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构投资者持股会助推企业“漂绿”吗--基于重污染企业社会责任报告披露的实证研究

以中国A股上市的455家重污染企业为样本,探究机构投资者与企业“漂绿”的关系。实证结果表明,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越高,企业发布社会责任报告的可能性越大,但报告内容披露的完整程度会降低,即机构投资者持股助推企业“漂绿”。机制分析表明,机构投资者持股可以通过提升公司盈利能力,助推企业“漂绿”,但通过降低公司负债水平来抑制企业“漂绿”。进一步分析发现,2016年绿色金融政策发布后,机构投资者持股对企业“漂绿”的助推效果减弱;机构投资者持股对国企“漂绿”行为的助推效果不明显。建议提升对公司绿色治理的监督力度,促使公司减少“漂绿”行为,更好地维护投资者的利益和社会效益。

风险投资与企业创新链:作用机理及经济后果

本文将企业创新链分为投入端、产出端和收益端,以2010—2022年新三板企业数据为样本,采用PSM-DID模型研究风险投资(VC)驱动企业创新链的作用机理及其经济后果。研究结果表明,VC介入能够促进企业创新链各端发展。机制分析发现,VC通过在企业创新链投入端的引智功能促进其产出端的提升,进而推动其收益端的增长;VC的引资功能则表现出显著的行业异质性,在战略性新兴产业中,VC引资能够促进其产出端和收益端增长,而在非战略性新兴产业中存在渠道阻塞。此外,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在VC介入与企业创新链发展中呈现调节效应。经济后果的分析表明,VC通过驱动企业创新链的发展,推动企业实现“登陆新三板—上市至北京证券交易所—转板至沪深交易所”的发展路径。本文研究对于推动企业科技与资本的结合,助力多层次资本市场发展,优化创新链与产业链具有重要意义。

机构投资者网络团体如何影响企业ESG表现?

近年来,证券市场中的机构投资者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它们可能通过共同持股关系形成网络团体,采取一致行动。基于中国2010—2020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构建了机构投资者网络团体,结合社会网络理论与代理理论,探究网络团体持股对企业ESG表现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网络团体持股可以有效提升企业ESG表现;网络团体持股能够缓解2类代理问题,通过提升信息透明度以及抑制大股东私利促进了企业ESG表现;在缓解了内生性问题,并进行了稳健性检验后,网络团体持股提升企业ESG表现的结论仍成立。进一步研究的结果表明,网络团体的特征会影响企业的ESG表现,即团体数量更多、规模越大、背景越丰富,持股越稳定,相对力量越强,企业ESG表现越好。研究结论既丰富了机构投资者网络团体的后果研究和企业ESG表现影响因素的研究,也为上市公司、机构投资者和政府提供了一定的实践启示。

考虑耦合作用的电网业务组合投资优化

电网业务正处于传统业务向新兴业务变革的关键时期,由于电网业务发展的多样性,应考虑业务的相互影响,准确量化业务投资价值。分析业务间耦合作用,构建业务耦合作用评价体系,并通过Choquet模糊积分量化了电网业务耦合程度,构建适应未来发展新环境的电网业务投资价值评价体系,构建了考虑耦合作用的电网业务组合投资优化模型。在算例中,包含综合能源业务、储能业务、电动汽车业务的组合投资价值最高,为2.024,其中,业务基础投资价值为1.870,耦合投资价值为0.154。通过算例分析验证了考虑电网业务耦合作用的必要性与投资优化模型的适用性,支撑电网公司制定电网业务组合投资决策。

机构投资者退出威胁与企业绿色创新

提高企业绿色创新水平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途径。基于2010—2020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实证检验机构投资者退出威胁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机构投资者退出威胁能够推动企业绿色创新;而且,以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为门槛变量,机构投资者退出威胁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存在单门槛效应,当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超过门槛值后,退出威胁的正向作用得以显现。进一步的路径分析表明,机构投资者退出威胁能够促使企业加大研发投入、积极履行环境责任。此外,在机构投资者为抗压型、企业为非国有性质或重污染行业的情况下,机构投资者退出威胁的绿色创新赋能效应更显著。

