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事会社会资本与投资—现金流敏感度

董事会作为投资活动的主体,嵌入于各类复杂的关系网络,其社会资本能够影响企业的投资效率。以2005~2022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通过面板数据回归实证检验了董事会社会资本与投资—现金流敏感度两者间的关系以及作用路径。研究结果表明,董事会社会资本能够发挥资源支持、监督治理和战略咨询三大功能,有效降低投资—现金流敏感度。当法律环境或信任环境较薄弱时,董事会社会资本对投资—现金流敏感度的作用将会增强,反映了社会资本对我国各地区当前不完善的法律、信任等制度环境的替代补充作用。进一步分析显示,独立董事社会资本较非独立董事社会资本能够更为有效地降低投资—现金流敏感度。

代理问题、财务困境与投资——现金流敏感度

基于融资约束理论,探讨了代理问题和财务困境对投资—现金流敏感度的影响。以2010—2014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考察了融资约束、内部现金流与企业投资支出之间的关系,检验结果表明融资约束与投资—现金流敏感度之间呈非线性复杂关系,企业投资支出与内部现金流之间表现出U型非线性关系。进一步研究发现,控股股东代理问题和管理者代理问题可以导致投资—现金流敏感度在低融资约束的情况下反而较大,财务困境可以导致投资—现金流敏感度在高融资约束的情况下反而较小。从代理问题和财务困境的角度丰富了融资约束理论对公司投资行为的分析方法,同时也为优化我国企业投资行为提供一定的理论支持。

现金流对境外上市企业投资行为的影响——以在美国和香港上市的公司为例

本文根据Fazzari,Hubbard和Peterson(1988)创建的模型,并且通过对中国内地的境外上市公司的动机和交易所特征的分析,得出新模型,并对美国和香港上市的中国公司进行研究分析。根据以上分析,发现企业在进行资本市场的选择时,都会与其上市目的以及未来所期望实现的融资额相关。公司应该通过周密的思考,选择合适的上市地,最大限度地保证实现其上市目的。

高管薪酬激励效果——基于投资-现金流敏感度的分析

高管薪酬激励的效果常常受制于各种因素,本文从公司经营的微观环境角度,通过构建公司利润最大化模型推导发现,衡量高管薪酬激励的常用代理变量高管薪酬一业绩敏感度是关于投资—现金流敏感度的增函数,表明存在融资约束的公司,其高管薪酬激励效果会更好,这一结论得到了以2007—2013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的实证检验的证实。而进一步的分样本研究发现,在融资约束程度较小的公司和国有企业这两个子样本中,高管薪酬—业绩敏感度与投资—现金流敏感度关系并不显著,这提示后者对前者的影响可能存在门限效应。门限回归的结果显示,由投资—现金流敏感度表示的融资约束程度在门限值以上时,薪酬激励效果显著,而在门限值以下则不显著。这些结论一方面说明国有企业中普遍存在的"融资软约束"弱化了薪酬激励效果,另一方面说明为达到最优激励效果,公司制定高管薪酬时应根据融资约束程度的动态变化适时调整。本文的发现不仅为高管薪酬激励评价提供了新视角,为长期激励提供了除股权激励以外的替代方案,而且为国有企业进一步市场化改革的迫切性提供了新证据。

企业投资效率的范式演化与框架构建--基于文献分析的视角

信息不对称理论和委托代理理论是投资—现金流敏感度问题的两大理论基础及分歧所在,并由此产生了融资约束假说下的投资不足问题和自由现金流假说下的过度投资问题。相关学者通过建立不同模型对引起投资—现金流敏感度的融资约束和代理成本进行了识别检验,并在定量测算企业投资效率的基础上,从产权性质与政治关联、财务政策、内外部治理机制、行为金融决策等角度检验了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因素与治理机制。为此,梳理有关企业投资效率的范式演化进程并构建其研究框架,有助于厘清企业投资效率的研究脉络与未来的研究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