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类现代散文教什么——以统编语文教材写景抒情散文为例

由于形式多变和内容博杂,散文一直是中学语文教学的难点。散文教学的关键是如何确定教什么。散文教学内容的选择,要从散文共性知识的教学转向“这一篇”,抓住“这一篇”的特点展开教学;要通过对作品的深入解读和分析,建立学生和散文作品的内在联系,不能游离在文章之外;要在完成散文“这一篇”教学的过程中,在作家自身和作品比较的纵横视野中,通达“这一类”散文的教学,从而真正提高散文教学的效率。

“儿童”抒情的现代启蒙与困境--对五四新诗的再思考

五四前后,“儿童”概念所内含的现代性特征引起了作家的普遍关注,作为重要意象被迅速纳入到从白话诗到新诗的变革体系中,成为诗歌建构现代美学品格的重要元素。在五四文坛的话语实践中,“儿童”与民间、韵律和白话的天然联系不仅为新诗的现代表达提供了资源借鉴,其蕴含的启蒙新质也为“人”和“新人”主题展示了新的价值可能。以“儿童”为载体,五四新诗对如何“为人生”、创作出“真的文学”有过不断调整和形式探索,其贡献与局限深刻折射出新诗诞生初期的丰富性和复杂性,是百年诗歌研究不能忽视的另一个侧面。

论20世纪五六十年代政治抒情诗的审美风格

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政治抒情诗忠实记录了新中国成立后的社会变革与公共生活的面貌,整体呈现出三种审美风格:宏大叙事中雄伟壮丽的崇高美、日常叙事中清新宁静的优美、异化情境中社会不良风气造成的荒诞感。无论是抒发社会主义建设革命豪情的壮美、表达日常生活幸福之感的优美,还是讽喻社会异化情境中的荒诞感,诗歌的价值内核仍然指向对真、善、美的追求。

史诗重述中的抒情面向——论《本巴》的诗化小说特质

从《凿空》《捎话》再到《本巴》,刘亮程执著地进行着诗化小说的文体探索与实践。不论是连缀式的叙事结构,抑或是充满象征、譬喻的修辞手法,对自然和自我的诗性表达和诗性的思维方式构成了其小说独有的辨识标的。2023年修订后的《本巴》与初版本相比,在语言形态、情节铺排、象征性喻指等诸多方面进一步向诗歌靠拢。在神话史诗的框架下重构的本巴草原,形成了多层嵌套的可能世界,正是诗化的语言使多层世界之间的通达成为可能,其中场景意象的铺排和精神意识的流动,与其说是来自现代主义或后现代主义的精神担当,毋宁说是中国叙事传统中“抒情潜意识”的复归。

海外中国抒情传统理论的发展脉络

中国抒情传统理论是海外汉学关于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一种主要研究方法。中国抒情传统理论体系开创者为著名华裔汉学家高友工,其完成了对中国古典文学抒情美典理论的建构。其学生将抒情传统理论分别应用于诗歌、小说、词学及戏曲等各体文学的研究之中。港、台和新加坡学者则对中国抒情传统理论完成了进一步的深化和拓展,而后中国抒情传统理念逐渐渗透于中国文学研究的各个领域,并成为海外研究中国文学的一种主要方法。

郁达夫抒情小说创作转向探析

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郁达夫的创作极具个人特色,具有浓郁的浪漫主义气息,初期小说创作更是引起了巨大争议。郁达夫的小说创作也一直被贴上“颓废”“色情”“小资产阶级的自我感伤”等标签。但是在创作社的转向中,郁达夫展现了极高的政治革命热情,在其早期作品中可以探得这一苗头的“萌芽”,后续创作中更是展现了一个内心柔软的抒情作家坚定的革命意志。不可否认,这些创作仍有局限之处,但不能因此否决郁达夫的创作方向转变及为后来者带来的启示与反思。

“学习抒情”习作单元“教习评改”一体化实践探索

情感是个体对外部刺激的主观体验和情绪反应。“学习抒情”习作单元从内容真实、抒情适度、技巧多样三个维度提出要求,并提示情感表达要有载体和凭借。本文从情感表达客体化、形象化角度出发,引导学生直面内心,通过典型事物、场面、事件抒发情感,并借鉴经典例句,理解并练习多种抒情方式;提供写作支架和技巧帮助学生有创意地表达,构筑语篇。最后通过评价量表进行自我反思和修改,以锤炼语言表达。