企业数字化转型与对外直接投资

在数字经济快速发展的背景下,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OFDI)的驱动因素已经发生深刻变化。企业数字化转型是数字技术与传统产业深入融合的过程,由此产生的生产技术优势成为推动中国企业OFDI的新型竞争优势。企业作为参与国际市场的主要微观主体,其数字化转型可以通过提高生产效率、缓解融资约束提升对外投资的规模。东道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能够强化数字化转型对企业OFDI规模的促进效果,这种促进效应在高市场化地区的企业中更为明显。由于企业所有制类型和行业技术水平的不同,数字化转型的投资促进效应存在一定的异质性。此外,提升生产效率和缓解融资约束均会增加企业选择跨国并购的概率。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对外投资具有积极影响,这对扎实推进企业数字化转型及加快构建高水平对外开放新格局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经济增长目标调整促进了资本流动吗——基于企业跨地区投资的视角

地方政府“为增长而竞争”的发展模式是造成市场分割的重要因素,那么经济增长目标下调能否缓解这一局面、促进要素资源自由流通?为了回答这一问题,本文以上市公司在异地设立子公司的行为衡量资本要素的流动性,系统考察经济增长目标下调对企业跨地区投资的影响。研究发现,经济增长目标下调能够促进资本流动,表现为经济增长目标下调显著提升了辖区内上市公司设立异地子公司的比例;影响机制分析表明,经济增长目标下调提高了政府放权意愿,降低了市场分割程度,进而促进了企业跨地区投资;进一步的异质性分析揭示,在地区行政壁垒较低、行业竞争程度较高及民营企业样本中,经济增长目标下调对企业跨地区投资的促进作用更加明显。本文丰富了制度性政府行为影响资源配置的相关研究,为当前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提供了直接的政策思路。

“亲近”还是“疏远”?———联合投资伙伴的社会期望绩效反馈与联合风险投资关系

风险投资是支持创新创业的重要活动,但风险投资的不确定性催生了“抱团”行为的出现,与风险投资联合投资伙伴选择相关的研究也开始逐渐丰富。本文借鉴企业行为理论中的绩效反馈,以2000—2020年CVSource中记录的投资交易数据,分析了风险投资机构联合投资伙伴的社会期望绩效反馈对双方联合关系强度的影响。研究发现,当联合投资伙伴处于社会期望绩效落差状态时,为得到互惠交易流,风险投资机构与期望绩效水平较高的联合投资伙伴之间的关系变得亲近。当联合投资伙伴处于社会期望绩效顺差状态时,高期望绩效水平的联合投资伙伴为避免摊薄收益,选择不进行联合投资,因而与风险投资机构之间的关系变得疏远。此外,风险投资机构与联合投资伙伴之间的绩效差距也是进一步导致双方联合关系强度降低的重要因素。本研究从绩效反馈理论视角拓展了风险投资联合行为的相关研究,打开了联合投资伙伴之间关系动态性的黑箱,揭示了风险投资联合行为的内在规律。

产业政策、基金投资与企业股权再融资

如何有效引导资金流向政策支持的产业,是产业政策发挥效果、促进金融服务经济的关键。根据“产业政策引导基金投资,基金投资与产业政策的有机结合影响企业再融资”的思路,研究了产业政策对基金投资行为的影响,并进一步研究了产业政策影响下的基金投资能否促进企业再融资问题。研究发现:产业政策能引导基金投向政策支持的企业;基金持股与产业政策的交互作用引导资本市场资金流向政策支持的企业,促进企业再融资。研究有助于深入理解产业政策、资本市场主体行为和市场资源配置之间的关系,更好发挥产业政策的导向作用和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功能。

金融机构ESG投资的“漂绿”与“反漂绿”——基于DWSGroup的案例分析

深化绿色金融发展、助力经济绿色发展,是实现“双碳”目标的重要途径,特别是在ESG理念盛行的今天,金融机构的ESG投资行为因其深远影响而颇受投资者青睐,但层出不穷的“漂绿”现象也牢牢制约着绿色金融的发展,制约着ESG投资的发展。西方国家作为绿色金融发展先驱,从信息披露、制度监管、实践探索等方面对“漂绿”现象进行了研究和治理。本文在学习其先进经验的基础上,基于舞弊三角理论对DWSGroup案例进行分析,从压力、机会和自我合理化因素角度对金融机构ESG投资“漂绿”行为的动因进行分析,并据此提出我国“反漂绿”体系框架,以期为绿色金融的平稳发展和“双碳”目标的实现作出贡献。

