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直接投资冲击欧盟本土企业雇佣行为?

实证研究发现,中国直接投资作为欧盟国内资本的重要来源,不仅增加了欧盟本土市场的资本量,还有效促进了当地企业的就业增长。

投资冲击与劳动就业动态:经验事实与理论解释

利用SVAR方法揭示了投资冲击对劳动就业的动态影响以及劳动就业的动态特征,从而确立了相关经验事实。在动态一般均衡框架内构建了包含多种结构特征的新凯恩斯主义宏观模型,并用贝叶斯方法估计了模型的结构参数,进而对不同结构模型的动态特征进行了详细的比较研究。结果显示,刚性价格模型不能解释劳动就业的相关经验事实,而刚性工资模型和刚性价格-工资模型对经验特征具有良好的解释能力。同时,还就投资冲击对劳动就业波动的解释力和历史贡献进行了评估,方差分解的结果说明投资冲击对劳动就业波动具有很强解释力,历史分解和反事实模拟的结果显示投资冲击对2005年后劳动就业的繁荣有显著拉动作用。需要强调的是,如果没有正向投资冲击的拉动,2008年金融危机所导致的就业衰退要比实际情形严重得多。这与中国政府在2008年底推出的系列投资项目有关,这些投资过程所伴随的投资冲击有效地改善了这一阶段的劳动就业条件。

投资冲击、全要素生产率冲击与中国经济波动——基于RBC模型估计结果的分析

基于一个包含投资冲击和全要素生产率冲击的RBC模型的最大似然估计,分析了投资冲击和全要素生产率冲击对我国实际经济波动的影响。计量分析结果表明,全要素生产率冲击是我国实际经济波动的主要来源,而投资冲击对我国实际经济波动的影响比较小。分析认为稳步促进我国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是促进我国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最重要的措施。

投资冲击、现代化冲击与农业波动

本文利用投资缺口、全要素生产率缺口和农业GDP缺口度量了投资冲击、现代化冲击与农业波动,并简要分析了1980～2005年间我国投资冲击、现代化冲击与农业GDP波动的波动特点,然后利用脉冲响应函数、线性回归和方差分解方法分析了投资冲击和现代化冲击对农业波动的影响力度。研究结果表明,发展现代农业是稳定农业生产的根本途径。

公司投资冲击是否影响股票流动性——基于中国A股市场的经验证据

在宽松货币政策逐步退出、市值管理日益引起关注的背景下,股票流动性问题成为当前的研究热点。本文立足中国资本市场实际,实证研究了公司投资对股票流动性的影响及作用机理。研究发现:中国A股上市公司投资冲击显著降低公司股票的市场风险水平、增强股票流动性;在公司投资冲击增强股票流动性的作用过程中,公司市场风险具有部分中介作用。本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厘清了微观公司投资影响股票流动性的作用机理,丰富了有关股票流动性微观前置影响因素研究。最后,就信贷资源配置结构、投资者教育及公司投资评价内容和公司市值管理等提出了政策建议。

混频数据、投资冲击与中国宏观经济波动

使用中国数据估计DSGE模型时,由于缺乏季度的支出法消费、投资数据,一般使用月度的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固定资产投资数据加总作为替代。本文利用这一数据对DSGE模型进行贝叶斯估计,发现参数估计结果会出现系统性偏差;而使用年度的支出法消费、投资数据进行估计,模型的样本外预测绩效总体更优。基于这一结果,将年度频率的支出法投资、消费数据与季度频率的GDP、货币、通胀数据相结合,同时又结合投资品价格的年度(1992—1997年)、半年度(1998—2002年)和季度(2003—2016年)数据,对模型重新估计并进行方差分解。结果表明:中国产出波动的最主要解释因素是与投资相关的冲击,其次为货币政策冲击、持久性技术冲击和外生需求冲击。

技术冲击和投资冲击对中美两国经济波动影响的比较分析——基于RBC模型的实证检验

中国和美国是构成全球经济的两个重要国家,研究其经济波动问题的意义重大。本文构建了一个两部门的实际经济周期(RBC)模型,利用贝叶斯法重点实证研究了技术冲击和投资冲击对中美两国经济波动影响的比较效应。研究发现,技术冲击均是解释中美两国经济波动的主要来源,且技术冲击对中国经济波动的影响大于对美国的影响;投资冲击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小于技术冲击,而投资冲击对美国资本存量和实际投资波动的解释力度大于技术冲击;中美两国各经济变量受技术冲击和投资冲击的波动幅度各有不同,尤其消费和劳动波动的特征差异比较明显,表现为美国的劳动波动性较大,而中国的消费波动性较大。

