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IIA中国际投资仲裁庭的权力约束机制研究

中国的国际投资条约实践正处于转型期,其对国际投资仲裁机制的立场也从保守转向自由化,但其在仲裁庭权力约束方面缺乏体系化的应对措施,可能引发仲裁庭权力扩张的风险。因此,有必要重新审视中国IIAs现有实践,从管辖权及其派生权力两方面构建全面的、体系化的约束机制,以便在给予仲裁庭足够自由裁量空间的同时,也确保其权力在法治的框架内运行。

中国-澳大利亚FTA中投资仲裁庭的权力约束机制述评

投资者-东道国争端解决条款是中澳FTA的核心条款之一。中澳两国晚近所处的情况相似,均身兼资本输入国和输出国的双重身份且均在国际投资仲裁中有过被诉的经历,故在接受国际仲裁机制的问题上,两国的立场日趋一致。这一立场体现在两国新签署的FTA之上。在普遍接受国际仲裁机制的同时,为避免国际仲裁庭滥用其授权,中澳FTA步步设防,构建了一个多元化、体系化的权力制约机制。

仲裁庭的条约解释权及《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的引导与制约

由于仲裁庭随意解释、扩大解释和背离缔约国缔约意图解释条约的现象时有发生,对仲裁庭条约解释权的引导和制约问题就显得尤其重要。缔约国可以在投资条约中明确规定《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的地位和作用,利用该公约引导和制约仲裁庭的条约解释行为,强化文本解释法与目的解释法的结合,发挥有效解释法和合理解释法的辅助性作用,积极运用系统整合解释法和演进解释法,以推动仲裁庭严谨解读条约条款、正确适用法律、兼顾投资条约与其他国际法规则的关系、平衡与投资有关的各方利益,进而确保投资条约的准确、真实、有效和合理解释。

国际投资仲裁中的缔约国解释:式微与回归

国际投资条约不仅创设了国际投资仲裁机制,还将条约解释权从主权国家转移到投资者—国家间仲裁庭的手中。由于现有的制约机制存在着不同程度的缺失,在投资仲裁实践中,仲裁庭的解释权在扩张,缔约国解释却走向式微。这会过度挤压东道国的施政空间。对此,缔约国可在缔约到争端解决的不同阶段,采取不同的措施,对仲裁庭实施必要的制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