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资立法的投资便利化创新之路

历经WTO成员方多年努力,由中国倡导并助推,终于实现了历史性突破——非贸易领域的投资便利化协定应运而生。这不仅预示着国际投资法的聚焦已从投资自由、投资促进、投资保护等传统领域,转向投资便利化这一新型议题,投资便利化正在成为全球治理的一种新趋势,还标志着中国在多边机制尝试设置议题、推进议题、提供公共产品、抵御任何脱钩断链的重大突破。在此背景下,中国签署的双边投资条约作为外资立法的延伸,其升级的动力机制已经形成,理应在透明度、简化程序、投资争端预防机制等方面形成合力。与此同时,国内立法作为履约机制的重要载体,更应注重国内行政程序简化的自身改革,加快电子政务的创新力度,与双边投资条约形成“鸟之两翼、车之两轮”。作为改革开放先行区和制度创新试验田,海南开创国际投资“单一窗口”,期冀先行先试、以地方立法“星星之火”,为各地投资便利化形成“燎原之势”。

东道国投资便利化及其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基于空间杜宾模型的实证检验

通过构建投资便利化指标体系,运用熵值法测度103个国家的投资便利化水平,并对其空间竞争性和β收敛情况进行分析,运用空间杜宾模型实证检验投资便利化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空间效应。结果表明,全球国家的投资便利化水平稳步提升,但不同类型国家投资便利化指数的动态演进差异性较大,非“一带一路”国家和OECD国家的投资便利化水平更高,但其特征分化也更明显;投资便利化指数存在空间竞争性和β收敛,而空间因素能够加快收敛速度。东道国投资便利化提升不仅显著促进中国对东道国的直接投资增长,而且存在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其中,营商环境的空间溢出效应最明显,金融服务环境的空间溢出效应次之。本文揭示的东道国投资便利化的时空特征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实证依据。

论中国自贸试验区投资便利化的法治路径

中国自贸试验区拟打造的营商环境目标之一就是“便利化”。“便利化”既包括贸易便利化,又包括投资便利化,其中投资便利化广义上可包括投资自由化。中国自贸试验区十年的建设中,通过在投资便利化方面采取“负面清单”准入模式,提高了外资投资进入的便利性、行政管理措施的可预见性和效率。为了对接更高标准的投资便利化水平,中国自贸试验区还应积极对接正在形成的WTO《投资便利化协定》下的规则。对此,中国自贸试验区可着力提升外商投资营商环境的透明度措施,协调更简化和更便捷的投资行政管理程序,在追求便利化的同时仍要兼顾安全化。

WTO 投资便利化谈判与中国选择

随着WTO投资便利化谈判进程的逐步推进,谈判进程中面临的利益不平衡困境逐渐突破。研究发现,中国之所以能够积极引领WTO投资便利化谈判进程,从结构性权力理论看,是因为中国拥有推进投资便利化谈判的生产结构和金融结构的结构性优势,同时中国适当搁置了生产结构的潜在挑战。本文引入国际政治经济学中的结构性权力理论,首先进行理论梳理并重新审视该理论在投资便利化谈判中运用的可能性,而后从结构性权力的视角加以分析;其次,考察中国设置并引领投资便利化议题的结构性权力理论支撑,同时也利用结构性权力分别从生产结构、安全结构和金融结构角度分析谈判过程中的主要分歧提案;最后,本文提出中国以结构性权力理论引领投资便利化谈判的主张和政策建议。

上海合作组织投资便利化的法律问题

《上海合作组织成立宣言》明确提出开启投资便利化谈判议程,之后成员国多次在元首宣言中强调了这一主题,《上海合作组织宪章》从组织法角度推动投资便利化进程,签署备忘录和议定书作为软法共同促进投资便利化。目前国际社会尚未形成统一的投资便利化定义,上海合作组织把投资便利化定义为成员国采取的一系列旨在吸引外国投资,并在投资周期的全部阶段使其管理有效性和效率达到最大化,保障透明度、程序简化和可预测性的所有行动或做法,以及满足上海合作组织自贸区一体化的上述措施。负面清单不透明成为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投资准入阶段便利化最为突出的障碍,国际投资“单一窗口”尚未推广,国家安全审查的透明度和可预测性尚有不足。成员国应进行双边投资条约修订或谈判,包括在序言中统一可持续性发展表述,推行国际投资“单一窗口”条款,增设程序简化条款;制定《上海合作组织自贸区协定》,为建成上海合作组织自贸区提供法律保障;发挥中国立法的引领作用,修订《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负面清单)》,完善在透明度和可预测性背景下的国家安全审查部门规章。