国内外投资冲击对经济增长影响的探究

本文使用1980年~2015年的数据,采用结构向量自回归模型,基于一定的理论基础,探究在观察的时间范围内国内投资冲击与外商直接投资冲击两者各自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发现,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外商直接投资冲击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幅度大于国内投资冲击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幅度。且当两者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幅度到达相同水平时,国内投资的滞后期比外商直接投资的滞后期长。根据国内投资与外商直接投资对经济增长影响的不同特点分析其原因。为今后我国经济结构的转型提供合理的依据。

投资品相对价格、技术冲击与劳动要素投入--基于RBC观点的一个实证研究

本文由实证层面详细地考察了中性的与投资技术冲击对于我国劳动就业的宏观动态影响。基于投资品相对价格的长期趋势特征,我们发现:在长期限制识别条件下,正向的投资(中性)技术冲击对于劳动就业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负向的抑制效应)。这意味着,仅考虑单一中性技术冲击的SVAR模型混淆了不同性质的技术冲击对于劳动就业的不同影响。

中国经济向新常态转换的冲击影响机制研究

本文分析了中国自2007年以来逐步向新常态经济转换的冲击影响机制。运用SV-TVP-VAR模型分析了2001年第1季度至2015第3季度间以技术冲击和投资冲击代表的供求冲击对中国经济波动的动态影响机制,结果表明这两种冲击的影响机制都在2007年左右发生了结构性的转变。具体表现为:首先从影响的方向来看,投资冲击的短期影响为正但波动性加大,中长期的影响则变为负值且影响逐步增强,无论是从短期还是中长期来看技术冲击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正面影响逐步增强,但从2014年以来影响有所下降;其次从影响的数量来看,分时段的方差分解表明2007年之后投资冲击对产出波动的解释力度大幅上升,而技术冲击的影响比较平稳。这些结论说明中国经济向新常态的转换主要源于需求侧的不利冲击,但最近以来供求冲击都呈现了不利的影响,为此本文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投资专有技术进步对中美两国经济影响的比较分析

为研究投资专有技术进步对中美两国经济的影响,本文构建了一个内含投资专有技术冲击机制的中美两国新凯恩斯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基于中美两国1981~2017年实际GDP和固定资产投资波动数据,应用贝叶斯推断,发现加入专有技术冲击机制能够提升模型对真实数据的契合度。实证结果表明:专有技术冲击相比于中性技术冲击更能够解释经济中的短期动态变化;正向中性技术冲击下的劳动生产率呈上升态势,而专有技术冲击下的劳动生产率呈短期内下降、长期内上升态势;中国受专有技术冲击响应速度和幅度要大于美国。专有技术进步体现于先进装备更新换代,建议推动我国先进装备制造业创新发展,促进我国先进装备的推广应用。

金融杠杆波动与中国经济波动——来自我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本文基于我国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2001—2015年的面板数据,通过构建动态面板数据模型,研究金融杠杆波动对中国经济波动的直接影响和间接影响。结果表明:(1)金融杠杆波动和经济波动之间存在显著的正向关系,金融杠杆波动会直接引发经济的同向波动;(2)受到投资冲击的调节作用,金融杠杆波动对经济波动产生了负向影响;(3)金融杠杆波动对经济波动的正向直接效应要远大于其通过投资的传导作用产生的负向间接效应,整体来看,它对经济波动的总体效应为正。

贸易摩擦背景下中美经济协动性变化分析

数据显示中美两国经济的协动性变化明显,基于此事实,以技术进步与投资扩张作为切入点,构建开放经济条件下中美两国贸易模型。模型采用最大似然估计,数值模拟结果显示:(1)整体上,中国技术进步与投资扩张对美国经济发展的影响大于美国对中国的影响,这种影响虽然短期为负,但长期为正;(2)随着美国技术溢出程度增加,中国的技术进步对两国经济的正向影响增强,并能显著提高两国居民的福利水平,但同时也会增加两国的失业率;(3)随着美国投资溢出程度增加,中国的投资扩张对美国经济的负向影响增强,降低了美国居民的福利水平,但是对美国就业率的影响为正。最后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纵向财政失衡会影响经济波动吗——来自分税制改革后的中国省级证据

财政政策是国家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但分税制改革引致的纵向财政失衡弱化了财政政策的调控作用。基于中国1994—2017年29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对纵向财政失衡与经济波动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发现纵向财政失衡是导致我国经济波动的重要因素,并通过投资冲击、技术冲击和货币供给冲击等途径对经济波动产生正向促进作用;纵向财政失衡对经济波动的影响存在时序异质性和环境异质性;纵向财政失衡的变化周期先于经济波动的变化周期,并呈现一定的周期同步性。