客户资产减值与供应商企业投资

高效投资是产业链安全的重要保证,供应链信息溢出效应会导致客户信息对供应商企业投资产生影响。本文运用中国上市公司的供应商企业—客户关系数据,考察了客户资产减值如何影响供应商企业投资。研究发现,客户资产减值会降低供应商企业的投资水平,这验证了客户资产减值在供应链上存在溢出效应。进一步研究发现,客户资产减值通过使供应商企业的管理层产生悲观预期,以及加剧供应商企业的经营风险,进而降低供应商企业的投资水平,但未通过减少信贷资源供给影响供应商企业的投资。此外,对于非国有控股、较弱议价能力、较低行业资产流动性及较高客户媒体关注度的供应商企业,客户资产减值对其投资水平的负向影响更为明显。本文研究结论不仅为客户信息影响上游供应商企业投资提供了经验证据,而且还为监管层规范企业计提资产减值行为,进而提升供应链整体投资效率提供了政策启示。

政府扶持能改善企业投资效率吗?——基于政府采购的经验证据

政府采购作为政府在需求端的市场化扶持手段引起了学界广泛关注。本文以2015—2020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实证检验了政府采购对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政府采购能够提高企业投资效率,且能够同时抑制企业过度投资和投资不足;区分订单特征发现,仅异地政府采购能提高企业投资效率。机制检验表明,政府采购能够通过降低企业经营不确定性和信息不对称程度提高企业投资效率,且上述作用在产品市场竞争更为激烈的企业、处于政府审计监督力度较强地区的企业、非国有企业以及处于法治环境较差地区的企业中更加显著。本文的研究结论不仅为如何通过政府扶持提高企业投资效率提供了经验证据,也对如何积极开展政企互动和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启示。

“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的增长路径

本文使用中国企业对外投资数据,将对外投资总量分解为集约边际与扩展边际,以“一带一路”倡议为准自然实验,解释了中国企业在沿线国家投资增长的路径。研究发现:集约边际和扩展边际均是“一带一路”倡议促进中国企业在沿线国家投资总量增长的路径;从投资方式看,跨国并购的集约边际增长强于绿地投资,扩展边际增长弱于绿地投资;从投资方向看,对顺梯度国家的投资二元边际增长具有显著正向作用,但对逆梯度国家作用相反;从行业类别看,交通与能源行业的对外投资二元边际增长的提高作用更优。机制检验表明,增强中国企业对外投资增长的稳定性应进一步提高“一带一路”倡议互联互通建设对扩展边际的促进作用。

金融开放、融资约束与企业创新投资

金融开放是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其能否改善融资环境、驱动企业创新发展是当前亟待研究的问题。本文使用2007—2020年A股上市企业数据,从跨境资本流动视角检验了金融开放对企业创新投资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结果显示,金融开放提升了企业创新投资水平,经过工具变量法、PSM法、Heckman两步法以及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之后,结论依然成立。机制检验表明,金融开放通过缓解整体融资约束、降低债权和股权融资成本、增加股权融资规模等路径驱动企业增加创新投资。调节效应分析表明,上述关系在非国有产权、资产规模小、区域金融欠发达以及不具有政治关联的企业中更加明显。进一步研究发现,知识产权保护和信息化水平强化了金融开放对企业创新投资的促进效应,并且金融开放有利于提升企业创新投资的市场绩效和经营绩效。本研究有助于理解金融开放、融资环境改善与企业创新投资之间的内在联系,研究结论对金融开放的政策调整具有启示意义。

对外直接投资与企业ESG表现——基于“一带一路”倡议的经验证据

本文运用中国沪深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2010—2020年数据,以“一带一路”倡议为准自然实验,探讨企业OFDI对ESG的影响及ESG调整动机。研究发现,中国企业通过参与“一带一路”倡议进行OFDI显著提高了ESG水平,尤其是环境维度的ESG。随着OFDI深入推进,企业ESG的改善效应逐步增强。OFDI更有助于提升国际化经验不足企业和投资到可持续发展目标较高东道国企业的ESG水平。此外,当面临严格的制度约束时,企业OFDI对ESG的提升效应更大,且制度约束主要作用于环境维度的ESG;若企业高阶资源较为丰富,则其ESG改善幅度更大,且主要表现为社会和治理维度的ESG改善效应。本文的研究丰富了我国企业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的ESG改善效应研究,并为推动我国企业ESG建设提供了理论支持和经验证据。

