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资动机异质性、双边投资协定和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基于GMM分析法的实证检验

本文基于GMM分析法利用2004—2014年中国对116个国家的直接投资存量数据,从对外投资动机异质性的角度分析了双边投资协定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结果发现,从整体上看,双边投资协定没有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产生显著的影响;双边投资协定对不同动机的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有着显著的差异,具体来看,双边投资协定对自然资源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和市场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产生了显著积极的影响,而对效率寻求型和战略资产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没有产生显著影响。

全球价值链收缩背景下中国吸引外资逆势增长之谜——一个基于异质性投资动机的解释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全球投资和贸易增长相对于危机前大幅萎缩,一些发达国家跨国公司回流本土,或转移到劳动力成本更低的国家或地区,全球价值链加速重构,呈现本土化、区域化趋势,但中国吸引外资仍逆势增长。其根源是,外商直接投资主要有两种动机,分别是成本导向型和市场导向型,中国虽然综合成本在上升,但产业配套齐全高效,在吸引成本导向型投资上仍具有综合竞争力;与此同时,中国具有超大市场规模并持续增长,对市场导向型投资具有越来越强的吸引力。应对全球价值链的加速重构,中国一方面要致力于降低综合成本,另一方面还要致力于打破地方保护和行政壁垒,加快构建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

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如何影响出口增加值——基于我国-东道国(地区)产业结构差异的视角

本文从规模效应和结构效应两方面建立分析框架,探究母国与东道国的产业结构差异对对外直接投资(OFDI)的出口增加值效应的调节机制,并利用2007-2014年欧盟发布的世界投入产出数据库(WIOD)的世界投入产出表、中国对外投资企业名录等国家(地区)和企业层面数据,采用可行广义最小二乘(FGLS)和系统GMM估计方法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OFDI对出口增加值有正向作用,随着我国与东道国(地区)产业结构差异的扩大,正向作用逐渐减小;OFDI通过规模效应和结构效应影响出口增加值;不同投资动机的OFDI对出口增加值的影响渠道以及我国与东道国(地区)的产业结构差异的调节作用存在差异。本文主要创新点在于提出并验证了东道国与母国的产业结构差异调节OFDI的出口增加值效应的机制框架,实证分析有效处理了内生性问题。本文研究为贯彻落实"走出去"战略和"一带一路"倡议提供经验证据支持,对强化OFDI顶层设计和布局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就业效应”:理论机制与实证检验

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是'创造'还是'转移'了母国就业?针对该问题,本文首先从理论上分析了异质性投资动机OFDI对就业的影响机制,然后利用2005-2007年522家对外直接投资的制造业企业数据,设定就业绝对量和就业相对量两个指标,采用马氏距离匹配和倍差法实证检验企业OFDI的'就业效应'。研究发现:总体上,OFDI显著促进了企业在母国的就业;进一步分析发现,商贸服务类OFDI显著促进了母公司在本国就业的绝对量,但对就业相对量并未有明显促进,技术寻求类OFDI则显著促进了企业在本国的就业绝对量和就业相对量,投资于发达国家显著促进了企业在母国的就业绝对量和就业相对量,投资于发展中国家则仅促进了就业相对量。

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创新效应研究

本文利用马氏距离匹配法对2005-2007年522家有对外直接投资的制造业企业匹配可供比较的对照组,设定研发投入和研发产出两个指标,刻画对外直接投资影响母国企业技术创新的知识吸收机制和知识再创造机制,从多维度研究对外直接投资的母国企业技术创新效应。研究发现: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有效促进了母国企业研发投入,但没有促进母国研发产出的增加;异质性投资动机和异质性东道国对研发投入和研发产出的影响存在差异:技术寻求型投资显著促进了母国企业研发投入和研发产出,而资源寻求型投资对母国研发投入和研发产出则有一定抑制作用;投向发达国家的投资显著促进了母国的研发投入,而投向发展中国家的投资则促进了母国的研发产出。

对外直接投资与劳动收入份额——来自中国微观企业的经验证据

企业海外直接投资势必引发母国生产要素流动和要素价格变动,是"促进"还是"抑制"了母国劳动收入份额?针对该问题,文章首先从理论上分析异质性投资动机OFDI对母国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机制,然后利用微观企业数据,采用马氏距离匹配和倍差法实证检验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公司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结果表明:就总体而言,母国总公司劳动收入份额与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负相关;就异质性投资动机看,商贸服务类OFDI显著降低了母公司劳动收入份额,资源寻求类OFDI和技术寻求类OFDI则显著提升了母公司劳动收入份额;就异质性东道国(地区)看,投资于发达国家的OFDI显著提升了母公司劳动收入份额,但投资于发展中国家的OFDI则对母公司劳动收入份额具有抑制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