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资争端预防机制的国际经验及启示——兼评《外商投资法》投诉机制的完善

国际投资争端解决机制缺陷使各国将重心从投资争端解决前移到投资争端预防。各国预防投资争端的经验表明,应当以明确的国内法或国际法作为法律依据,建立高级别的权威组织架构,提高预防措施的强制力,才能有效发挥预防投资争端的作用。我国投资争端预防机制主要体现于外商投资投诉工作。《外商投资法》投诉机制的落实,需要通过配套相应法律规范,并解决组织架构搭建、处理纷争范围等问题。我国可以借鉴秘鲁、韩国、埃及等国投资争端预防的经验,建立全国统一的外商投诉信息平台,加大投诉机构工作方式权限,提高投诉决定对政府机构的约束力。

论我国投资争端预防机制的不足及完善

争端预防与争端解决联系紧密,但是二者在目的、效果等方面区别明显。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国际投资争端频发。由于投资仲裁存在一定缺陷,各国对于国际投资争端的关注焦点逐渐侧重于事前预防。伴随“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为了化解投资争端,优化我国投资软环境,构建和完善投资争端预防机制具有重要意义。我国近年来颁布相关投资法律构建投资争端预防机制,但该机制尚存在投资争端预防机构行政化特点突出、外商投资企业投诉工作机制不健全,以及双边投资协定中投资争端预防机制的规定待于完善等问题,需要在改革投资争端预防机制运行模式、健全外商投资企业投诉工作机制,以及改进双边投资协定内容等方面加以完善。

论中国投资争端预防机制之优化路径

数量庞大的双边投资条约、长期处于高位的外国直接投资流量、不完备的外国投资保护机制等众多因素的叠加,加剧了中国政府被外国投资者诉诸投资仲裁庭的风险,势必对中国政府的规制权与外国投资者的利益产生消极影响。从根本上说,中国政府应对上述风险的最佳方式是进一步优化本国的投资争端预防机制。通过有选择地借鉴域外投资争端预防机制的有益经验,中国应设立协调与解决外国投资者诉求的专门委员会、增进地方政府对投资条约义务的认知度、提高国内投资政策与法律的透明度、确定并监控敏感或重大的外国投资领域,以及积极使用行政复议与外资企业投诉机制。这不仅有助于外国投资者与中国政府形成长期互惠与合作关系,还能最大限度地降低投资争端解决成本以及优化本国的营商环境。

国际投资争端的预防机制与中国选择

随着投资者与国家间争端的不断增加,国际投资协定中的ISDS制度对国家管制权构成严峻挑战,许多国家开始重新审视ISDS制度。处理投资者与国家间投资争端的最好时机应当是在投资纠纷升级到国际投资条约项下的争端之前,最佳方法是国家实施有效的投资争端预防政策,建立投资争端预防机制。投资争端预防机制的主要制度设计包括:建立系统的投资争端预防和管理机构体系,建立信息收集和沟通系统,确认并监控敏感行业,建立政府机构责任制度等。中国应尽快建立系统有效的投资争端预防机制,加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投资争端预防机制方面的合作,共同探讨建立投资争端预防和解决协调机构。

巴西《投资合作与便利化协议》:内容、创新与启示

巴西《投资合作与便利化协议》的创新主要有四个方面:设定极低的投资保护标准,创设独特的国际投资协议“便利化范式”,实现投资争端规制的模式转变,增强外资的良性嵌入程度。我国应借鉴这一协议的经验,对所缔结的国际投资协议进行完善:增强中外国际投资协议投资便利化法律机制的系统性和专题性、动态推动性;建立源头治理模式的投资争端管制规则;从完善外部约束机制、内部约束机制两方面入手,增强外资的良性嵌入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