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投入产出表的结构变迁与知识服务业发展研究

选取OECD 7个发达国家作为研究对象,利用投入产出中的结构分解分析法对20世纪90年代至今7国产业结构变动的驱动因素进行了国际比较,以期对处于转型期的中国经济发展起到一定的启示作用。研究发现,过去10多年经济增长部分主要来源于消费增长,投资和贸易所起的作用较弱;服务业比重提升是因为其产出增速高于制造业;服务业的增长主要来自国内消费和技术的拉动;知识服务业的增长主要源于中间服务需求的提升;由于知识服务业具有知识和技术密集等特性,技术进步的产出效应在知识服务业的表现最为明显。

中国CO_2排放的影响因素分解与预测

我国正处于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影响下,刺激经济一系列政策的落实观测期,要实现单位国内生产总值CO2排放的目标,任务十分艰巨。本文采用投入产出结构分解技术,对1997-2004年我国应对亚洲金融危机时期的CO2排放量变动进行了7因素的分解测算,结果表明经济增长是CO2排放上升的主要驱动力,能源节约是驱动我国CO2排放下降的主要因素,经济结构变动的影响相对较小。特别,国内最终需求、出口成长以及出口结构变动均推动CO2排放上升,国内最终需求结构变动以及能源替代表现出了对CO2排放的抑制影响等。同时,在我国经济"三步走"目标的前提下,结合能源节约设计了CO2排放的3类情景,给出了未来CO2排放的态势预测,提出了加强需求结构调整、能源效率提高以及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的保增长与CO2减排并行不悖的建议。

新疆能源强度影响因素及其治理策略

在发展低碳经济的趋势下,新疆过高的能源强度成为其自身发展和全国节能工作的"短板",会给我国的节能减排工作造成越来越难以解决的障碍,因此新疆面临严峻的节能减排挑战。能源强度(单位GDP能耗)是一个地区能源综合利用效率指标,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响。本文编制了1992、1997、2002和2007年新疆30部门能源投入产出表,采用投入产出结构分解方法(SDA),全面并深入分析GDP变动、单位产出能耗(即直接能源消耗系数)、技术变动和最终需求(包括消费规模、消费结构、投资规模、投资结构和净出口)变动对新疆生产能源强度的影响效应,并基于节能降耗角度分析技术变动和最终需求对产业结构变动的影响效应。结果表明:1992-2007年技术变动、消费规模、消费结构、投资规模和投资结构均对新疆生产能源强度的降低起抑制作用,并推动了产业结构中低能耗部门比重的下降。最后结合测算结果与新疆资源经济的特殊性,从技术投入、投资与消费引导以及民生扶持等方面提出了新疆能源强度治理策略建议。

中国经济发展中能源需求增长的驱动因素研究

利用投入产出结构分解法与加权夏普雷法相结合,本文将1997-2007年中国产业部门能源需求的增长分解为10种驱动因素的加权平均贡献。研究结果表明:导致能源需求增长84.7%的正向驱动因素为:最终需求的成长(加权平均贡献率,114.4%),出口的成长(79.0%),原料需求的成长(19.3%)和能源需求的成长(4.2%);负向驱动因素为:技术进步(-105.0%),原料需求的替代(-10.1%)、最终需求的结构调整(-7.4%)、进口替代(-7.2%)和出口的结构调整(-2.5%);能源需求的替代没有发挥应有的驱动作用(0.0%)。在此基础上,本文重点研究了金属、化工、电力和建材行业能源需求增长的驱动因素及相关的政策原因,并对不同高耗能行业的节能减排提出了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

内生增长还是关联演进?——基于中美日投入产出表的经验研究

如何在充分考虑产业关联性的同时兼顾产业增长的内生性,即产业的自生能力,这是当前这方面学术研究的一个盲点,该文将区域投入产出模型的结构分解技术应用于传统投入产出模型,以求解决这一问题。研究发现,中国经济发展进程中关联演进占据核心地位,由于当前中国经济增速正在"下台阶",迫切要求我们对未来中国的产业结构演变状况进行动态分析,借鉴美日的经济转型中逐步提高经济增长内生性的经验,针对当前中国产业结构演进中内生增长效应和关联拉动效应不断下行的趋势,相应调整产业政策,对于第一产业,应更加注重发展其对于其他行业的溢出效应;对于第二产业,应加强对未来可能具有更加广泛的技术经济联系的行业的扶持;对于第三产业,应采取内生性和关联性并重的政策,同时注重产业生长机制和关联影响的建设。

