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权性质、市场化改革与融资歧视——来自上市公司投资—现金流敏感性的证据

非国有企业是否面临融资歧视?以往的研究多着眼于国有和非国有上市公司负债率差异,不能克服企业"自主选择"因素的干扰。本文从投资—现金流敏感性入手探讨融资歧视的存在性,构建动态跨期联立方程回归模型,发现国有上市公司投资水平几乎不随现金流波动,而非国有上市公司显著受其影响,从而证实了融资歧视的存在性。进一步分析表明:股权分置改革有效地提高了资本市场信贷资源的配置效率,降低了不同所有制企业资金可得性的差异,为非国有上市公司提供了相对公平的融资环境。

新会计准则与投资—现金流敏感性——来自A股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以2003—2010年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面板数据为样本,检验采用新会计准则前后,上市公司提供的会计信息对投资—现金流敏感性的影响程度。研究发现,在实施新会计准则后,制造业上市公司投资—现金流敏感性总体上呈下降趋势,尤其是在上年经营现金流量的基础上下降趋势更显著;在实施新会计准则后,小规模公司投资—现金流敏感性的降低程度要高于大规模公司。

货币政策、内部资本市场与R&D投资—现金流敏感性

以2007～2014年披露了研发支出的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了货币政策、内部资本市场与企业R＆D投资—现金流敏感性三者之间的关系。结果发现：与国有企业相比,民营集团上市公司能更好地利用内部资本市场降低R＆D投资—现金流敏感性;货币供给量的增加能够有效地降低企业R＆D投资—现金流敏感性,货币政策的这种作用在民营企业更加显著;紧缩型货币政策下,内部资本市场对R＆D投资—现金流敏感性的缓解作用显著高于宽松型货币政策,且二者之间存在替代效应,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建立内部资本市场促进企业技术创新的必要性。

投资—现金流敏感性衡量企业融资约束的有效性——基于我国创业板上市公司的实证分析

首先基于FHP与KZ对"投资—现金流敏感性"话题的争论,梳理并分析了两种观点的价值与分歧。然后基于2009—2013年我国创业板上市公司的数据,并根据规模大小将样本分为三个类别,实证研究了投资—现金流敏感性与融资约束的关系。结论表明:我国创业板上市公司普遍存在着融资约束;"公司规模越大、融资约束越小"的观点并不适用于我国的创业板上市公司;我国创业板上市公司的经验数据在一定程度上适用"KZ批判";融资约束只是投资—现金流敏感性差异的原因之一,并不能用融资约束完全解释投资—现金流敏感性。

融资约束与投资—现金流敏感性——基于房地产业的证据

文章选取2008年~2018年中国房地产行业数据,以房地产投资资金来源与房地产业投资完成额构建线性回归模型,探究房地产市场融资约束程度与投资—现金流敏感性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融资约束会增加房地产企业的投资—现金流敏感性;房地产企业的投资由过去的销售约束转变为融资约束。进一步检验发现,房地产投资资金来源中的国内贷款是构成房地产投资融资约束的重要部分。本文的研究从宏观视角出发,体现了投资-现金流敏感性的新内涵和新视角,为国家调控房地产市场和企业的投融资决策提供参考。

集团组织属性对科技企业研发投资—现金流敏感性的影响研究——基于内部资本市场配置规模与活跃程度视角

在融资约束的环境下,稳健充足的现金流有助于降低科技企业融资不确定性,保障研发活动有序展开。研发投资—现金流敏感性是衡量科技企业研发投资对资金依赖性的重要指标。已有研究文献表明,现金流的使用成本更低,在外部融资成本较高时,充裕的现金流能够成为保障科技企业研发有序开展的重要依据。不过,对现金流依赖程度过高会引致科技企业放弃现有的创新投资项目。因此,如何平衡与改善研发投资—现金流敏感性是科技企业亟待考虑的问题。从现有文献的研究视角来看,大多数文献侧重于考虑企业融资与外部资本市场的互动关系,试图探究缓解融资约束减少现金依赖,改善研发投资—现金流敏感性的途径。然而,随着我国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企业经营业务日趋多元化及经营规模日趋扩大化,集团组织已成为我国企业的重要组织形式,对科技企业研发投资—现金流敏感性改善问题的研究应考虑集团组织因素的扰动。科层理论指出,集团组织内部会形成一个内部资本市场,其是以集团内的行政命令替代外部的自由市场配置并可作为外部资本市场的补充和替代,以缓解企业融资约束。与外部资本市场相比,内部资本市场具有信息对称、资源共享等优势,引入集团组织环境可有效改善研发投资—现金流敏感性水平。基于此,文章将科技企业嵌入集团组织环境中,探究受内、外部资本市场共同影响下科技企业研发投资—现金流敏感性问题。从内部资本市场配置的规模与活跃程度两个视角,着重讨论引入内部资本市场环境后,科技企业研发投资—现金流敏感性的改善及其机制。由于企业投融资决策行为之间相互关联,采用单方程检验单一指标可能会忽略其他指标变化造成的影响,为避免估计偏差,文章选用跨期系统方程组方法,综合分析科技企业研发投资—现金流敏感性,并辅以PSM方法构造实验组与对照组,考察集团组织属性对科技企业研发投资—现金流敏感性的影响。文章研究发现:集团组织属性能够降低科技企业研发投资—现金流敏感性水平;内部资本市场的配置规模效应从数量上解释了集团下科技企业研发投资—现金流敏感性水平降低的原因;内部资本市场的活跃程度效应则从频度上阐释了研发投资—现金流敏感性水平的降低。据此,可引导科技企业组成类集团化的企业联合体,利用集团组织功效,改善研发投资—现金流敏感性;同时,需进一步完善集团经营机制与管控模式,以提升内部资本市场机制运行的有效性,激励总部提高资金配置效率,为集团下科技企业的研发投资提供保障。

