显的情感氛围,普遍地弥散于其文学创作中。就其创作的传统文学资源而言,中国文学内部源远流长的主情主义诗学传统潜移默化地浸润着作家们的精神气质和审美意识;对"大团圆"的审美心理习惯和"哀而不伤"的传统美学风格的反拨,铸就了其作品感伤的现代新质;对儒家参与精神和忧患意识的传承以及对魏晋名士放浪形骸作风的刻意模仿,进一步促成了创造社文学浪漫感伤的气质风度。

简析英国浪漫主义抒情诗的汉译——从查良铮的翻译谈起

本文结合浪漫主义英诗的美学特征提出翻译浪漫主义抒情诗的三大陷阱,并在措辞、意境再现与诗体形式三个层面上分析比较查良铮译英国浪漫主义抒情诗与其他译本的优劣得失,从而总结出翻译浪漫主义抒情诗的一般性规律。

论汪曾祺小说的抒情现实主义特征

汪曾祺小说的抒情现实主义特征表现在情感构成和抒情方式两个方面。仁心、乡心和童心 ,是汪曾祺小说具有抒情特征的情感基础 ;而非情节故事化的结构形式所构成的疏朗的抒情空间 ,平凡真实生活细节中所蕴含的诗意 ,以及朴素清新、气韵生动的语言表现则构成汪曾祺小说独特的抒情风格。

文化及其救赎——从《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看中国文化研究的转型

[主持人语]作为一个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本雅明”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进入了中国的研究视野。二十多年来,对于本雅明的翻译与接受成为一个值得探讨的话题。一本名著的三个版本,使得“本雅明”这三个字携带了中国文化进程中的很多关键词——文人、大众、媒介、返魅、媒光……对于本雅明的阅读,事实上构成了一种对中国二十多年学术现代性的分析和反思。

浪漫主义在中国向抒情主义转变

欧阳秋蓉、俞理明撰文《浪漫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与变异》指出，西方浪漫主义思潮在20世纪初期传入中国，它的传播为处在变革期的中国文学和文化带来了新的因素，注入了新的活力，从而也成为对我国现代文学影响最大的思潮之一。然而，在影响中国文学，被国内读者接受的同时，浪漫主义自身也在发生变化，直接的表现就是浪漫主义向抒情主义的转变。

古典抒情主义的没落——再论苏曼殊与五四文学革命的关系

再版的《汉英文学因缘》体现了苏曼殊对简约雅丽、婉转抒情诗风的偏好,这和早期《新青年》的文学趣味有根本不同。《碎簪记》与宣称"自然主义取代浪漫主义"的文学革命几乎同时出现,一是因为在阐释过程中小说的主观抒情倾向被有意弱化,二是因为它反映社会现实的努力掩盖了颓废主义色彩,而被误判为写实小说。对以曼殊小说为中心的古典抒情主义的批判,使《新青年》逐渐明确以语言形式为评价文学的第一标准,在此基础上完成了对未来新小说审美特质的想象。

“京派”诗歌与早期新诗抒情主义的修正——以《水星》杂志中的作品为例

在1930年代,以卞之琳为代表的"京派"诗歌显示出主智的整体风格与对情感、思想的趋于内向和复杂的表现方式,对早期新诗中高扬诗人主观意志的抒情主义做出了修正,丰富了新诗现代性的内涵。研读"京派"文学重要刊物《水星》上的诗作,重返历史现场,不难发现"京派"诗歌修正早期新诗抒情主义倾向的具体路径:或以开放的诗学视野、复杂的修辞手段从事实上扩展文本容量,对新诗能够容纳的空间维度进行延展;或是通过选取典型形象的方式,将都市中现代人的体验与情绪抒发出来,并基于对总体性社会图景的呈现,使文本中出现一个具体可感的、有立体时空秩序的现代中国。