政治抒情诗流变史中被忽视的一环——论易代之际的南社诗歌创作

南社(1909—1923),中国近代最大的革命文学团体,其诗作亦是政治抒情诗流变史中的重要一环。文学观上,南社诸子以强烈的入世精神介入现实政治,在书写时代风云的基础上赋予诗歌宣传鼓动效果,使得传统的济世文学观得到了现代性重构。文学风格上,社友力求深入体悟现实的同时又恰当表露现实,将浪漫抒情与革命体验相结合,进而催生了“革命浪漫主义”风格。文学体式上,他们致力于有效演绎革命观念,既立足本土文言模式,又借镜西学,延续以往创作姿态的同时亦有新变。考察南社诗于易代之际独有的文学观、文学风格、文学体式,对学界丰富政治抒情诗流变史具有重要价值。

人文主义视野下徐志摩非抒情散文的现代国家意识

20世纪90年代以来,徐志摩的文学成就得到重新评价,但主要在诗歌和抒情散文方面,其杂感、游记等非抒情散文并没有受到足够重视,更缺乏对这些散文所隐含的现代国家意识的深入分析。在人文主义视野下重读徐志摩这些散文,可以窥见其现代国家意识的演变轨迹和基本内涵。从中学投稿校刊开始,徐志摩就表现出忧患国运、希望提高国民素质的思想。出国留学后,他受英伦政治和文化的影响,向往和提倡民主制度。欧游归来,他论辩苏俄问题,反对暴力革命。他对现实失望又不甘于失望,大胆批评时政,追求自由和理想。他的现代国家意识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一代知识分子对现代中国的忧患和愿景,与此同时也存在理想主义的局限。

个人情感、历史书写与人类情怀:政治抒情诗的新维度——兼论程学源长诗《紫荆花开廿年红》

作为“十七年诗歌”的主要诗体样式的政治抒情诗,抒情主人公往往以集体的“大我”的身份表达对某一历史事件的情感反应。程学源长诗《紫荆花开廿年红》一如既往地具有“大我”的代言人特色,但这首诗与以往的政治抒情诗有了不同的特点,寓示政治抒情诗这一诗歌样式发展的新趋势:其一,抒情主人公不仅有“大我”代言人,还出现了“小我”的个人声音,“小我”的个人情感得到体现;其二,以喜悦为情感核心,以四重奏的方式讴歌香港回归之美;其三,表现出希望世界和平、人人平等、共享太平的人类情怀。

论李白诗歌的顶点抒情

在全面继承诗骚以来中国诗歌抒情言志传统的基础上,李白把初盛唐抒情言志诗歌推向令后人望尘莫及的顶点。无论是题材内容的选择处理,还是体裁形式的继承创造,抑或是强烈的主观色彩、丰富的想象力、变化莫测的结构等等,都呈现出在其他时代、其他诗人的诗歌作品中难以模仿复制的“顶点”状态,集中展现了李白的天才诗艺与恢弘壮阔的盛唐气象。李白诗歌的顶点抒情,依托于持续上升、臻于顶峰的伟大时代,厚植于自由繁荣的思想文化沃土,是初盛唐以来持续走高的诗歌抒情性的终端显示,更是诗骚之后、汉魏已还的传统抒情诗艺术的最后总结。

“史传”与“抒情”——《漫长的季节》与当代中国的历史书写

作为一部现象级网剧,《漫长的季节》将悬疑故事与20世纪90年代中国的社会现实相关联。叙事方式上创作团队讲述平民记忆,使得艺术作品在“补历史之阙”的基础上,具有中国传统“史传”文体的叙事特征。形式上则表现为对抒情化的视听风格,其一是影像叙事中穿插大量抒情个体的生命经验;其二是抒情化的视听手段和影像空间建构。正是在“史传”和“抒情”两个层面,《漫长的季节》为书写当代中国历史提供了一种新方法,即用抒情化的历史书写,再造当代中国历史与观众记忆。

中国古典文学女性题材审美及抒情艺术的比较分析——以“宫体诗”“花间词”和《红楼梦》为例

“宫体诗”“花间词”和《红楼梦》主要以女性题材为切入点,但由于创作主体所处时代、地域、环境不同,以及思想文化的差异,其对女性的审美旨趣和抒情艺术也各有特色。

天真性·抒情喜剧·古典意涵:埃里克·侯麦电影重探

本文采用文献研究法、文本分析法与比较分析法研究法国导演埃里克·侯麦(Éric Rohmer)在法国电影新浪潮背景下独特的抒情喜剧风格创作,对其艺术风格、创作理念及作品影响的全面分析,探讨侯麦电影中的抒情喜剧风格与古典意涵,发现侯麦以细腻简约的拍摄手法、天真性格的人物刻画以及对人性美好的追求探讨完美爱情的存在与寻找等主题,以及如何通过角色行为和情感变化的精心设计呈现深刻而富有现实感的艺术效果,丰富了法国电影新浪潮及埃里克·侯麦个人艺术成就的研究内容,为电影学、文化研究等领域提供了新的视角和理论支持,也为当代电影艺术提供了宝贵的创作灵感与启示。

