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投资保护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企业经营效益——基于微观层面数据的实证研究

在综合实力提升推动下,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取得了快速增长和良好表现,但也遇到了国际投资保护阻碍。在此背景下,文章通过匹配商务部《境外投资企业(机构)名录》、国泰安上市公司数据库以及OECD“外资限制指数”数据库,在微观层面检验了国际投资保护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企业经营效益的影响。利用经营利润率和总资产净利润率衡量企业经营效益展开实证研究,发现总体上国际投资保护会降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企业的经营效益,且结果具有稳健性,但也存在东道国类别和企业所有制性质上的异质性。传导机制研究表明国际投资保护不利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经营效益增长的传导路径在于增加了经营成本率和降低了总资产增长率。研究表明国际投资保护在微观上也会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企业产生不利影响,因而管理部门和企业均应有效预防及应对国际投资保护行为。

海南自贸港外商投资保护制度的新发展及完善建议

近年来,国际投资规则发展呈现出外商投资保护力度不断加强、外商投资环境持续优化的趋势与特征,我国始终坚持推动外商投资保护制度改革向纵深发展的战略,出台了《外商投资法》及其实施条例。海南自贸港深化改革、创新外商投资保护制度并取得了显著实效,在《外商投资法》及其实施条例的基础上,海南自贸港在国有化与征收、合法收入保护、依法履行合同以及不履行应赔偿原则、投诉机制建设、外商投资合同生效无需行政审批这五个方面都实现了机制创新。但在政府依照承诺履行协议和外商投资企业的评论机制建设这两个方面仍存局限性,亟待进一步完善,以提升海南自贸港引入外商投资的制度竞争力,并为中国外商投资制度改革提供先行先试的海南智慧与经验。

拉美国家与中国签订的BIT比较分析——以投资保护为视角

拉美地区资源丰富,是当前最具发展潜力的新兴地区之一,也是中国“一带一路”中的重要战略地区。我国与拉美国家签订的BIT数量较少,年代较久,许多条款规定过于笼统,且缺乏适时发展的新条款,与目前高速发展的双边经贸关系不相适应。本文谨就双边11个投资协定进行比较分析,为制度构建提供理论支持,同时为中国企业“走出去”在拉美地区投资提供建议。

中国海外投资保护的法律障碍与制度重构——基于北京城建诉也门等五案的分析

迄今为止,中国投资者诉东道国的五起投资仲裁案表明,中国数量庞大的投资保护协定并不能为中国海外投资提供有效的法律保护。如何通过投资保护协定有效构建中国海外投资保护机制是中国面临的特殊难题。既有投资协定中的旧规定与新形势严重错位,其中投资者身份、间接征收和投资仲裁范围不明确的条款构成中国投资者获取法律保护的重要障碍,也是投资协定重构的主要对象。在政策选择上,可通过增强中国国企投资者保护、完善间接征收制度和投资仲裁范围条款等方式,构建符合中国利益格局的海外投资保护制度。

从贸易保护到投资保护

传统的贸易保护理论阐述了国际贸易保护在政治经济学上合理性并对现实中贸易干预政策的存在性给予科学的解释 ,但传统贸易保护理论的前提条件是生产要素的不可跨国流动性。在投资贸易一体化条件下 ,资本、劳动力等生产要素可以跨国流动 ,这对传统贸易保护理论提出严峻挑战。本文首先分析了贸易投资一体化条件下传统贸易保护政策的困境 ,然后讨论了投资保护产生的客观基础和可行条件 ,最后对在贸易投资一体化条件下贸易保护政策向投资保护政策的转变方式进行了初步探讨。

中美投资保护协定谈判中的“非排除措施”条款研究——以中国海外投资风险分析与安全保障为视角

中美投资保护协定(BIT)谈判中面临的"非排除措施"(NPM)问题,涉及中美双方在国家利益例外及投资风险承担方面的政策差异。正常情况下,东道国按照BIT的规定保护投资者利益,但一旦出现NPM条款中列明的特殊情况,东道国即可采取相关措施维护国家利益。由于NPM条款中涉及的目标抽象,因而容易产生滥用N PM条款的可能性。为确定NPM的适用条件,有必要对条款中的关键词加以解释,并确定相应的审查标准。对于中国是否应当接受美国式NPM条款以及如何制约该条款的滥用问题,本文将从NPM的功能和结构、条款解释、审查标准等方面分析NPM如何平衡国家利益和投资者利益,并结合中国海外投资风险防范与安全保障方面的考量,做出初步的结论。

