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2015年度研发经费投入创新高 首次超过GDP的3%

德国科学资助组织联合会（Stifterverband）统计表明,2015年度德国企业用于研发的经费支出相比上一年增长9.5%,达624亿欧元,创历史纪录。据此,虽然公共财政科研经费支出统计尚未最终出炉,但是德国也确保2015年首次实现了研发经费支出超过国内生产总值（GDP）3%的目标。

财政企业专项资金投入创新

政府对企业的支持方式主要有财政贷款贴息、无偿资助、资本金投入、财政周转金、激励性转移支付等，支持方式的选择直接影响到政府资金的支出效率。以无偿资助为主要支持方式带来了效率低下问题。应当根据具体地区、具体行业、具体企业的状况，在实践中扩大支持领域，根据企业发展阶段和行业特点进行投入方式和投入模式的创新，以提高财政企业专项资金的支出效率。

低谷更需投入创新

在经济危机的大背景下，仍然坚持投资创新的企业增速，会比那些放缓投资创新甚至放弃投资创新的企业要大得多。

高技术行业国企混改与企业创新投入——基于混改深度的异质性分析

中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以创新驱动的高技术行业国企在高质量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基于不同类型股东持股比例构建混合所有制改革变量,采用多时点DID检验混合所有制改革对国有企业创新投入的影响。结果发现:相比于非深度混改,深度混改能够提升高技术行业国企创新投入水平。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法和交叠DID等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后,该结果仍成立。在此基础上,研究发现,东部地区国企和高市场化地区国企混改的创新投入效应更加显著。机制检验结果显示,深度混合所有制改革可以通过强化监督和缓解代理问题提升企业创新投入水平。新一轮国企改革需要注重混改深度,充分发挥非国有股东的治理优势,激发高技术行业国企创新动力。

注册制改革与企业创新投入:信息效应与监督效应视角

注册制改革是我国资本市场进行市场化改革的重大创新措施。本文基于注册制改革这一准自然实验,选取2016~2022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通过构建PSM—多期DID模型实证检验注册制改革对企业创新投入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注册制改革对企业研发创新投入金额、企业研发创新人员数量的促进作用显著,对企业研发创新强度的促进作用不显著。作用机制检验表明,注册制改革主要通过发挥信息效应(降低股价同步性)和监督效应(降低代理成本)来促进企业创新投入。异质性分析表明,注册制改革对非国有企业、高融资约束企业、高金融化企业创新投入的促进作用更强,说明注册制改革在一定程度上能够缓解企业融资约束,抑制企业金融化。该研究结论为注册制改革政策效果评估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也为资本市场制度改革可以提升对实体经济的服务效能提供了经验证据。

企业审计质量对企业科技创新投入影响研究--以烟台市为例

为探讨企业审计质量对企业科技创新投入的影响,选择烟台市10家上市企业进行分析。结果表明,企业审计质量能够有效激发企业的科技创新动力和活力,进而提升其科技研发投入。为确定审计质量对企业科技创新投入的实证结果是否受到样本期的影响,将此次样本实证检验期调整为2014-2023年,发现实证结果不受样本期变化的影响,实证结果具有稳健性,应不断提升企业的审计质量。

数字经济发展下企业创新投入策略研究

随着数字经济的兴起,深入剖析企业的创新投入战略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在信息技术迅猛发展的今天,数字经济已经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新发动机,对世界经济的影响越来越大。在这种情况下,企业如何制定出一套行之有效的投资策略,以应对数字经济所面临的机遇和挑战,是当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本课题拟在对我国数字经济发展状况和发展趋势进行全面剖析的基础上,探索企业创新投资行为的理论依据,揭示其作用机理,并在此基础上为我国企业创新投资决策提供政策建议。

客户年报语调会影响企业创新投入吗?

创新被视为增强供应链韧性和市场竞争力的关键手段。本文选用供应商企业前五大客户的年报数据,旨在分析客户年报语调对企业创新投入所产生的作用。结果显示,客户年报语调越悲观,企业的创新投资便越会增加,这显示出客户年报中消极语调在供应链中具有传染效应。进一步分析还揭示了供应商企业的创新投资与客户年报消极语调之间的正向关联仅在融资限制较少、议价能力较弱的企业中显现。本研究为企业制定创新投资策略提供了实证支持,对管理层在规避客户相关风险方面具有显著的指导价值。