抒情主義與現代《楚辭》研究——梁啓超、梁宗岱與李長之

誠如湯炳正先生所説:'從漢代起,對屈原的事迹即有不同的記載;談到評騭,從漢代起,對屈原的行誼已有歧異的見解。但是,根本否定屈原這一歷史人物的存在,或貶誣屈原這一代偉人爲‘弄臣’等等,則無疑是晚近纔出現的新的學術動態。'(《現代楚辭批評史·序》)在20世紀二三十年代的《楚辭》研究領域,關注的問題便主要集中在屈原的生平、身世,屈原作品的年代、真偽討論上,循著乾嘉樸學的考證舊路,這本是民國時期屈原《楚辭》研究的主流,向爲《楚辭》學術界所注目。不過,仍有些人主要不是通過屈原作品中涉及的地名、人名、時間、事件等内容推測是否有無屈原、是否爲屈原作品,他們本著文學在本質上是表達主觀情感的感性形式的'抒情'立場,循著情感、人格與體驗來梳理、窺測屈原'傳記'與'作品',此尤具有學術史意義,值得我們探索。因爲,在革命、啓蒙之外,'抒情'代表中國文學現代性——尤其是現代主體建構——的另一面向。唯情是問,從'抒情性'的再發現、被本質化與普遍化,五四以來詩論的'抒情主義'參與了中國現代《楚辭》研究,論證'詩的邏輯'即爲'情感的邏輯','情感的邏輯'即爲'詩史的邏輯'。從梁啓超到梁宗岱再到李長之,我們看到抒情主義的《楚辭》研究的拓深與辯證。

《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读书报告

我们在阅读中苏醒，索寻着愤而未启，悱而未发，被他人文字通透展现出的自我，使之摆脱混沌而被澄明。好作品会让你有一个阅读起点，这个起点是可以淘汰很多不必要的阅读，并能发人深省的。本雅明的《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便是这样一个起点。

论本雅明的现代主义——读本雅明《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

本雅明是一位博学大家，他的思想丰富，见解独到。在代表作品《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中，本雅明选取了独特的角度，对现代性进行了分析和思考。本文简要对其进行论述，论述本雅明式的现代性。

论汪曾祺小说中的“抒情人道主义”创作思想

汪曾祺小说游离于主流叙事之外,秉承抒情人道主义思想,关注平凡人物的生存,展示人道主义的叙述温情,深入拓展了人道主义思想内蕴与人道主义小说的艺术实践,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创作思想和艺术魅力。汪曾祺小说从创作历程、纯真情感的挖掘以及社会责任的担当三层面体现了他始终坚持的人道主义。

密语写作与大话批评——本雅明《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阅读札记

当文人式的批评家遭遇罗曼蒂克式的才情诗人，他们的敏感和激情常常纠结缠绕、不时交锋，碰撞出经久不息的思想火花。在灵光闪现、华彩斐然的批评文字里，我们往往区分不出这究竟是批评家的诗性自白，还是诗人不避锋芒的自我诘问。

抒情如何现代——游子衿《时间书简》的启示

游子衿的诗歌既强调感性表达,又强调情感经验,同时他还特别追求语言的现代性。他的诗深沉纯粹,主情而不流于滥情;重视语言现代性却又不走向生硬晦涩。游子衿的诗歌在寻求诗歌最动人的情感内核的同时,也追求抒情主义的现代性方式,这是他诗歌最有启示的地方。但是,"文变染乎世情",好诗有种种可能,游子衿对智性经验的拒绝,使他的诗观显出了自足而封闭的一面。

浪漫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与变异

浪漫主义是对中国现代文学影响最大的文学思潮之一,以英国浪漫主义为例来分析浪漫主义思潮在国内的传播,可以见出,在影响中国文学的同时,浪漫主义自身也由于文化过滤和文学误读的作用而发生了变化,在文学翻译、诗人形象以及文论接受等方面,浪漫主义的抒情特征都得到了突出的表现,从而使浪漫主义在中国呈现出"抒情主义"的面貌。导致浪漫主义"抒情化"的因素,既有特定时期的文化需求影响,也有中国文学传统的制约。浪漫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进一步表明了其自身的复杂性与多样化,同时也为文学跨文化传播的误读与变异现象提供了新的佐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