投资—现金流敏感性研究评述

国外对企业投资—现金流敏感性的研究起步较早,早在新古典投资理论产生之前,Meyer和Kuh(1957)就关注到了融资因素对企业投资的重要性,指出资本市场的不完美会使企业投资受到内部现金流的限制。而引起学术界对投资内部现金流关系问题研究兴趣的是1988年Fazzari、Hubbard和Petersen(以下简称FHP)

融资约束程度与投资—现金流敏感性关系浅析

信息经济学理论已被广泛应用于资本结构问题分析,学者们对融资约束下公司投资与现金流之间的关系研究取得了很多新的进展。在借鉴相关经典文献的基础上,笔者根据高、中、低三种不同融资约束程度对我国上市公司进行等级分类,运用2006—2010年度的相关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结果显示,在我国金融市场的特殊背景下,上市公司的投资与现金流敏感性呈非单调关系,隶属于高等融资约束组和低等融资约束组的公司,其投资-现金流敏感性低于中等融资约束组的公司。

投资—现金流敏感性的融资约束测度效力研究

投资—现金流敏感性能否用于测度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水平,现有研究尚存在很大争议,而金融危机的发生提供了一个良好的研究切入点。文章对投资—现金流敏感性指标的融资约束测度效力进行了检验,将动态投资方程与门限模型结合为动态阈值模型进行实证分析,并构造不依赖于股票市场的投资机会指标来降低衡量偏误。研究发现,尽管在金融危机前,投资—现金流敏感性指标能够有效衡量企业的融资约束水平;但在发生金融危机的经济波动期间,该指标的测度效力不足。本研究为投资—现金流敏感性的融资约束测度效力提供了新证据。

融资约束与投资—现金流敏感性关系研究述评

在不完美的资本市场下,信息不对称现象的存在,导致了企业外部融资成本高于内部融资的机会成本,融资约束问题由此产生。企业的投资行为与融资、内部现金流之间存在密切的联系。融资约束下企业投资决策的研究已成为公司财务研究领域中的热点问题。但是学者们对融资约束程度与投资现金流敏感性关系的研究众说纷纭,没有形成一致的结论,因此该问题成为近年来学术界争议的焦点。本文结合国内外学者的观点,对其做一个比较全面的归纳总结,以期能够为进一步的相关研究提供参考。

高管股权激励、产权性质与投资现金流敏感性

利用沪深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2007～2014年的财务数据,实证检验管理层股权激励对投资—现金流敏感性的影响,以及高管股权激励的治理效应在不同产权性质企业中的差异。研究发现,总体上,相对于未实施股权激励的企业而言,实施股权激励能够显著抑制企业的投资—现金流敏感性,且股权激励力度越大,抑制效果越显著。在投资不足行为中,股权激励对投资—现金流敏感性的抑制更加有效。进一步研究发现,与民营企业相比,国有企业股权激励对投资—现金流敏感性的影响更显著。

融资约束、现金流状态与投资——现金流敏感性

本文提出了一种新的融资约束判别方法来度量融资约束程度,从现金流状态角度探讨了融资约束与投资—现金流敏感性的关系。研究发现:第一,总体来说,融资约束较高的企业比融资约束较低的企业有更高的投资—现金流敏感性。第二,当公司的现金流为正时,高融资约束企业的投资—现金流敏感性比低融资约束企业高;当公司的现金流为负时,高融资约束企业的投资—现金流敏感性比低融资约束企业低。上述发现表明,信息不对称理论能够部分解释融资约束程度与投资—现金流敏感性的关系,但进行相关研究时需要考虑现金流状态因素。