论虚拟化技术对图书馆存储管理的投资保护

随着图书馆存储需求飞速发展,为更好的服务目前及将来的业务需求,就需要采用存储虚拟化技术来实现对图书馆存储设备的投资保护。分析了图书馆存储系统中面临的问题及其要求,探讨了目前图书馆中虚拟存储系统存在的不足和虚拟存储技术的优点以及图书馆中采用存储虚拟化技术的必要性,最后提出了图书馆虚拟存储系统规划应遵循的原则。

中国海外投资保护与国家契约问题

中国急速成为海外投资大国。中国企业在海外资源投资中采用的国家契约具有一定的法律风险,从维护中国国家和企业利益出发,我们有必要重新审视中国国际经济法学及投资法理论和实践中关于国家契约的立场。本文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论述:第一,国家契约与中国海外投资中的国家契约状况;第二,国家契约与卡尔沃主义;第三,国家契约的国有化风险;第四,中国在国家契约问题上的利益和立场;最后,就中国海外投资的国家契约问题提出具体的结论和建议。

谈主权财富基金与西方投资保护措施

主权财富基金迅速崛起,成为全球资本市场上的重要一员,同时也引发了投资保护主义抬头。简要分析了投资保护主义的趋势和美国、德国采取的投资保护措施,提出了我国发展主权财富基金的若干建议。

我国《外商投资法》下的外商投资保护制度

2019年3月15日全国人大表决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法》作为我国的外资基础性法律,构建了一个基于我国宪法有关保护外商投资的规定,按照我国与他国缔结的投资协定设定的保护投资义务,结合我国外商投资面临的特殊保护需要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外商投资保护制度。该制度将为外商投资和潜在的外商投资提供强有力的保护,为我国外商投资的营商环境建设奠定良好的基础。

特朗普政府对华投资保护政策的新进展与中国对策

美国对华投资保护逐渐加强,并呈现出新表现和新特点。美国对华投资保护政策转变的原因包括:美国通过遏制中国的科技创新能力来巩固其全球科技领导地位;美国各界对"中国崛起"达成新的共识;美国对中国对外投资规模和投资模式的担忧;"非对称"和"非互惠"的双边投资准入政策等等。除此之外,美国对华投资保护政策存在以下影响:未来双边或多边投资框架协定可能会朝着更加有利于"美国优先"的方向发展;美国对华投资保护的不断升级或将产生连锁反应;美国将重点打压中国高端制造业和技术密集型产业投资;美国通过重塑和强化以美国为主导的全球价值链阻碍中国向价值链高端攀升。

投资保护主义与中国对美国直接投资策略的适应性调整

后金融危机时代,投资保护主义正在抬头,以美国为首的传统对外投资大国纷纷以保护"国家利益"、"基本安全利益"为由,对外国投资者实施严格的审查与监管措施,从而在国家层面上阻止FDI的进入。投资保护主义尤其是那些在执行现有法律或规定过程中的"隐性"投资保护已对中国和全球FDI构成威胁。中国正值对外直接投资关键期,在美投资事实上面临了更为严苛的审查和投资保护壁垒,据此,我们需要做出策略性的适应性调整。

中国双边投资保护协定的发展和对比研究

不断发展与完善双边投资保护协定的条款与内容,主要目的是通过扩展、保护投资者的利益,完善国内司法救济、减少投资争议并与国际仲裁协调,从而扩大、促进国际投资。近年来,经济全球化和频繁的国际投资活动促使双边、多边及区域性的投资协议的激增。随着外资投资中国以及中国投资海外的不断深入和扩展,中国双边投资保护协定数量激增。对中国双边投资保护协定的定义条款、保护及待遇条款、国际仲裁条款、保护伞条款以及征收与补偿条款的演变和发展的分析表明,中国应尽快制定自己的投资保护协定范本,适应国际投资发展趋势,提高中国海外投资利益的保护水平。