从族群抒情到国家抒情——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视域下的纳·赛音朝克图诗歌再研究

纳·赛音朝克图是当代蒙古族文学奠基人之一,是蒙古族新文学承前启后的代表作家。他的诗歌创作跨越了新旧社会两个时期。在其长达40余年的文学创作生涯中,纳·赛音朝克图的诗歌创作经历过曲折和困惑,但他最终摒弃狭隘,回归到诗歌潮流的大格局中。坚持自觉现实主义,从族群抒情到国家抒情,诗人完成了身份认同和价值追求的质的飞跃。

对抒情的皈依与叛离——沈从文与胡兰成比较

王德威总结陈世骧等人的抒情论述,将抒情视作一种贯通古今的史观,并分析抒情传统与中国现代性的关系。其中沈从文和胡兰成是王德威论述中选取的个案,是抒情的皈依与叛离两种典型的写照。二人创作中有相似的情感载体,皆有对古典文明的继承,且都在革命的时代选择了用抒情标记心声,但是出于不同的立场与目的。通过对话比较,可以管窥抒情的历史作用,探索抒情的底色,理清诗与史的辩证关系。

道德、才学和抒情笔调——中唐女性墓志书写的承与变

女性墓志的书写至唐朝迎来高峰,有1000余篇。在继承前代墓志书写的基础上,中唐女性墓志又出现了一些新的醒目变化,主要有:既重视传统的女性道德伦理皈依,又强调赏识女性的才学,并深入女性的情感生活书写,呈现出较为明显的抒情笔调。中唐女性墓志在古代女性形象的书写史占有重要地位。

“淡”与“抒情自我”——抒情传统视域下“淡”范畴的重新审视

本文从抒情传统的视域讨论“淡”与“抒情自我”,源自对抒情“主体性”的发现与思考。文章基于中国文化“言志”与“抒情”的统一,从抒情传统的理论体系、庄学的发展脉络透视“淡”与“抒情自我”的关系。先由主体性、境界、物我关系三个层面,探索“淡”成为集体价值、理想、心境的过程及其在文艺中的实现方式。再从批评史的脉络勾勒“淡”在音乐、诗歌、书法和绘画理论中的发展历程,重新思考“淡”的风格论意义及其在中国抒情传统中的位置与价值。

“缘情绮靡”阐释史视野中的抒情传统问题

西晋陆机在儒家“诗言志”经典话语之外提出“诗缘情而绮靡”,引起后人的激烈争论,构成了一脉贯穿古今的阐释史。在六朝初唐的贵族政治文化环境里,“缘情绮靡”是自觉的诗歌追求,甚至片面发展至淫放浮艳。盛唐时期发扬“缘情”精神,摈弃“绮靡”诗风。中唐和宋代理学家重新认识情、性问题,宋诗主理不主情,“缘情绮靡”说遭到冷落。明代中后期,吴中诗人坚持自身“缘情绮靡”的传统,与占主流的复古诗学形成理论交锋。特别是清代,京师主流诗学与地方诗学、正统诗学与异端诗学之间的压制与反压制具有理论张力。在现代诗学价值体系中,“缘情绮靡”说得到高扬,与美文、纯文学等现代观念相对接,周作人、朱自清等人对其内涵给予不同阐释。海外汉学家陈世骧在世界文学背景下强调“缘情”说而提出“中国文学抒情传统”,忽略了传统思想中言志与缘情、情与性、情与理、真与正、情感与格调之间的复杂关系。

现当代抒情散文教学中学生审美鉴赏能力的培养

现当代抒情散文是初中语文教材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培养学生散文鉴赏能力有重要作用,学生学习此类作品,不仅有助于其感性思维的形成,而且有利于培养其对相关文学作品的鉴赏能力,提高其情感表达力。在现当代抒情散文教学中贯穿培养学生审美鉴赏能力的目标,不仅是与《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中对提高学生审美情趣,培养学生能力等要求相适应的举措,更是有益学生在阅读实践中达到提升自我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