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投资争端预防机制的不足及完善

争端预防与争端解决联系紧密,但是二者在目的、效果等方面区别明显。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国际投资争端频发。由于投资仲裁存在一定缺陷,各国对于国际投资争端的关注焦点逐渐侧重于事前预防。伴随“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为了化解投资争端,优化我国投资软环境,构建和完善投资争端预防机制具有重要意义。我国近年来颁布相关投资法律构建投资争端预防机制,但该机制尚存在投资争端预防机构行政化特点突出、外商投资企业投诉工作机制不健全,以及双边投资协定中投资争端预防机制的规定待于完善等问题,需要在改革投资争端预防机制运行模式、健全外商投资企业投诉工作机制,以及改进双边投资协定内容等方面加以完善。

论中国投资争端预防机制之优化路径

数量庞大的双边投资条约、长期处于高位的外国直接投资流量、不完备的外国投资保护机制等众多因素的叠加,加剧了中国政府被外国投资者诉诸投资仲裁庭的风险,势必对中国政府的规制权与外国投资者的利益产生消极影响。从根本上说,中国政府应对上述风险的最佳方式是进一步优化本国的投资争端预防机制。通过有选择地借鉴域外投资争端预防机制的有益经验,中国应设立协调与解决外国投资者诉求的专门委员会、增进地方政府对投资条约义务的认知度、提高国内投资政策与法律的透明度、确定并监控敏感或重大的外国投资领域,以及积极使用行政复议与外资企业投诉机制。这不仅有助于外国投资者与中国政府形成长期互惠与合作关系,还能最大限度地降低投资争端解决成本以及优化本国的营商环境。

国际投资争端的预防机制与中国选择

随着投资者与国家间争端的不断增加,国际投资协定中的ISDS制度对国家管制权构成严峻挑战,许多国家开始重新审视ISDS制度。处理投资者与国家间投资争端的最好时机应当是在投资纠纷升级到国际投资条约项下的争端之前,最佳方法是国家实施有效的投资争端预防政策,建立投资争端预防机制。投资争端预防机制的主要制度设计包括:建立系统的投资争端预防和管理机构体系,建立信息收集和沟通系统,确认并监控敏感行业,建立政府机构责任制度等。中国应尽快建立系统有效的投资争端预防机制,加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投资争端预防机制方面的合作,共同探讨建立投资争端预防和解决协调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