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小投资者保护与审计意见决策——基于投服中心行权视角

为探讨旨在保护中小投资者权益的中证中小投资者服务中心,其持股行权政策能否通过影响审计意见决策实现维权,本文选取2014-2021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作为样本,建立多时点双重差分模型进行研究,发现投服中心行权能通过提高审计风险降低审计报告激进度,提高发表非标准审计意见概率;尤其是在被证监会问询、投资者关注高、非“十大”事务所审计的公司中,上述关系更明显。现场方式比非现场方式、现场方式中参加股东大会比参加媒体说明会更能提高审计意见的谨慎性。投服中心行权提高的审计意见谨慎性能够降低股价崩盘风险,保护投资者权益。研究结论对评价和提高投服中心行权效果,帮助审计师正确发表审计意见,帮助投服中心优化行权方式,具有启示意义。

投服中心参加股东大会的投资者保护效应

中证中小投资者服务中心(简称“投服中心”)是中小股东积极主义的倡导者和践行者,探究其行权活动是否有助于中小投资者利益保护是有意义的。采用2017—2019年投服中心参加股东大会行权的数据,结合倾向得分匹配法与双重差分模型,系统地探究了投服中心参加股东大会行权对中小投资者保护的影响。结果发现:(1)投服中心参加股东大会行权具有投资者保护效应,这种保护效应的实现是由于投服中心行权提高了中小股东的行权积极性。(2)区分股东大会类型,发现投服中心参加年度股东大会行权的投资者保护效应更强;区分公司治理特征,发现投服中心行权的投资者保护效应能够弥补内外部治理机制的不足。(3)投服中心行权会对被行权公司的高管联结公司产生溢出效应,并且行权能够产生正向市场反应,表明投服中心行权具有正外部性。研究结果表明,投服中心参加股东大会起到了保护中小投资者利益的作用。

公司创新投入与中小股东参与——基于投服中心持股行权视角

中小股东作为重要的社会参与力量,对推动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意义重大。基于2016年我国中证中小股东服务中心持股行权的视角,实证检验中小股东参与治理对企业创新投入的影响及其机制。研究发现,相对于非试点地区,试点地区上市公司显著提高了研发创新投入,尤其是管理层持股比例高和分析师关注度低的公司。这说明中小股东参与治理不仅能够提升管理层持股的治理效果,还能对现有公司治理不足发挥补充作用。上述影响机制在于中小股东参与治理能够发挥信息效应和治理效应,在抑制管理层决策短视的同时,也能给予低成本的资金支持。研究为“有为政府”探索如何通过中小股东保护,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实验方面的有力证据。

投服中心行权与企业会计稳健性

保护中小投资者利益是中证中小投资者服务中心(以下简称“投服中心”)的重要职责,会计稳健性能够起到风险预警和缓冲的作用,关乎投资者利益能否得到有效保障。基于2013—2021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及投服中心行权数据,采用多时点双重差分模型,研究了投服中心行权对被行权企业会计稳健性的影响。研究发现,投服中心行权能够提高被行权企业的会计稳健性;代理成本的降低和信息不对称的缓解是投服中心行权影响企业会计稳健性的主要渠道。调节效应分析表明,信息中介在投服中心行权与会计稳健性的关系间发挥了负向调节作用,即当分析师关注度、媒体关注度以及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较低时,投服中心行权对会计稳健性的提升效果更明显。异质性分析表明,投服中心行权对会计稳健性的提升效应仅显著存在于大股东掏空严重、负债水平高、成长性差以及产权性质为非国有的企业中。进一步研究发现,投服中心行权能够提高会计盈余确认“坏消息”相较于“好消息”的增量及时性。因此,政府应进一步完善投资者保护组织体系,充分发挥投服中心的作用,助力企业提高会计信息质量,夯实资本市场根基,更好地推动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

中小投资者权益保护:投服中心诉讼案例剖析

我国资本市场中小投资者众多,保障其权益不受损害是资本市场得以良性发展的基础。中证中小投资者服务中心(简称“投服中心”)是证监会基于投资者权益保护而设立的公益机构,通过选取投服中心三类典型诉讼案例(康美药业案、天成控股案和海利生物案),探索投服中心在中小投资者权益保护中的作用。研究发现,投服中心参与的各类诉讼,可以有效降低维权时间,提升维权效率,促进判决公正,帮助中小投资者争取更合理的利益,改善公司治理,为投服中心的维权效果提供了理论支持。

中小股东积极主义与资本市场定价效率——基于投服中心行权的证据

通过选取2014-2021年度上市公司被投服中心行权的经验证据,实证检验了中小股东积极主义实践对于资本市场定价效率的影响机制。研究结论表明:投服中心行权能够显著降低股价同步性,进而提升资本市场定价效率。并且通过“信息效率”机制缓解企业内外部信息不对称发挥作用,支持了“信息效率观”假说的同时排除了“非理性因素”机制。当分析师关注度更低、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更低以及外部审计监督不足时,行权效果更为显著。此外,由于投服中心行权增加了特质信息融入股价,缓解了中小股东对于企业负面消息感知的信息劣势,不仅促进资本市场定价效率的提升,还能够降低股价崩盘风险。