基于机器学习的“一带一路”投资国别风险预测研究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十年间,中国对沿线国家的投资规模持续扩大。然而,企业在抓住机遇,进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的同时,也需要重点关注“一带一路”投资国别风险。本文从政治、经济、社会和对华关系4个维度构建“一带一路”投资国别风险预测指标体系;运用灰色关联分析计算样本国家的综合风险评价值;基于2012~2022年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数据,利用机器学习构建GA-BP神经网络、支持向量回归和随机森林3种预测模型;通过对比预测精度,确定最佳预测模型,利用2021年的指标数据,对2022年的投资国别风险进行预测。研究结果表明:(1)在“一带一路”投资国别风险的研究背景下,支持向量回归模型预测效果最优,证明机器学习模型能够有效应用于风险管理领域;(2)“一带一路”投资国别风险存在明显的地区差异,中东欧地区和东南亚地区投资国别风险普遍较低,而南亚地区投资国别风险普遍较高,但都存在特例。本文研究结果可为“走出去”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决策提供参考。

财政纵向失衡与企业非效率投资——基于高质量发展的视角

地方政府长期面临财力不足压力,在“经济锦标赛”“晋升锦标赛”激励下,有强烈动机去影响域内企业投资决策,刺激企业非效率投资。以2006-2020年沪深A股上市企业为样本,实证考察财政纵向失衡对辖区企业非效率投资的影响。结果发现,在中国式财政分权体制下,财政纵向失衡会刺激企业的非效率投资行为,且主要表现为企业的过度投资。机制检验表明,财政纵向失衡下税收竞争和政府补助刺激了企业的非效率投资。高质量发展五维度异质性检验发现,财政纵向失衡对企业非效率投资的刺激效应在非高科技企业中和基础设施投入大、市场开放程度低、环保支出和基本公共服务支出低的地区更加显著。较高的纵向失衡引发地方财税竞逐帮扶直接形成企业投资损益,刺激了企业的非效率投资,但高质量发展理念也为扭转上述传导路径提供了方向指引。

压力还是监督:机构投资者调研与企业金融化

基于2013—2021年深交所A股上市公司面板数据,从监督效应和压力效应两种竞争视角,考察机构投资者调研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结果表明,机构投资者调研对企业金融化具有正向影响。划分金融资产配置结构后发现,机构投资者调研能够促进企业配置“蓄水池”类金融资产,抑制企业配置“投资替代”类金融资产,这说明机构投资者调研对企业金融资产配置具有监督效应。进一步研究发现,融资约束较低、代理成本较高的企业,机构投资者调研对其金融资产配置的监督效应更强;机构投资者调研对金融资产配置的监督效应有助于提高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研究结果对有关部门完善投资者关系管理,借助市场手段改善“脱实向虚”问题提供了可行依据。

乡村振兴背景下农业农村投资激励机制研究

鼓励农业农村投资,是实现农村现代化的重要途径。这就需要政府全面研究农业农村发展实际,做好顶层设计,出台激励农业农村投资的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改善农业农村发展条件,强化政府财税优惠与保障效率,发挥各类金融财政工具作用,化解农业农村投资风险,健全投资保障机制,推动形成多元化农业农村投资格局,加快农村资金要素流动,为农业农村发展提供资金支持,发挥资金在社会主义农村现代化发展的重要作用。

机构投资者退出威胁能有效抑制高管机会主义减持吗?

本文以2007—2020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考察机构投资者退出威胁对高管机会主义减持行为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机构投资者退出威胁能够有效抑制高管机会主义减持行为,具有显著的治理效应。机构投资者退出威胁有效降低了股价波动和股票错误定价,从而显著抑制了高管机会主义减持。环境不确定性和管理层自利性越强,则机构投资者退出威胁对高管机会主义减持的抑制效应越弱。进一步分析发现,上市公司机构投资者为交易型、发生股权质押以及产权性质为非国有企业时,机构投资者退出威胁对高管机会主义减持的影响更强;而且机构投资者退出威胁治理效应产生了积极的后果,显著抑制了高管减持寻租,提升了企业价值,降低了高管减持时的择机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