投资便利化框架下“争端前机制”的发展进路及中国参与

在投资者—东道国争端解决机制(ISDS机制)面临正当性危机的背景下,侧重于“争端发生后”阶段的争端解决面临诸多困境,ISDS机制改革进程陷入瓶颈。与之不同,以可持续发展为内涵的投资便利化议题的兴起,为投资争端的处理提供了崭新思路。投资便利化试图通过“争端发生前”阶段的投资争端预防,构建起一套“争端前机制”,不仅运用一系列投资政策、投资工具以及投资程序的制定与优化,加强对于东道国规制及服务投资的能力建设,而且通过构建投资争端预防机制,处理投资者意见及申诉,以减少潜在的投资争端。中国应当顺时而动,在ISDS机制改革受阻的当下,将投资争端处理思路从“争端后”转向“争端前”,通过投资便利化下的能力建设与预防机制构建,以更为平衡的方式妥善处理与外商投资的互动关系。

数字政府背景下固定资产投资便利化服务面临的问题与对策

近年来,我国投融资体制改革持续深化,投资管理的制度体系不断健全,出台了一系列法规文件,其中包括面向投资者提供便利化服务的内容,各级政府也在实际工作中提供了“项目申报、审批办理、咨询指导”等便利化服务,这些服务是项目开工落地的“头部”环节,撬动了项目后续进程。而当前服务中仍面临信息不协同等挑战,在我国大力推进数字政府建设、加快推进项目投资审批工作的新形势新要求下,亟需对“投资便利化服务”做专门研究,充分发挥投资在我国经济增长中的引领作用。本文在梳理当前项目投资便利化服务制度和实践措施基础上,聚焦于项目申报环节,探讨当前所面临的挑战,提出了三方面对策。

投资便利化水平对我国对外投资效率和风险的影响研究——基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数据分析

投资便利化是提高投资效率和降低投资风险的重要保障。本文采用随机前沿引力模型,探究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便利化水平对我国对外投资效率和风险的影响。结果表明:沿线国家的投资便利化水平和我国对沿线国家的投资效率普遍较低,且存在一定协同效应;我国对沿线国家的投资存量与双边GDP、东道国战略资产水平、城镇化水平正相关,与双边距离负相关;沿线国家的投资便利化相应指标对我国对外投资效率和投资风险的影响程度各异。

中国在北极航线经济腹地OFDI区位选择——从投资便利化角度出发

文章通过构建投资便利化指标体系,运用全局主成分分析方法测算北极航线经济腹地国家投资便利化水平,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定量分析东道国投资便利化水平如何影响中国对其直接投资。研究发现:北极航线经济腹地国家投资便利化水平存在较大差异;东道国投资便利化水平显著促进中国对其直接投资,经济规模、人口密度、货物和服务出口比重、外资开放度等也能显著促进中国对其直接投资。

WTO投资便利化协定的谈判难题与应对措施

2023年7月6日,WTO投资便利化协定谈判取得关键进展,确定了协定最终文本。作为全球第一个以投资为主题的多边协定,该协定致力于提高各国投资政策透明度并精简相关行政程序。协定若能顺利生效,将对国际投资产生深远影响,有利于我国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实施,保护我国对外投资者免受歧视待遇。但是距离协定生效,仍有诸多难题有待谈判。相关WTO成员应加强合作,增加加入协定的成员数量,做好需求评估工作,推动协定顺利生效实施。

论投资便利化服务的制度基础、影响因素及改进方向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将实行高水平的贸易和投资自由化和便利化政策,大幅度放宽市场准入,营造法制化、国际化、便利化的营商环境。近年来,国内外关于“投资便利化”的制度文件不断出台,内容涉及公开政策信息、简化投资程序、塑造良好的投资环境等,也就是为投资者提供的“投资便利化服务”。在我国推进服务型政府建设、加快推动投资项目落地背景下,亟须对“投资便利化服务”做专门研究,以填补学界空白,进一步提升投资便利化服务水平。根据国内外投资便利化服务制度内容,“投资便利化的服务”应包含指定机构承担服务职责等六方面环节内容,并受组织机构等三方面因素影响,未来应着重在建立“一体化”常态化统筹协调机制、构建“一致性”便利化服务规范标准、建设“一站式”数字化服务平台三方面进行改进。