新《证券法》下投服中心持股行权与中小投资者保护——以康美药业特别代表人诉讼案为例

保护中小投资者权益一直是我国资本市场制度建设的核心。本文以康美药业特别代表人诉讼案为例,分析新《证券法》实施背景下投服中心在特别代表人诉讼中作用发挥的机理及溢出效应。研究发现:投服中心参与特别代表人诉讼改善了个人投资者提起诉讼的不足,主要体现为相关材料和证据搜集的便捷性、受害者人数以及损失金额计算的快捷性、参加庭审团队的专业性;投服中心具有“半公共—半私人”实施机制性质,通过发挥持股行权职能,在形成对公司经营治理活动软监管的同时强化投资者保护;投服中心参与特别代表人诉讼能够激发中小投资者行权维权的积极性,推动股东积极主义兴起,促进资本市场法治化建设。

市场机制下的投资者保护制度创新——基于投服中心的案例研究

在欧美资本市场,积极股东是公司治理领域的重要力量;在我国,政府在投资者保护中处于核心地位,市场主体对公司治理的参与不足。本文基于投服中心所开展的投资者维权典型案例,分析了这一兼具投资者和公共机构双重属性、集市场职能和监管职能于一身的特殊市场主体在投资者保护领域的创新。具体而言,本文以大智慧虚假陈述案件及相关追偿案件作为案例,基于对公共品视角的股东监督、非公共执法及声誉机制等角度的理论分析和与境外投资者维权组织的实践对比,探讨了投服中心运用持股行权、股东代位诉讼等多种方式维护投资者合法权益的制度与实践创新。研究显示,投服中心在新《证券法》的制度保障之下,利用法律赋予的各项权利、充分整合各类社会资源,提升了投资者维权的效率;通过典型案例的示范效应,形成了对侵害投资者合法权益行为的威慑,降低了投资者保护工作对政府的过度依赖。本文的研究结论对于进一步完善我国投资者保护制度有一定启示意义。

论投服中心代理权征集制度滥用的规制

现行《证券法》允许投服中心通过征集代理权的方式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但由于相较于传统的机构投资者,投服中心在地位、设定目的上存在特殊性,存在滥用代理权征集制度过分干预公司自治的风险,所以法律应当充分考虑并予以回应。当投服中心作为“防御型”积极股东时,应当减少对其征集代理权的限制;当投服中心作为“进攻型”积极股东征集代理权时,原则上不能涉及公司日常经营事项,除非具有充分的理由和证据证明该事项会损害中小股东的利益,并且还要经过行权立项会的实质性审查。同时,投服中心还需要履行信息披露义务,需要披露的信息包括一般信息和特殊信息,在信息披露的程序上应当采取实质性审查制度。

投服中心证券支持诉讼的实践与经济后果分析——以天成控股、超华科技为例

自投服中心于2016年提起全国首例证券支持诉讼案以来,我国证券支持诉讼数量与日俱增。文章以投服中心于2018年和2019年提起的两起证券支持诉讼案件为例,发现投服中心提起证券支持诉讼对证券市场起到了警示作用;诉讼后上市公司开始注重并改善会计信息质量;投服中心证券支持诉讼具有一定的溢出效应。文章拓展了投服中心证券支持诉讼的相关研究,对发展证券支持诉讼制度、丰富中小投资者维权方式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投服中心对公司治理的影响——基于上市公司违规行为的研究

大股东或者管理层在自利动机的诱导下,违规行为时有发生,特别是信息违规披露,严重损害了中小股东利益。中小投资者利益保护问题一直是我国资本市场的一个难点。在中国特色监管方式创新的引领下,2014年由证监会、投保局牵头成立的中证中小投资者服务中心立足于中小股东保护,提升上市公司治理。采用双重差分模型考察中证中小投资者服务中心试点实行对上市公司的违规行为是否具有震慑作用,实证检验发现,在2016年中证中小投资者服务中心试点展开之后,对试点地区的上市公司发生公司违规行为的可能性有一定的抑制作用。

中证投服中心行权的有效性分析——基于康美药业集体诉讼案例

有效地保护投资者的权益是长久困扰我国资本市场的难题,2014年批准成立具有公益性质的中证投服中心是一项重要举措,特别代表人制度的提出是中国证券法制度创新的重要环节。本文通过康美药业集体诉讼的典型案例梳理,对中证投服中心运用特别代表人制度行权事件进行分析,发现中证投服中心成功行权对市场反应产生积极影响,一定程度上说明我国首例集体诉讼案有助于加强投资者对维权的信心并调动投资者维权积极性。本研究从集体诉讼个案层面对我国中证投服中心行权有效性提供经验依据,对完善我国资本市场投资者保护机制具有重要启示。