R&D投资、广告投资-现金流敏感性探析——来自创业板的证据

Modigliani和Miller认为,在完美的资本市场中,企业选择最佳的投资水平,而不考虑其资本结构。然而,在现实世界中,由于信息不对称、机构冲突造成的财务约束和自由现金流,企业的资本投资效率不处于最佳水平。企业资本投资受到内部现金流的约束和限制,从而导致投资-现金流动敏感性问题。本文扩展了投资现金流研究中的投资类型与范围,基于2009—2012年创业板企业数据,实证研究了企业现金流对资本投资、R&D投资、广告投资的影响。

环保企业投资——现金流敏感性与融资约束和代理成本的关系

基于沪深A股上市环保企业2010—2019年的面板数据,综合运用固定效应模型和面板门槛模型,实证检验了环保企业融资约束与投资—现金流敏感性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我国环保企业整体上存在显著的投资—现金流敏感性,环保企业投资的内生动力不足,主要依靠外部推动;融资约束程度低、规模大的环保企业比融资约束程度高、规模小的环保企业有更高的投资—现金流敏感性;规模大的环保企业投资—现金流敏感性主要源自代理成本,规模小的环保企业投资—现金流敏感性主要源自融资约束。

中国国有上市公司投资——现金流敏感性的研究

本文以2001—2010年在沪深证券交易所上市的制造业公司为样本,研究中国国有上市公司是否存在显著的投资现金流敏感性的问题。其基本计量模型回归结果表明:中国国有上市公司投资对现金流的敏感性不但是存在的,而且是显著的。

“一带一路”倡议、会计稳健性与企业融资约束

近年来“一带一路”倡议的经济效应备受关注。本文选取2010—2019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结合投资—现金流敏感性模型与双重差分方法,基于会计稳健性视角实证探讨“一带一路”倡议对企业融资约束的影响机制。结果表明:“一带一路”倡议显著缓解了政策参与企业的融资约束,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有效。影响机制检验证明:“一带一路”倡议通过提升企业的会计稳健性水平从而缓解融资约束。在分样本回归中发现,缓解效应在非国有企业、政策圈定的重点行业与重点省市更为突出。本文的发现丰富了政策背景下会计稳健性视角的企业融资约束探究,对于系统理解会计稳健性在融资决策中的影响作用、“一带一路”倡议的经济效应以及后续政策的调整部署具有一定的启发。

高科技上市公司投资和内部融资敏感性研究

高新技术产业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越来越明显,但融资困难问题已成为约束高新技术企业发展的瓶颈。我国高科技上市公司投资—现金流敏感系数显著为正,不确定性对投资具有显著的负的影响。以现金红利、股权性质作为融资约束的标准时,融资约束和投资—现金敏感性同向变动。我国高科技上市公司投资—现金流敏感系数主要源于自由现金流理论下的投资过度。

女性高管、过度自信与上市公司融资偏好——来自中国资本市场的经验证据

笔者以2007年～2011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了上市公司女性高管对管理者过度自信、上市公司融资偏好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女性高管能显著降低上市公司过度自信的概率,降低上市公司投资—现金流的敏感性,降低内部融资偏好;在控制女性高管影响后,管理者过度自信增强了内部融资偏好.本研究为提高管理层的异质性、发挥女性的治理作用提供了经验证据.

高管的科研工作经历能缓解企业委托代理问题和融资约束吗?

文章基于我国上市公司数据,分析具有科研工作经历包括学术研究经历和技术研发经历的高管对企业委托代理问题和融资约束的影响。研究发现:具有两类科研工作经历的高管占比提高均能显著降低企业委托代理成本,而仅学术研究经历对降低融资约束的作用显著;作用机制分析结果表明,两类科研工作经历均有助于形成严谨的工作态度和高尚的道德品质,从而可有效约束管理层行为并降低代理成本;另外,两类科研工作经历均有助于提高企业盈利能力和业绩预期从而缓解企业融资约束,而学术研究经历对企业业绩预期提升的促进作用更强。上述结论在不同所有制企业、高技术行业、就任不同职位高管的子样本中依然成立。今后企业应进一步重视科研人才队伍的培养,完善科研人才的晋升和激励机制,实现企业技术研发实力和经营管理效率的全面提升;政府相关部门应进一步健全知识产权的法律保护体系,保障科研工作人员的合法权益,从而推动技术的发展与交流合作。

基于上市公司高管过度自信与投资行为的关系研究

我国上市公司中由于高管过度自信而导致的非效率投资普遍存在,这不仅损害了投资者或者股东的利益,而且还阻碍了公司的发展。因此文章试图从行为公司金融的视角,将规范研究和实证研究相结合,选用2014—2018年发布了盈利预测的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以年度盈余预测偏差程度作为高管过度自信的连续替代变量,探求我国上市公司高管过度自信对投资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公司的投资水平与管理者的过度自信程度正相关,并且相对于其他公司而言,高管过度自信的公司具有更高的投资—现金流敏感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