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资型环境规制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非线性影响

作为助推生态文明建设的有力手段,环境规制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日益成为热点。文章通过引入空间溢出和门槛非线性效应,研究以政府治污为主导的投资型环境规制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非线性时空影响。首先从空间溢出和非线性门槛视角揭示了投资型环境规制影响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理论机制,并考察了非线性影响关系的特征事实;其次立足绿色低碳转型目标,基于纳入碳排放、PM2.5等非期望产出的SBM模型,测算2001—2019年中国省级层面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并从纯效率、技术进步和规模效率角度分解三者贡献;而后基于空间计量模型,选取Queen邻接权重矩阵和地理距离权重矩阵分析投资型环境规制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非线性时空影响;最后采用多重门槛模型检验在不同单位GDP能耗条件下,投资型环境规制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机制。研究结果表明:(1)与2001—2011年相比,2012—2019年全国省级层面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幅较大,且技术进步是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主导动力,而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区域差距总体上呈缩小趋势;(2)考虑空间效应后,投资型环境规制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存在倒“U”型关系,且其影响强度具有时空异质性,倒“U”型影响在2001—2011年期间、中西部地区更为突出;(3)从空间溢出视角看,全国省级层面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显著空间相关特征,且投资型环境规制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显著正向空间溢出效应,不同时期、不同区域的空间溢出效应具有异质性;(4)投资型环境规制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具有非线性门槛效应,当单位GDP能耗低于一定门槛条件后,弱化投资型环境规制才能促进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高。最后,文章从综合利用环境规制工具、构建区域协同高效的环境规制政策、探索跨区生态补偿机制、强化绿色技术转型以及优化产业结构等方面提出政策建议。

环境规制工具影响污染产业投资区位的比较研究——基于空间视角的分析

污染产业的有序转移关系到落后产能的淘汰和环保技术的创新。将环境规制工具分为费用型、投资型和公众参与型三类,从理论层面深入剖析不同环境规制工具影响污染产业投资区位的作用机理,在实证层面上运用SAC模型从空间视角对2004—2014年不同环境规制工具的成本效应、创新效应和集聚效应进行对比分析。结果显示:不同类型的环境规制工具对污染产业投资区位的影响差异显著,就影响方向来看,治污投资总体、城镇环境基础建设和公众参与型规制的提高能够吸引更多污染产业投资;就影响机制来看,费用型规制、治污投资总体、工业污染源治理投资和建设项目"三同时"投资对技术创新有一定的激励作用,而费用型规制、治污投资总体和公众参与型规制则表现出显著的负集聚效应。因此,应根据东、中、西部地区的发展阶段特点,有针对性地选择适当的环境规制工具组合以实现经济与环境的双赢。

不同类型环境规制对企业技术创新影响比较研究

波特假说提出后,引发了大量关于环境规制对企业技术创新影响的实证研究,但是少有文献提及不同类型环境规制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且较少涉及环境规制对企业技术创新的非线性作用。本文基于费用型环境规制与投资型环境规制两种类型,利用我国30个省份在2003-2012年间的面板数据,实证研究了不同类型环境规制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费用型环境规制对企业技术创新产生了显著的"挤出效应",排污费的征收增加了企业的生产成本,但是并不能促进企业进行技术创新;投资型环境规制总体上对企业技术创新产生了"激励效应",这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波特假说"。投资型环境规制通过降低企业技术创新的风险,增强企业的信心和预期水平,提升了企业的竞争力。在三类环境投资中,城市环境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对企业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最为显著;建设项目"三同时"环保投资对技术创新的正向作用难以确定;而工业污染源治理投资则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企业的技术创新。门限回归分析表明,费用型环境规制与投资型环境规制均存在门限效应,即环境规制程度的不同,对技术创新的影响也有所差异。因此,在制定环境规制政策时,要考虑不同环境规制政策的效果差异,有所侧重地制定和实施环境规制政策。

环境规制与工业绿色生产率增长——对“强波特假说”的再检验

本文首先运用SBM方向性距离函数和Luenberger生产率指数对考虑"坏"产出的中国工业绿色生产率及其来源进行了测算,进而分析了费用型环境规制和投资型环境规制对中国工业绿色增长产生的不同影响。基于1999—2012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1中国工业绿色生产率年均增长3.04%,技术进步是其增长的主要来源;2费用型规制与工业绿色生产率之间呈"U"型关系,而投资型规制与工业绿色生产率之间具有负向线性关系,表明"强波特假说"成立与否,不仅与环境规制的强度密切相关,也取决于环境规制的类型;3费用型规制与投资型规制在促进工业绿色生产率提升方面存在互补关系,意味着多样化环境规制组合使用的重要性。本文的研究结论不仅验证并完善了"波特假说"理论,同时对中国环境规制的创新及规制工具的选择具有指导意义。

环境规制与技术创新:基于不同类型环境规制的比较分析

作为社会性规制的一种,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的影响效果备受争议。本文利用我国30个省市区(除港、澳、台及西藏)2006-2012年的数据,实证分析了费用型环境规制和投资型环境规制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费用型环境规制对东部地区企业技术创新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投资型环境规制对东部地区企业技术创新具有显著的激励作用,而两种类型环境规制对西部地区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均不显著。因此,在制定环境规制政策时,要考虑不同类型环境规制的效果以及不同区域差异因素。