持续运营能力目标下投服中心资金管理制度之完善

中证中小投资者服务中心是兼具私人执行与公共执行机制的投资者保护机构,持续运营能力是其长期稳定地提供高质量公共产品的基本保证。但从制度安排和运行实践看,投服中心资金收支结构的不匹配导致其持续运营能力存在较大隐忧,制约了投服中心投资者保护功能的可持续发挥和投资者保护的实际效能。借鉴中国台湾地区投资者保护机构资金管理的经验和教训,完善投服中心资金管理制度,以合理的费用分担机制降低业务成本,从投资者保护基金中提取特殊储备资金以充实运营经费,允许投服中心利用存量资产开展低风险、多元化投资组合以实现自身造血,能够优化投服中心的资金收支结构和持续运营能力,为其持续稳定地提供高质量投资者保护公共产品提供坚实保障。

我国证券群体诉讼的发展--以投服中心支持诉讼为视角

民事诉讼是维护证券市场健康发展的重要手段之一,但我国证券市场往往秉持“重行轻民”的态度。民事诉讼在证券侵权诉讼中的作用并没有体现,域外立法实践有以私权主导的集团诉讼、以及以公权介入的团体诉讼。我国则选择了公权和私权相结合的折中模式,由投服中心提起支持诉讼。但是该制度存在缺乏支持诉讼规则安排、投服中心定位不明及判决效力无法扩张的制度缺陷。在未来的制度改革中应该聚焦于出台支持诉讼细则、明确投服中心定位以及合理嫁接示范诉讼制度上,从而进一步激发我国民事诉讼在证券监管中所发挥的作用。

投服中心参与中小投资者利益保护的案例分析

成立于2014年的中证中小投资者服务中心在我国资本市场中扮演着保护小投资者利益的关键角色。本文将从投服中心的角色与功能入手,以实际案例分析投服中心在帮助中小投资者维权行权方面所起的重要作用,从中发现其当下存在的问题并提出合理解决方法。

投服中心持股行权边界重构--比例原则的引入

自投服中心成立起,学界多从法定的非营利法人主体、特殊的普通股股东角度入手对其性质展开讨论。然而,囿于《民法总则》对于法人类型的对立划分,作为私法主体的投服中心其具备的公法人性质未被清晰辨识。正确认识投服中心的公法人角色,引入比例原则引导投服中心恰当行权,有助于其在持股行权实践中合理采取行动,减少对上市公司自主经营的干扰,最大程度确保其权力的行使不被泛化而导致公信力丧失。

中小股东行权与股票流动性——基于投服中心行权的证据

本文以中证中小投资者服务中心有限责任公司的成立为背景,研究投服中心行权对股票流动性的影响。由于大股东与中小股东之间的代理问题,使得大股东能够侵害中小股东的利益,而专门针对中小投资者保护的投服中心代表中小股东行权,保护其利益。本文研究发现,投服中心行权能显著提高股票的流动性;投服中心行权提高股票流动性的影响在信息环境更差和公司治理更差的公司更为显著;在更换了股票流动性的衡量方式后,仍然发现投服中心行权会显著提高股票流动性。本文的贡献如下:本文丰富了关于股票流动性的相关研究,增加了关于投服中心的文献,证明了投服中心可以保护中小投资者,通过对公司行权使得利益不受大股东侵害。

示范判决机制下投服中心的作用研究

证券群体性纠纷需要特殊的纠纷解决机制,示范判决机制的确立为此提供了有效的处理机制。基于示范案件的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平行案件可以采取多元化解方式,其中投服中心发挥着重要作用。以有限责任公司为组织外衣,投服中心作为证券金融公益机构弥补了政府提供公共产品的不足,同时满足了市场服务的需求。投服中心作用的发挥使得我国证券投资者保护机制的完善逐渐向市场主导倾斜,建构起公权保护和私权保护的双重框架。

论资本市场投服中心吹哨人制度的建构

资本市场吹哨人制度是防范金融风险、维护投资者合法权益的重要机制。尽管新《证券法》对相关制度作了原则性规定,但依旧存在部门规章规定笼统,“原生信息”缺乏界定,金钱激励较弱,举报人缺乏有效保护等立法缺陷。另外,存在内部人吹哨实施效果不佳,专业中介未能承担起吹哨人角色,投资者举报行为不规范等实施障碍。为此,应从公私合作治理的角度设立投服中心吹哨人,从目标、主体、对象、范围和程序上具体建构投服中心吹哨人制度,并应在《证券法》中明确规定,完善相关配套机制。

论投服中心持股行权的限制

投服中心持股行权存在权利滥用的可能,但现行规范中关于投服中心持股行权限制的规定过于简单,难以适应复杂的现实情况,故应当予以分类细化。具体而言,应明确投服中心行权目的,着眼于行权手段与目的相匹配,选择最佳行权方式。当投服中心在事前行权时,应确保其行权目的的正当性,强化信息披露义务;并且根据其行权对上市公司影响程度履行相应审批义务。另外,投服中心行权时也要考虑成本效益关系,采取低成本的行权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