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规制、双向直接投资协同发展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双向直接投资体系建设与双向直接投资协同发展效应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伴随绿色发展理念的深入践行,双向直接投资协同发展是否符合绿色发展要求,是否有助于实现经济绿色增长目标值得深入探索。基于2003—2020年我国30个省份(未包括西藏、香港地区、澳门地区、台湾地区)面板数据,分别采用容量耦合模型和SBM方向距离函数的GML指数度量双向直接投资协同发展水平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并借助计量工具实证检验环境规制对双向直接投资协同发展影响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调节作用和门槛效应。研究发现:双向直接投资协同发展显著提升了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且环境规制可以强化这一正向影响。从门槛效应估计结果来看,当整体环境规制标准较低时,双向直接投资协同发展将抑制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在环境规制标准提高到一定水平后,双向直接投资协同发展将有助于提高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此外,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可以加强双向直接投资协同发展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正向影响,但是不存在门槛效应。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对双向直接投资协同发展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关系的影响效应存在双重门槛,但门槛效应呈现出边际递减变化趋势。因此,我国应积极引进外资并扩大对外投资,为内外资企业提供合作交流平台,制定规范、明确、可行的环境规制标准,激励企业主动减少污染排放,最终助力我国实现绿色发展目标。

投资协同平台2.0建设助推邮政金融发展研究

梳理了商业银行投资功能监管政策调整脉络,对标工农中建交五大国有商业银行,论述了邮政金融构建"投资协同平台2.0模式"的必要性和可行性,提出了重构业务流程,形成"投资一点介入,服务全程响应"的投资模式,助推邮政金融可持续发展。

地区性行政垄断、产品市场竞争与投资协同效应——基于中国上市公司面板数据的经验证据

基于中国转型经济制度背景的特征,以地区性行政垄断和产品市场竞争为研究视角,研究了其对投资协同效应的影响。结果发现,地区性行政垄断与投资协同效应显著正相关,而产品市场竞争与投资协同效应显著负相关,地区性行政垄断会抑制产品市场竞争对投资协同效应作用的发挥,因此,投资协同效应是镶嵌于地区性行政垄断与产品市场竞争中的政府行政权力与行业竞争水平博弈的结果。

中国—东盟贸易、投资与环境协同发展争端解决机制研究

当前国际组织在处理贸易、投资与环境问题的方法上各有利弊,为了解决中国—东盟贸易、投资与环境的冲突问题,实现中国—东盟贸易、投资与环境的协同发展,基于设计的中国—东盟争端解决机制构建的思路和框架体系,并进一步探讨了确保争端解决机制正常运作的保障机制,即建立中国—东盟环境协调发展总局、中国—东盟环境协调发展基金会以及中国—东盟争端解决机制的诉讼体制。

完善企业集团EVA业绩评价体系的思考——基于协同效应的EVA相关指标调整研究

与单个企业相比,在企业集团层面推行EVA业绩评价体系会遇到更多的问题,投资协同效应就是其中之一。首先根据现代企业理论对投资协同效应进行了分析,在此基础上,探讨了为更好发挥EVA的激励功能而需对基于投资协同效应的EVA相关指标进行调整的理由,最后,对如何进行调整以完善企业集团EVA业绩评价体系作了详细的解释。

设立自由贸易试验区与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

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是新时代改革发展的重大战略布局。文章将设立自贸试验区作为准自然实验,构建双重差分模型识别设立自贸试验区对构建各省份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结果显示,设立自贸试验区能够显著提升双循环发展水平,且该作用通过制度环境优化、双向贸易协同和双向投资协同等机制产生;设立自贸试验区对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影响具有行业异质性,对第二产业的作用效果显著大于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文章进一步证实加快推进自贸试验区制度创新和改革成果的复制推广,能够推动市场主体将内需引致的规模经济优势转化为国际竞争新优势。

企业研究(R)投资与开发(D)投资的协同效应——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应用《企业会计准则》（2006）之后中国A股上市公司R＆D投资结构数据，实证考察了研究（R）投资、开发（D）投资对企业价值的影响。研究发现：研究（R）、开发（D）相结合投资时，能提高企业经营利润，存在显著的协同效应；其中，独立投资时，研究（R）投资与企业未来经营利润显著正相关，开发（D）投资与企业当期经营利润显著正相关。本文的研究结论为政府制定企业科技扶持政策，企业在研究（R）投资、开发（D）投资之间的选择和平衡提供了决策参考。

工资上涨的成本效应:企业出口与对外直接投资的权衡

随着企业工资指导线和最低工资标准的逐年上调,工资上涨对我国企业国际贸易的成本效应日益显现。本文通过构建Probit联立方程和似无相关模型,考察了最低工资和平均工资上涨将如何对企业出口和对外直接投资(OFDI)行为产生影响。实证结果表明:最低工资和平均工资的上涨在提升企业OFDI意愿的同时抑制了企业的出口,并且出口和OFDI存在协同促进效应;此外,工资上涨对中西部地区以及小规模企业的成本效应显著高于其对东部地区和大中型企业的影响。因此,要实现共同富裕和国际贸易转型升级的协同发展,应着力保障低收入者的生活质量,适度增加社会平均工资水平,在培育中等收入阶层、扩大内需的同时,积极践行出口退税、自贸区建设等鼓励出口的政策措施,将工资上涨对企业出口的负面影响降到最低,从"引进来"到"走出去",实现出口和OFDI协同发展的国际贸易新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