环境规制对重庆制造业集聚的影响

将重庆市环境规制分为费用型环境规制和投资型环境规制,将重庆制造业分为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制造业,基于2000—2016年的统计数据实证研究环境规制对重庆制造业集聚的影响。结果表明:重庆市费用型环境规制显著促进了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制造业集聚,抑制了劳动密集型制造业集聚;投资型环境规制显著促进了劳动密集型制造业集聚,对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制造业集聚则没有多大的促进作用。因此,在制定环境规制政策时,应考虑不同环境规制政策对不同类型制造业集聚影响的效果差异,有所侧重地制定和实施环境规制政策以促进重庆制造业集聚的发展。

环境规制政策演变对中国医药制造业创新效率的影响研究

在环境问题日益突出的背景下,学术界做了大量关于环境的研究。但鲜有文献说明不同类型环境规制政策的变化对医药制造业创新效率的影响。因此,文章基于费用型环境规制与投资型环境规制2种政策类型和2004—2016年中国27个省的面板数据,使用随机前沿(SFA)分析方法,实证研究了不同类型环境规制政策对医药制造业技术创新效率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费用型环境规制政策和投资型环境规制政策都对医药制造业的创新效率产生了“激励效应”;在投资型环境规制中,建设项目“三同时”环保投资对医药制造业创新产出有正向作用;而工业污染源治理投资则对医药制造产业的创新作用不显著。

环境规制工具对区域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研究——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检验

将环境规制分为投资型和费用型两类,基于环境规制对产业结构升级作用机制的理论分析,选取2005—2016年中国30个省份的相关面板数据,对环境规制能否有效倒逼产业结构升级进行了实证检验,并对环境规制驱动产业结构升级的空间异质性进行了分析。研究结果表明:投资型环境规制能显著驱动区域产业结构升级,而费用型环境规制则显著抑制了产业结构升级。进一步分析表明,分地区环境规制的产业结构升级效应具有明显的区域特征,其中,东部地区两类环境规制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不显著,而中西部地区投资型环境规制对产业结构升级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费用型环境规制对产业结构升级具有显著的阻碍作用。

环境规制、技术创新与经济增长——基于不同类型环境规制的比较分析

[目的/意义]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高速增长,但同时也加剧了环境污染问题。该问题的解决需要政府作为约束和激励主体制定有效的环境规制政策。[方法/过程]选取我国30个省市2009—2016年的数据构建面板门槛模型,分别以环境规制和技术创新为门槛变量,研究不同类型环境规制、技术创新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结果/结论]研究发现:费用型环境规制和投资型环境规制分别抑制、促进经济增长,并且费用型环境规制和投资型环境规制对经济增长的直接作用均存在显著的门槛效应;不同类型环境规制通过技术创新对经济增长的间接作用也存在显著的门槛效应;技术创新水平的提高对经济增长也有一定的促进作用。基于上述研究结果,文章提出了相关的建议。

环境规制如何影响货物贸易的出口商品结构

从环境规制是否影响了货物贸易出口商品结构这一问题出发,文章利用2001-2014年中国30个省市的面板数据,采用系统GMM估计方法,实证分析了不同类型环境规制对我国货物贸易出口商品结构的影响。研究表明:(1)费用型环境规制与出口商品结构间存在"U"型非线性关系,投资型环境规制与出口商品结构间存在倒"U"型非线性关系;(2)投资型环境规制之于出口商品结构的滞后效应较费用型环境规制更强;(3)在影响途径上,投资型环境规制更偏好促进技术创新,费用型环境规制则主要影响环保成本;(4)两种类型环境规制对于东部和中西部出口商品结构的影响强度有所不同。加强环境规制对我国货物贸易出口商品结构优化的促进作用,应重点从以下着手:考虑不同类型环境规制对出口商品结构影响的特点制定恰当的规制水平;根据不同类型环境规制的优劣势组合使用环境规制工具;加强环境规制与企业技术创新间的紧密联系;选择与区域产业分布特征相适宜的环境规制工具。

环境规制与经济增长:基于经济型规制分类的研究

从"遵循成本说"到"创新补偿说",环境规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引发了大量的研究,但鲜有文献提及不同类型的环境规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而这一问题又是环境政策制定的关键。为此,本文将环境规制分为费用型和投资型两类,并对2004-2010年中国大陆30个省(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费用型环境规制对经济增长无显著影响,而投资型环境规制显著促进经济增长。因此,本文认为环境政策的设计应充分体现对"绿色投资"(投资型)的鼓励,而非以增加企业成本(费用型)的形式存在,从而实现经济的"绿色增长"。

异质型环境规制对绿色经济的影响研究——基于绿色创新的中介效应分析

系统梳理异质型环境规制、绿色创新和绿色经济三者传导机制,基于2007—2019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使用数据包络分析方法构建方向性距离函数测算考虑非期望产出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随后构建中介效应模型借助2SLS回归方法实证研究。研究发现:从全国层面来看,投资型规制对绿色经济的直接影响呈显著“u”型特征,费用型显著为正;绿色创新在投资型和费用型规制对绿色经济的间接影响中起到部分中介作用;从区域层面来看,我国东部与中西部地区异质型环境规制对绿色经济直接影响系数与全国基本一致,绿色创新在东部地区投资型规制对绿色经济的间接影响中未起到显著中介作用而在中西部地区起遮掩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