迈向“儿童投资型国家”:我国低生育率的福利逻辑及儿童福利制度的转型升级

人口问题既是大国兴衰之根本,也是关乎民族兴旺发达与国家长治久安的关键。近年来,伴随着生育率的连年下降,我国在2022年正式迎来人口负增长,低生育率已影响到国家经济社会良性发展,因此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要“建立生育支持政策体系”。已有的学理研究从五个层面对低生育率的形成原因进行了丰富讨论,但很少深入洞悉这场危机背后的深层福利逻辑,使得生育支持政策难以融入现行社会保障改革中。本研究认为,我国低生育率既与我国社会保障体系的结构性失衡及对全球社会保障转型共识的忽视密切关联,也与当前儿童福利对象的瞄准失序和儿童福利服务的落地能力不足有关。研究建议,我国在下一阶段应当积极实现从“促生”到“辅育”的全面转向,以“儿童投资型国家”为方向来强化以公民资格为识别标准的儿童福利制度,通过夯实家庭育儿能力及基层民政服务能力来避免“低生育率陷阱”。

英国“社会投资型国家”体育政策研究

英国政府将体育视为一种有效的潜在工具。通过体育的大众化,政府实现了建设稳定安全的社区、发展经济、培养居民体育技能、满足儿童需要,以及增进健康等多种社会目标,达到了事半功倍的效果。同时,政府发展体育事业也体现了社会平等的理念。政府为公民提供均等的体育参与机会,通过体育活动个人获得了身心健康,社会实现了和谐稳定。可见,英国的体育政策充分反映了"社会投资型国家"理念。体育在英国社会中发挥着积极而重要的作用。

“社会投资型国家”对解决就业困境的探索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西欧各国改革传统的福利国家制度,执政的社会民主党及其理论家提出了建立社会投资型国家的主张,其核心内涵是国家通过教育和培训的途径投资于人力资本,实行一种积极的社会福利政策。这对我国改善目前劳动力的状况和缓解就业压力具有极大的借鉴作用。我国应通过提高教育投入和建立职业培训体系的途径加大人力资本投资,提高劳动者的就业能力。

“建立社会投资型国家”——欧洲社会民主党第三条道路对福利国家制度的变革

针对“左派个人主义”和福利国家弊端 ,社会民主党第三条道路在提出新责任观和平等观基础上致力于建立社会投资型国家 ,强调人力投资 ,注意利用风险资源 ,并对投资主体和投资对象作出调整。

迈向儿童投资型国家:中国儿童福利制度的时代转向——兼论民政部儿童福利司的建设方略

在对中国儿童福利进行理论梳理和经验总结的基础上发现,中国儿童福利长期以来与世界主流趋势存在差异,补缺型儿童福利制度的形成及其路径依赖具有一定的历史合理性。同时,尽管近年来各地儿童福利在辐射范围、项目类型及政府购买力度等方面取得了一定的突破,但是立法层次、部门权责、协调机制、机构转型、儿童分类、家庭教育、社工建设、福利设施和区域平衡等九个典型问题仍然深刻困扰着制度的有效运行。未来我国应当积极迈向儿童投资型国家,重点实现育儿理念、育儿职能、育儿模式和育儿支持的四个时代转向。

从社会福利国家到社会投资型国家——西欧社会民主党的理论变迁与政策调整

战后初期 ,西欧各国在特殊的经济社会环境下形成了以“混合经济”、“充分就业”、“公平分配”、“社会福利”为主要特征的社会福利国家模式 ,这一制度在实践中暴露出的致命缺陷直接导致了社民党的长期下野。 90年代中后期以来 ,社民党及其理论家提出了“第三条道路”理论 ,同时在改革福利国家模式的问题上提出了建立社会投资型国家的主张 ,这一主张标志着社民党正在进行新的理论变革和政策调整 。

社会投资型国家对我国社会保障建设的启示

社会投资型国家的理论将福利国家的社会民主主义理念与市场经济对人的自主性、能动性的理解结合起来,试图在克服两者片面性或局限性的基础上发展出来的一种新型福利国家模式;它是现代社会福利制度探索日益成熟化的重要表现。而中国特色社会保障事业建设的良性发展应该从理念上入手,从现代福利思想的成熟理论开始。文章从理念角度探究了中国社会福利事业的理念优化和路径选择。

浅析“社会投资型国家”理念——对我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启示

本文从吉登斯的"社会投资型国家"理念出发,结合中国社会福利领域的现实问题,简单论述这一理念对在中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一些启示:倡导机会平等;提倡积极的社会福利;树立"社会投资国家"理念。

“社会投资型国家”及其在解决就业上的启示

针对于福利国家的弊端，20世纪90年代欧洲各国普遍开始了对传统福利国家的改革，执政的社会民主党及其理论家提出了建立“社会投资型国家”的主张，目的在于改革原有的福利制度，帮助福利国家走出困境。“社会投资型国家”具有丰富的理论内涵，其中的很多思想对于就业问题的解决很有启发。本文将以“社会投资型国家”的理论内涵为基础，从理论角度来分析“社会投资型国家”在解决就业问题上的启示。

