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高友工“抒情美典”视域下的《文赋》

高友工在其所建构的“中国抒情美学传统”中将《文赋》视为中国文学理论走向“抒情”的一篇宣言,《文赋》标志着“抒情美典”框架的基本形成。一方面“,抒情美典”以保存创作主体的自我现时经验为目的,以“内化”和“象意”作为基本方法,恰好对应《文赋》所面对的“意”何以“称物”、“文”又何以“逮意”这两个基础性的问题;另一方面,《文赋》作为一篇“抒情式的批评”,以创作过程为研究对象,通过“想象语言”深入创作主体的经验世界,也展露出陆机本人深沉的现实关怀和生命沉思。

比较视野下的美学考察:高友工的“抒情美典”论

"抒情美典"是高友工"中国抒情美学"的理论核心,指以中国抒情诗为基础文类总结出来的形式典则、惯例和规范,代表的是士大夫的审美趣味。高友工的"抒情美典"以"创作论"为主,延伸至并包括"艺术论"和"审美论"。通过与"叙述美典"这一"二元对立项"的比较,高友工创构出一套针对民族美学特质的既有可操作性、又能切实与西方展开对话的抒情美学理论体系。通过与"戏曲美典"的比照,高氏鲜明地呈示了"抒情美典"在中国文化中的主流和代表性地位。

从《论时:屈赋发微》看“抒情美典”的理论建构

在《论时:屈赋发微》中,陈世骧提出抒情传统论观点。高友工提出抒情传统“美典”理论体系。以高友工“美典”理论为依托,分析经验、心象、内化、再经验、境界等概念在《论时:屈赋发微》中的具体表达,引导读者更好地把握高友工抒情美典的理论建构,更好地体会陈世骧隐于作品的崇高境界的理解。

假设与解释——评高友工“抒情美典”中的音乐思想

高友工提出“抒情美典”,以为“抒情传统”的理论基石,并将“抒情传统”从文学扩展到文化领域。为此,高友工举西周雅乐为例,以为“抒情美典”之张本。然而,高友工“抒情美典”赋予音乐“内在经验”“非功利性”“个人性”等特质,这恰好与彰显宗族意志、偏重社会功用的西周雅乐大相径庭。究其原因,在于“抒情美典”实以西方浪漫主义文艺思潮来阐释雅乐。面对诸多龃龉不合之处,高友工借助“假设”“解释”,选择性地规避乐教这一真正传统,以期实现理论的圆融。但终究无法掩盖“抒情美典”以西律中的理论属性,及其子虚乌有的学术事实。

从媒介功能考察美典类型——论高友工对莱辛诗画论的修正

莱辛在《拉奥孔》中的核心观点可以提炼成"媒介决定论"和"诗画异质论"。高友工从艺术媒介考察美典类型,认为每种艺术媒介都有"代表现实"和"象征心象"两种功能,充分发挥了媒介"象征心象"功能的抽象性艺术才是抒情艺术,这种认识拓展深化了莱辛的"媒介决定论"。对莱辛的"诗画异质论",高友工借取西方乐论反观中国抒情诗(律诗),着重论述了中国抒情诗的"空间象征性",不仅修正了莱辛将叙事诗当成诗的认识偏限,而且将中国抒情诗以时间性的艺术媒介展现一个心理空间架构的特质揭示出来。

摹仿与表演——重读奥尔巴赫《摹仿论》

当代学者巴克以当代口传诗学补充古典摹仿论诗学观念,凸显文字再现与表现的关系,奥尔巴赫“摹仿论”将摹仿解释为“对现实的描绘”,在相当程度上忽视了摹仿与表演的关系。在口传诗歌的原始构想中,“表演”是一个特定的时刻和一个特定的环节,诗人将程式系统付诸实践,并且在一定程度上与诗歌文本性相容。表演不仅是一种诗化的行为,而且也是一种叙述行为,一个叙述者向他的听众演唱一部或者多部史诗。然而,巴克的研究涉及古典研究和民俗研究的汇通,口传文学与书面文学的分野,对于文学研究开启了一个跨媒介的路向。现在,仅以中国书面语言的诞生和诗歌早期发展为例,讨论书面文学对于中国古代“抒情美典”的引发作用。

论“中国的抒情传统”说之得失——兼谈考量中国文学传统的标准与方法问题

中国"抒情传统说"是海外华裔学者陈世骧、高友工等学人提出并加以论证的一种关于中国文学特质的观点。此说提出四十多年来在海内外学界产生了重要影响,响应者甚众,但也有一些批评乃至否定的声音。"抒情传统说"虽然也提出了不少颇具启发意义的见解,但总体上看却存在着一种"具体性误置"的形而上学倾向,其目的本来是要彰显中国文学的特质,结果却反而遮蔽了中国文学自身的种种独特性与复杂性。或许只有历史化、语境化的研究路径可以避免重蹈这种概念形而上学的覆辙。"抒情传统说"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孤立的学术观点的问题,它涉及到我们今天应该如何看待中国文学传统乃至整个中国文化传统的问题,涉及到文学研究乃至整个文化学术研究的方法论问题,自然也就涉及到学术研究中如何处理"古"与"今"、"中"与"西"的关系问题,所以有必要引起广泛注意,展开深入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