临空经济区投资便利化的国际经验及其启示

中国临空经济已进入快速发展阶段,这种新兴经济形态将成为区域经济新增长极。然而,我国临空经济起步相对较晚,临空经济区投资便利化水平与发达国家之间还有较大差距。通过分析我国临空经济区发展现状及存在问题,总结发达国家临空经济区投资便利化的成功经验,得出对我国临空经济区投资便利化发展有价值的启示,并从营造更有吸引力的投资环境、扩大金融领域对外开放、提供法律保障等方面提出对策建议。

中国OFDI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碳排放的影响——基于东道国投资便利化的门槛效应

本文为探究中国OFDI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碳排放的影响效应,纳入东道国贸易便利化水平,通过门槛模型探究其在中国OFDI影响“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碳排放过程中的门槛效应。文章发现中国OFDI对“一带一路”国家碳排放有着明显的双重门槛效应。当“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便利化低于低门槛值或者高于高门槛值时,中国OFDI会加剧“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碳排放,当沿线国家投资便利化水平处在低门槛值和高门槛值之间时,中国OFDI能明显改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碳排放。因此,在“一带一路”沿线不同区域可以在提高投资便利化的基础上采取有针对性的环保政策,通过中国OFDI来改善沿线国家的碳排放。

非居民跨境资产管理业务如何助力贸易投资便利化

本文立足于海南全面深化改革和最高水平开放试验区的战略定位,探究在海南开展非居民跨境资产管理业务对贸易投资便利化的影响。通过理论研究提出非居民跨境资产管理业务对贸易投资便利化的影响机制——跨境资管业务循环、企业生产经营循环、跨境贸易投资循环的“三个循环”体系,并借鉴全球财富管理中心和国际贸易中心的发展经验,认为海南自贸港应按照前期、中期、后期三步走的业务实施方案,高效有序地推进跨境资产管理业务,助力实现金融高水平开放。

《投资便利化协定》开启世贸组织新篇章

投资便利化这个奇迹的诞生,源自世贸组织成员对贸易投资发动机作用的共同认知,源自成员对挽救世贸组织谈判功能的共同认知,更源自成员对全球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的共同追求。

中国引领投资便利化国际合作的证立与实现

投资便利化国际合作是当前国际发展政策制定中的热点问题,已经在多边层面达成了宣言式共识,但由于多边体制自身的诸多困难,该议题在多边层面面临着强大的阻力,仅通过跨国间立法形成了各国间的协调共识。中国推动投资便利化国际合作具有政治和经济上的双重驱动力。中国借助自贸试验区国家战略已经完成了投资便利化创新举措,形成了一定的国际影响力。实现引领投资便利化国际合作需要中国在基本原则、具体内容、规则体系和监测评价等几个方面都提供中式方案。

“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与周边国家投资便利化水平比较研究

"一带一路"建设对于经济新常态下中国扩大和深化对外开放,促进沿线国家经济持续快速发展以及实现合作共赢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选取反映投资便利化水平的4个一级指标和22个二级指标,构建投资便利化指标体系,运用主成分分析法测评了中国与周边国家的投资便利化水平。研究结果表明:中国的投资便利化水平相对周边国家最高,接下来是印度,吉尔吉斯斯坦的投资便利化水平最低;投资便利化指标体系中各二级指标的便利化水平指数相差不大且普遍较低,整体投资环境有较大的提升空间。中国与周边国家应通过强化基础设施建设、加强政策沟通、提高金融服务效率、营造良好的商业投资环境等举措,共同提升投资便利化水平。

投资便利化水平对中国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的影响

近年来随着全球化、区域化程度的加深,各国经济往来不断深入。投资作为各国贸易和资本流动的重要方式,在降低两国之间的经济合作成本、促进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投资便利化可以打破超级大国经济政策封锁,推动世界经济向自由化方向发展。基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政治稳定程度、经济金融环境、基础设施与技术发展、营商环境等各项指标,利用主成分分析法,可以建立投资便利化指数,以此对沿线各国的投资环境进行分析和评价,研究投资便利化影响投资的程度,从而为提高投资便利化水平提供对策和建议。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投资便利化水平及其对中国出口的影响——基于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从国家视角出发,在构建贸易投资便利化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并测算"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投资便利化水平基础上,利用拓展引力模型实证分析沿线国家贸易投资便利化水平对中国出口贸易流量的影响。研究表明,与GDP、人口、对外投资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等因素相比,贸易投资便利化对中国出口贸易的促进作用更大。同时贸易投资便利化各分项指标对中国出口均产生显著影响,其中运输和基础设施指标影响程度最大。对于不同区域,贸易投资便利化水平对中国出口均产生显著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