他山之石:“社会投资型国家”理念——以英国社会福利制度改革为例

作为现代福利理论和制度的发源地，西方各国社会福利流派在争论中不断发展，形成了国家干预主义、新自由主义、第三条道路以及福利多元主义等多种形态。当前，经济全球化使世界每一个国家及地区均处于一个逐步统一的市场体系中，面对愈来愈激烈的国际竞争，各国社会福利制度已经从自身经济社会发展的稳定器，成为抵御全球经济和政治风险，保护自身社会稳定和社会安全的重要“武器”。基于国情和发展阶段的不同，

从布莱尔政府的福利改革看福利国家的转型

布莱尔政府福利改革的主要目的在于调整国家在社会福利中的角色和减轻政府的财政负担,这次改革涉及到劳动就业、养老保险、医疗保健等各个方面。布莱尔政府的福利改革是对福利国家弊端的一种应对措施,反映了由福利国家向社会投资型国家转型的这一当代潮流。

吉登斯的社会福利思想

吉登斯认为福利国家面临的风险是人为风险 ,福利国家的危机是风险管理危机 ,并非简单的财政危机。据此 ,他提出要彻底改革英国的消极福利政策为积极福利政策 ,强调“无责任即无权利”的新原则 ,主张个人、集体和国家共同建设社会投资型国家。

“第三条道路”福利改革评析

“第三条道路”针对传统福利国家的弊端提出了福利改革的理论。通过逐步确立“不承担责任就没有权利”的原则 ,强调人力投资 ,变被动式福利为积极式福利 ,变传统福利国家为社会投资型国家。这样有利于调动社会各方的积极性 ,促进国家、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共同参与 。

投资型社会的生成与治理转型

随着市场的演化,投资正成为普通人的日常经验,而投资的观念也开始改变我们对其他经济行为以及整个社会过程的认识。从人力资本投资角度出发,无论生产、消费还是储蓄都可以被重新解释为投资过程的不同环节,从而将整个社会过程变成了投资过程。投资需要理性,而投资理性是通过对机会成本与预期收益的计算发挥作用的。这种计算会突出可衡量结果的优先性,而由于需求的满足难以衡量,它在投资决策中的重要性就不断下降。传统上,国家的职责在于满足社会的福利需求,且这本身就是有价值的。而从投资理性出发,只有当国家的需求满足行为能够带来其他可衡量收益时才是有价值的。基于这一逻辑,当代国家纷纷开起了以社会投资为名的福利改革,逐渐将自身重塑为一种投资型国家。

“第三条道路”的社会福利主张对我国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启示

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过程中,应当吸收、借鉴国内外推行社会福利方面政策的经验。作为引起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各国社会福利领域发生重大变化的"第三条道路"强调"无责任即无权利"的新原则,提出了积极的福利政策,主张建设社会投资型国家。其中注重人力资本投资、积极的福利政策和发展公民社会对我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了重要启示。

“第三条道路”的政治哲学观——吉登斯思想解析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在西方兴起的“第三条道路”是一种要超越“左”与“右”对立的政治哲学,其核心人物和精神领袖是安东尼·吉登斯。由吉登斯进行系统化阐述的“第三条道路”作为一种独具特色的政治哲学包含六个方面,即修复与重构被破坏的社会团结;生活政治的兴起———摆脱解放政治,建设生活政治;现实民主制度的民主化;建设以信任为基础的能动性政治;改革福利国家,建立投资型国家;消除各种暴力。

一种积极的社会福利思想——论“第三条道路”福利思想的兴起及其启示

针对西方“福利国家”的危机，“第三条道路”提出了一系列不同于以往的福利思想。其主要内容是坚持“权力与责任的统一”，建设社会投资型国家，实行积极的福利政策。“第三条道路”福利思想是顺应形势对原先福利制度的调整，有科学和进步的意义，其对我国的社会福利建设也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吉登斯的积极社会福利思想

传统的西方福利国家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时代中陷入了困境,吉登斯提出我们应当倡导一种积极的福利(positive welfare):通过逐步确立"无责任即无权利"的原则,强调人力投资,变被动式福利为积极福利,变传统福利国家为社会投资型国家。

吉登斯社会福利思想探析

福利国家制度是20世纪民主社会主义所取得的最重大的成就之一,对保障其公民生活和社会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然而,随着社会环境的转变和全球化时代的到来,福利国家制度的弊端日益暴露。20世纪90年代,在福利国家危机重重和经济全球化进程不断加快的背景下,"第三条道路"思潮应运而生。英国著名的社会理论家和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是这一思潮的倡导者。他分析了福利国家存在的问题,区分了外部风险和人为风险,并指出福利国家改革的方向,即倡导积极福利,建立社会投资型国家。

撒切尔“去福利化”改革及其启示

撒切尔执政期间进行的"去福利化"改革在英国影响较大,借鉴其经验教训,中国的养老金改革应注意以下方面:改进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建立有效的社会共同责任机制;注重人力资本投资,建立新型"社会投资型"国家;关注特困人群和基本养老,推动社会福利重点化;追求社会公平,注重提高经济效益;循序、渐进、有序,切忌过快过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