创新投入、管理层股权激励与企业价值——基于生物医药行业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

生物医药企业在健康中国战略高质量推进、缓解社会人口老龄化方面扮演着极其关键的角色。作为具有高投资与长周期性特点的典型行业,厘清生物医药行业企业价值影响机理具有增进社会福利、推动新质生产力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意义。文章以293家在沪深股市、科创板上市的生物医药行业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选择2011—2022年财务数据作为样本,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实证检验创新投入、管理层股权激励与企业价值之间的关系。实证结果证明:第一,生物医药上市公司创新投入对企业价值有显著正向影响,持续的研发投入是提升企业竞争力、增加企业价值的重要途径,企业应重视研发活动,通过创新驱动提升其在市场中的地位和表现;第二,生物医药上市公司通过增强对管理层的股权激励力度,能够正向调节创新投入对企业绩效的正向影响效应。

企业创新投入对债务税盾影响实证研究

近年来,我国推行研发费用加计扣除,通过对我国制造业企业债务税盾的作用及影响进行实证分析,可以更好地掌握研究的方向与进程。选择国泰安资料库,以2018~2022年我国13,477家制造业企业数据为对象,实证研究企业创新投入对债务税盾的影响,采用STATA18及EXCEL进行数据处理和统计分析。企业创新投入与债务税盾之间有显著的负向作用。提高加计扣除比例,可以提高企业在税前扣除额,减轻企业所得税,从而降低企业的实际税率。应通过减税来鼓励企业创新、强化协同创新、推动全球创新资源共享和优化,从而提升企业的核心能力。

逆向混改助力民企创新——国有资本参股对民营企业双元创新投入的影响研究

逆向混改有利于提高民营企业创新投入吗?以A股民营控股上市公司为样本考察国有资本参股的逆向混改对民营企业双元创新投入的影响后发现:首先,国有资本参股对于民营企业双元创新投入存在异质性影响,即能够显著提高民营企业开发式创新投入,而对探索式创新投入无明显作用(国企“两利一率”考核压力影响了国有资本参股对民营企业探索式创新投入的作用);其次,缓解融资约束与提高风险承担能力是上述关系的作用机制;再次,制度环境、行业竞争和技术董事数量等情境因素会影响国有资本参股对民营企业开发式创新投入的治理效果;最后,国有资本参股能够通过提高开发式创新投入的方式提高民营企业价值。通过揭示国有资本参股对民营企业双元创新投入的影响及其作用机理,回应了国有产权对民营企业创新作用的研究分歧,也拓宽了混合所有制改革思路。

美国对华出口管制对中国企业技术创新投入的影响研究

本文将美国对华出口管制作为一项准自然实验,以2018年第四季度至2022年第一季度进入美国实体清单的上市企业为处理组,运用多期双重差分模型比较分析企业在遭受美国出口管制前后技术创新投入的差异,实证考察了美国对华出口管制对中国被管制企业技术创新投入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美国对华出口管制显著抑制了中国被管制企业的技术创新投入,该影响持续体现在制裁实施后的第二、三期,随时间的推移逐渐减弱,并在第五期转为促进作用。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高杠杆率企业和处于较低市场化水平的企业相对于其他企业,受美国对华出口管制的影响更加显著。机制分析的结果表明,美国对华出口管制政策通过加剧被管制企业的经营风险以及财务风险,限制了企业的技术创新投入。

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对新能源企业创新的激励效应——基于创新投入的证据

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的目标是控制温室气体排放,而新能源企业是发展清洁能源的重要主体,那么该试点政策能否激励新能源企业增加创新投入?既有研究尚未对此做出探讨。鉴于此,本文采用2009~2019年沪深A股新能源企业和其同行业传统企业数据,用三重差分模型考察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对新能源企业创新投入的影响。研究发现,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能够促进新能源企业增加创新投入。作用机制分析表明,该试点政策通过从生产端提高企业的减排和创新收益,以及从需求端扩大新能源产品的市场需求,激励新能源企业增加创新投入。进一步分析表明,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促进新能源企业增加高质量的创新产出。异质性分析表明,在知识产权保护程度高的地区、非管制行业及采用配额有偿分配机制设计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对新能源企业的创新激励效应更显著。研究结论不仅丰富了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与企业创新的研究,也对建设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具有启示意义。

碳信息披露、创新投入对企业价值的影响研究

双碳目标的提出推动了碳交易市场的发展,也引起了利益相关者对碳信息披露的关注。本文选取沪深A股218家上市企业2012—2019年的数据为样本,通过实证研究,讨论碳信息披露对企业价值的影响及创新投入在碳信息披露与企业价值之间起到的作用。结果表明:碳信息披露与企业价值呈现显著正相关,创新投入在其中起到中介作用。本文对政府和企业两个主体分别提出相关建议,以期助力于提升企业碳信息披露水平,提高企业创新能力,为双碳目标的实现提供支持。