信贷内生扩张能力、投资外生收益冲击与价格波动--对我国投资与通胀关系的一个新的解释视角

本文从一个新的视角——信贷内生扩张能力和投资外生收益冲击,对我国近些年来的投资与通胀的关系进行了解释。具体分析过程是先建立一个信贷内生扩张约束条件下的厂商长期投资动态最优化模型,并给出一个有关投资外生收益对价格影响的命题。在此基础上,我们以中国为对象,对命题成立的三个条件进行了实证检验,并对其中两个关键条件成立的背后动因进行了分析,且给出了长期增长与政策含义。

基于内生化的政府部门支出的研究

本文构建了基于内生化的政府部门支出的DSGE模型，实证分析了1992—2016年间政策冲击对经济波动及各经济变量的影响。研究发现：（1）内生化模型各经济变量受冲击及响应程度相对于外生化模型表现出较为强劲的趋势；（2）增加政府投资支出正向冲击，短期内私人投资下表现出挤出效应，长期内为挤入效应；（3）增加劳动税税率和资本税税率冲击，短期内都会降低私人就业、消费、投资和产出，中长期内征收资本税最终对私人消费的冲击更大。

耐用品、投资专有冲击与货币政策福利

本文构建蕴含耐用品与非耐用品的两部门DSGE模型,研究投资专有冲击对货币政策及社会福利的影响。投资专有技术进步改进了投资转化为生产资本的效率,放大边际成本波动,增加了厂商调价动机和价格水平变动。即使耐用品价格完全灵活,最优货币政策也无法同时稳定价格和实际GDP。研究发现:(1)耐用品相对价格缺口波动率的上升虽然增加了实际GDP波动,但能够有效地降低投资专有技术对边际成本的冲击,减少价格变动的福利损失。所以两部门投资专有冲击时,央行倾向于稳定价格水平。与其相反,在单部门投资专有冲击和两部门生产技术冲击时,最优货币政策应降低耐用品相对价格缺口波动,稳定实际GDP。(2)对比三种泰勒规则:钉住非耐用品PPI、钉住加权平均PPI及钉住CPI,福利分析发现钉住非耐用品PPI最优,钉住CPI次之,钉住加权平均PPI的福利损失最大。就损失程度而言,投资专有冲击的福利损失是生产技术冲击的2倍,表明投资专有冲击加剧了最优货币政策在稳定价格与实际GDP间的权衡。

老年人健康冲击是否挤出家庭教育支出?——基于医疗支出的中介效应检验

本文研究了我国三代户家庭内最高一代老年人的健康冲击对家庭教育支出产生的挤出效应。在构建三期世代交叠模型的基础上,分析了老年人健康冲击对家庭教育支出的影响机制,并运用2012和2014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老年父母的健康冲击对家庭教育支出施加了显著的负向影响,存在以医疗支出为中介变量的中介效应。进一步地,根据城乡二元体制的差异以及家庭收入水平的异质性进行子样本估计,结果显示,老年父母健康冲击对家庭教育支出的挤出效应在农村家庭和中等收入水平的家庭更为显著,并且都存在以医疗支出为中介变量的显著中介效应。本文研究表明,为了缓解老年人健康冲击对家中子代的教育投资和人力资本的积累产生不良影响,完善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尤其是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制度就显得格外重要。

地方政府投资竞争与经济周期波动

政治上的业绩激励和经济上的财政利益激励,使得中国地方政府具有推动经济增长的强烈动机,而由于投资具有直接且强劲的经济增长效应,地方政府势必在投资规模上展开激烈的竞争,由此将产生省份总投资冲击进而影响全国经济周期波动。本文将地方政府投资竞争、政府投资冲击、非政府投资冲击和经济周期波动纳入一个分析框架,利用动态因子模型和贝叶斯空间计量模型检验地方政府投资竞争通过省份总投资冲击影响全国经济周期波动的作用机理。研究结果表明,地方政府在非政府投资规模上的竞争加剧了全国经济周期波动,而在政府投资规模上的竞争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全国经济周期波动。

外部冲击对我国经济的影响加剧了吗——基于亚洲金融危机和次贷危机后经济波动的比较

国内经济波动在亚洲金融危机和次贷危机之后呈现出不同的特征。通过实证检验对两次危机后国内经济波动的主要差异进行了对比分析。研究发现,虽然次贷危机后国内经济波动幅度明显加剧,但不能将其归咎于外部冲击的影响。投资波幅增大是解释经济波动加剧的最主要原因,其根源则在于宏观调控政策对本次危机的反应过度敏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