中国成品油需求增长的驱动因素研究

运用二阶KLEM(即资本、劳动、能源、原料)投入产出结构分解法,本文将汽油、煤油、柴油和燃料油的需求增长分解为各种驱动因素的加权平均贡献之和。研究结果表明:1997-2007年,导致全社会四种成品油需求增长10 200万吨的正向驱动因素及其贡献率,为国内最终需求因素(165.9%)、国内中间需求因素(28.3%)和出口贸易因素(94.5%),负向驱动因素为技术进步因素(-178.6%)和进口替代因素(-10.0%)。

京津冀碳足迹演变趋势与驱动机制研究

采用2007年和2010年中国30省区市区域间投入产出表和分省市分行业碳排放数据,构建多区域投入产出—结构分解分析(MRIO-SDA)模型测度京津冀碳足迹的演变趋势及影响因素。结果表明:京津冀碳足迹整体呈现增加的趋势,但北京处于人均碳足迹和碳足迹强度下降阶段,天津和河北处于碳足迹总量和人均碳足迹增加、碳足迹强度下降阶段;北京和天津是隐含碳净调入地区,河北是隐含碳净调出地区;人口增长、人均消费量增加和消费结构变化是京津冀碳足迹增加的主要驱动因素,但技术进步和生产结构变化部分抑制了碳足迹的增加。在京津冀协同发展背景下,京津冀减排政策的制定不能一刀切,应统一规划、综合评价、协调治理。

国内需求、技术进步和进出口贸易对中国电力消费增长的影响分析

本文利用投入产出结构分解法和加权平均值法,从国内需求、技术进步和进出口贸易等方面,将中国产业以及金属、电力、建材和化工产业的电力消费增量分解为10种影响因素的加权平均和。结果表明:导致1997～2007年电力消费增长190%的正向影响因素为国内最终需求的成长、出口的成长、原料需求的成长、能源需求的替代和成长,其加权平均贡献率分别为145.9%、104.3%、23.6%、15.7%和5.3%;负向影响因素为技术进步、原料需求的替代、进口替代、国内最终需求的结构和出口的结构调整,其加权平均贡献率分别为-67.6%、-15.1%、-10.5%、-7.2%和-4.3%。

经济发展方式变化对中国碳排放强度的影响

本文基于投入产出结构分解方法实证分析了1987年至2007年经济发展方式变化对中国GDP碳排放强度的影响。分析的结果表明,在整个研究时期内,经济发展方式的变化使中国的GDP碳排放强度下降了66.02%。其中,生产部门能源强度、需求直接能源消费率的持续下降和能源结构的变化分别使碳排放强度下降了90.65%、13.04%和1.16%,但是需求衡量的分配结构、三次产业结构、三次产业内结构、制造业内结构变化以及进口率和中间投入结构的变化却分别导致碳排放强度上升了4.61%、2.50%、1.02%、3.85%、2.89%和27.63%。此外,本文还结合实证分析的结果对有关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一些重要政策进行了讨论。

中美能源消费增长的驱动因素比较研究

将投入产出结构分解法和加权夏普雷法相结合,运用1992和2007年的投入产出表比较研究中美能源消费增长的驱动因素,结果表明:(1)国内最终需求的成长、中间需求的成长和出口的成长均是两国的能源消费增长的正向驱动因素,中国的正向驱动效果强于美国;(2)技术进步和进口替代均是负向驱动因素,中国的负向驱动效果弱于美国;(3)国内最终需求的结构变化、出口的结构变化是美国能源消费增长的负向驱动因素,在中国却为正向驱动因素。

Structural Decomposition Analysis of the Decline in China's CO_2 Emission Intensity 2005–2010

Here we utilize input-output tables for 2005 and 2010 to calculate the change in carbon dioxide emission intensity. Results show that total carbon dioxide emissions were 6.79 and 9.30 billion tons, and carbon dioxide emission intensity was 0.37 and 0.33 ton per thousand CNY in 2005 and 2010, respectively. Carbon dioxide emission intensity declined 11% over these five years. We used structural decomposition analysis modeling to measure the effect of four factors on this reduction in intensity. We found that the contribution values of energy structure, energy efficiency, economic growth mode and economic structure were -0.001, -0.102, 0.050, and 0.013 ton per thousand CNY, respectively. Changes in energy efficiency and energy structure are major factors promoting decreases in carbon dioxide emission intensity; the effect of the former is more distinct than the latter. Economic growth mode and economic structure are major factors that increase carbon dioxide emission intensity, whereby the effect of the former is more distinct than the latt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