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徒法不能自行”(下篇)——规范医疗责任保险中的投保人告知义务

现行医疗责任保险合同中对于投保人告知义务的规定过于原则、笼统,将导致投保业务流程不规范、不统一,为投保人与保险人在保险理赔中产生争议埋下隐患,危害医疗责任保险的长远发展本着诚实信用原则,借鉴外国有关经验做法,从告知义务的主体。告知义务的范围、告知义务形式、违反告知义务的救济等方面对投保人的告知义务进行架构。

行政责任与民事责任的错位:强制投保责任分析——源自常州周伟峰案的思考

《交强险条例》为机动车所有人和管理人设定了投保交强险的法定义务,以此实现保护交通事故受害人和保障道路交通安全的双重立法目的,并对违反强制投保义务者课以行政制裁。但在司法实践中,未投保交强险的机动车肇事致损时,法院往往不问归责将交强险限额内的责任风险归由违反强制投保义务者承担,既造成交强险与侵权法律关系的错位,又误释了强制投保义务的性质及其法律责任。这一错位与误释在周伟峰案中尤为典型。

未销售商品车运输代驾服务责任保险纠纷典型案例三题

代驾服务责任保险是随着代驾行业不断发展而产生的新兴保险类型,且运用于未销售商品车运输的情形已经较为普遍。代驾员享有代驾车辆的运行支配和运行利益,代驾公司作为雇主应当承担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而事故无责一方作为第三人可在符合法定条件时针对保险人行使直接请求权。机动车所有权在生产厂商和销售公司之间的变动决定了交强险的投保义务人,应当适用特殊动产物权变动的交付生效规则加以确定,但物流公司不具有作为机动车管理人投保交强险的资格。尚未销售却需上路行驶的机动车依据法律规定应当投保短期交强险,虽然实践中多以单程提车保险替代,但代驾服务责任保险关于未投保交强险不负赔偿责任的免责条款,由于保险人通常未能尽到明确说明义务及其前置的提示义务,仍应认为不能产生效力。

最大诚信原则与保险合同的成立与履行

最大诚信原则是保险法的基本原则之一,也是民商法领域中的诚实信用原则在保险法中的具体运用和发展。它贯穿于保险合同的订立、履行、解除、变更、撤销及解释等过程的始终。最大诚信原则最早源于海上保险,随着社会经济日新月异的发展,现代保险也对最大诚信原则提出了新的要求。

投保人故意不履行义务 保险人不承担赔偿责任

投保人投保了一辆东风大货车，后该东风大货车被改装成油罐车，车型改装后，投保人本应如实向保险人实施告知义务，并补缴车型改装后保险标的风险增加的保险费用。而投保人却未能这样做，结果在保险期间发生重大事故，面对事故造成的损失，由于投保人未履行自己应尽的如实告知义务，保险人按保险条款规定完全可以不负赔偿责任。然而，保险公司为了维护社会形象只能先赔付后说服被保险人补交保费。这种解决保险纠纷案件的做法值得商榷。

如实告知是投保人必须履行的义务

这是一起机动车辆保险，在保险有效期内，由于车主没有向保险人告知便将所保车辆卖给他人，出险后引起赔偿纠纷的案件。在此案中，虽然投保人没有履行自己的义务，但法院却判保险公司败诉。从中可以看出《保险法》第30条的解释原则，在实际运用中往往过于草率。如实告知是投保人必须履行的义务，在其不履行的情况下，保险公司拒赔是合法合理的，这是《保险法》明文规定的。

宁波市渔业互助保险的调研

本文回顾了宁波市渔业互保协会发展的主要成就,并对所取得成就进行了分析,提炼出3 条基本经验,指出了存在问题。结合发达国家的保险理论提出了发展壮大渔业保险的对策措施。

从约定到法定:人身保险犹豫期制度的构建

犹豫期制度对基于意思自治的契约严守原则的突破,既彰显了现代私法所强调的实质公平价值,也体现出经济法基于保险合同之公共属性而对保险消费者整体利益的倾斜保护;既填补了我国立法在保险合同订立程序规制上之不足,也促进了保险的社会性功能的发挥。保险消费市场作为一个典型的竞争性市场,兼具交往性、外部性与差别性,犹豫期制度的构建应在投保人与保险人的动态博弈中关注主体间性的表现,从交往理性、外部性应对以及倾斜保护中寻求制度架构的理想形态。我国保险法的未来修订以及犹豫期制度的相关立法,应该明确规定犹豫期内投保人的审阅义务及保险人的说明义务,进一步对解除权的行使及效力规则予以完善,并在犹豫期适用的主体与险种范围上进行适当的限制,以便更好地发挥犹豫期制度权利确认与法益规范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