股权激励对国企创新投入的影响研究——基于混合所有制改革背景

选取2014—2019年沪深混改国企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高管和核心技术及业务人员股权激励与企业创新投入的关系。结果表明:非国有股权制衡在影响高管股权激励促进创新投入的作用上表现为双重调节效应,在地方国企中更为明显。高管政治晋升激励对高管股权激励与创新投入关系的影响因国企层级而不同,在地方混改国企表现为正向调节效应,在混改央企表现为负向调节效应。研究结论为高管股权激励通过公司治理渠道影响企业创新提供了证据。

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对制造企业创新投入效果评估--基于双重差分模型的检验

为鼓励企业创新发展,政府加大了研发费用加计扣除力度以及扣除范围。要想准确地评估政策实施效果,既要考虑政策对创新投入的影响,还要关注政策实施的异质性。本文以2012-2022年制造业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采用DID方法评估了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实施前后对制造业企业创新投入的影响。从实施效果来看: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通过缓解融资约束进而促进了制造业企业的创新投入。进一步研究发现:实施效果存在明显的异质性,对东部地区、国有制造业企业、非高技术及低发展能力制造业企业的创新投入实施效果最为显著,但对西部地区、非国有制造业、高技术和高发展能力制造业企业创新投入效果欠佳。此研究针对切实帮助制造业企业转型升级,更好地实现政策助企纾困的目标提出对策建议。

数字化对高技术产业创新投入的影响——基于研发创新与非研发创新的比较

在构建数字化影响研发投入理论框架的基础上,选取2012—2021年高技术产业省级面板数据,实证检验数字化对不同类型创新投入的差异化影响,进一步探究政府和市场在其中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化对高技术产业研发创新投入和非研发创新投入均具有显著促进作用,其中,对研发创新投入的边际影响远远大于非研发创新投入;机制检验发现,数字化对不同类型创新投入的作用机制具有差异性,其中,数字化通过增加研发人员提高研发创新投入,通过促进产业集聚提高非研发创新投入。进一步分析发现,政府支持强度能够强化数字化对研发创新投入的促进作用,但会弱化数字化对非研发创新投入的促进作用;市场化程度则显著抑制数字化对研发创新投入的积极作用,但在数字化促进非研发创新投入的过程中作用微弱,出现市场失灵现象。

创新投入对生物医药企业知识溢出的影响机制

生物医药行业具有高度复杂性、不确定性和高风险性,但当前的研究缺乏针对生物医药企业特点的专门理论框架,且所采用有关数量化指标并不能完全反映这一行业知识溢出的质量和影响力。为此,基于内生增长理论,构建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模型,以345家中国生物医药上市公司2015—2022年的面板数据为研究样本,实证分析创新投入对生物医药企业知识溢出的影响机制,以及知识存量在创新投入与企业知识溢出之间的调节作用。结果发现:创新投入正向影响生物医药企业的知识溢出;知识存量对企业知识溢出具有显著正向促进作用,且正向调节创新投入对生物医药企业的促进作用;与非国有企业相比,创新投入对生物医药企业知识溢出的促进作用以及知识存量的正向调节作用在国有企业中更加显著。最后,从企业和政府两个层面为促进生物医药企业加大创新投入并增强其知识溢出效应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金融支持、政府补助对产教融合型上市公司创新投入的影响

基于2019—2022年我国279家A股上市的产教融合型企业的面板数据,构建计量模型,实证探究金融支持对产教融合型企业创新投入的影响效应,政府补助在其中的调节作用以及金融支持影响产教融合型企业创新的作用机制,结果发现:(1)金融支持对产教融合型企业创新投入会产生显著的促进效应。(2)政府部门向企业提供的补助越多,产教融合型企业的创新投入也越多,且政府补助可以强化金融支持对产教融合型企业创新投入的正向效应。(3)金融支持能够通过减轻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从而提升产教融合型企业的创新投入。融资约束在金融支持影响产教融合型企业创新投入中发挥全部中介作用。基于此,可以从改善金融环境、加大政府补助力度、重视金融和财政的协同作用等方面着手,持续推动产教融合型企业增加创新投入,全面提升产教融合型企业创新能力。

“去家族化”如何影响创新投入?——党组织与信息透明度的调节效应

文章基于组织理论和社会情感财富理论视角,以2012—2019年我国A股上市家族企业为研究样本,对家族企业“去家族化”如何影响企业创新投入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进行“去家族化”的家族企业更愿意增加创新投入,并且党组织和信息透明度都会正向调节“去家族化”与创新投入之间的关系,在通过稳健性和内生性检验后,该结论依然成立。进一步研究表明,“去家族化”通过减少关联交易,缓和家族企业内部代理冲突,进而增强企业的创新投入。论文的研究结论有助于家族企业更好地选择转型方式,并为深入研究“去家族化”和企业创新投入之间的机制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