论《海峡两岸投资保护和促进协议》实施中的个性问题

《海峡两岸投资保护和促进协议》已生效一年多,其有效实施成为现阶段最重要的问题。两岸投保协议在涵盖一般国际保护协定常规要素和内容的同时,又在有效保护、双向促进和减少限制等方面创设出一系列充分体现两岸特色的个性安排。于个性规范层面,包括体现特有保护水平和确定争端解决方式两大类,实施中均面临解释这一前提问题。基于其个性内涵,应当坚持独立一般国际投资保护协定,并严格自洽于两岸协议体系的解释定位。于特殊机制层面,联合机制运行中"直管模式"过于弹性和柔性,"分管模式"则显均衡与效应不足;单方机制运行的特殊问题表现为逻辑关系含混和运行实效有限,既有待在制度建设上,进一步加以澄清与完善,从而实现该协议从"原则"到"规则"的实质转变,也有待在实际运用中,兼济各项机制的弹性与刚性,从而保证该协定"灵活安排"与"法制标准"之间的和谐统一。

欧盟投资保护理念的“西学东渐”及其启示

《里斯本条约》签署以来,欧盟新近达成的FTA呈现出"西学"美国NAFTA文本的倾向,并以FTA为媒介,将本区域的投资、人权、环境等价值"东渐"至发展中国家。欧盟在投资文本选择上的"西学东渐"策略源于其追求法律稳定性、重塑投资保护和公益管制平衡的内在需要,也有与美国保持竞存、与其进行TTIP谈判、共同参与全球贸易治理的外在需要,为中国对外谈判FTA/BIT时如何构建"中国理性"提供了启示。

论美国双边投资保护协定对我国的借鉴意义

在多边投资协定短期内难以达成的背景下,订立双边投资保护协定成为许多国家解决投资保护的首选方式。美国是首创双边投资保护制度的国家,研究其不断更新的协定示范文本对我们研究双边投资保护协定发展趋势很有帮助。本文从2004年美国双边投资保护协定示范文本入手,论述该协定对我国的借鉴意义。

不方便法院原则在海外投资保护中的适用问题

以公平正义为基础的不方便法院原则强调法院管辖案件应平衡当事人的利益,从而实现管辖权行使的公平与合理。不过,基于本国利益保护的现实需要,美国法院在面对美国跨国公司因海外投资所致损害而被要求承担严重损害赔偿的诉讼中日益适用不方便法院原则拒绝行使管辖权,以避免美国跨国公司承担巨额损害赔偿而实现对海外投资的有效保护。国际社会不方便法院原则晚近发展的状况对于其他适用不方便法院原则的国家有一定的影响。因而,作为日益发展的对外投资大国,我国可能会面对如何有效保护我国海外投资的复杂问题。有鉴于此,考虑在不方便法院原则的价值追求上适度转变观念,并对我国不方便法院原则中相关限制条件作出相应的制度调整,应该是我国的可行之策。

国际投资保护主义的兴起与中国的对策研究

近年来,随着中国"走出去"战略的提出,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实现了跨越式发展。但由于受到美国金融危机、欧洲债务危机等方面的影响,目前国际投资保护主义开始在全球兴起,其主要表现为设置市场准入壁垒、严格的国家安全审查、投资者需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等,对中国对外投资产生不利影响。为此,中国应进一步把握国际投资准则、政策的动向,创新投资方式,加强国际间合作,履行东道国社会责任,同时加强海外投资保险机制建设。

国际投资保护主义的发展态势及应对策略

当前全球经济持续低迷,令这一局面雪上加霜的是贸易保护主义有抬头现象,并且呈现不断恶化的趋势。又一个毒瘤——投资保护主义也愈演愈烈,严重制约了对外直接投资乃至全球经济的复苏。投资保护主义有别于贸易保护主义,有必要对二者的区别加以分析,并根据投资保护主义的特点采取有针对性的、行之有效的应对之策。

双边投资保护协定对中国FDI流动的影响——基于48个国家的实证研究

本文选取了与中国签订双边投资保护协定(BITs)的48个国家作为样本,依据政治风险分为高、中、低三类;运用引力空间模型对BITs在吸引外资和对外投资方面的作用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BITs显著促进了17个低政治风险国家对中国的直接投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