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供给改善与企业劳动力投资效率:商业银行网点分布的证据

劳动力作为企业生产经营过程中的关键性投入要素,其有效配置在塑造微观企业核心竞争力和促进宏观经济高质量发展中起着重要作用。基于放松商业银行市场准入引发的商业银行网点分布扩张视角,考察其带来的金融供给服务改善对企业劳动力投资效率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机理,研究发现:商业银行网点扩张能够有效提高企业的劳动力投资效率,即企业周围分布的银行网点数量越多,劳动力投资效率越高;商业银行网点扩张主要通过信贷可得效应和监督治理效应促进企业劳动力投资效率的提升,且这种影响在民营、抵押物价值低、劳动密集型企业以及市场分割程度低的地区表现得更为明显。商业银行网点扩张通过改善劳动力要素配置效率提升企业的研发创新和全要素生产率,实现了对企业高质量发展的赋能作用。研究结论为进一步发挥金融供给侧改革在劳动力要素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进而推动经济和就业的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理论依据及政策参考。

政府扶持能改善企业投资效率吗?——基于政府采购的经验证据

政府采购作为政府在需求端的市场化扶持手段引起了学界广泛关注。本文以2015—2020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实证检验了政府采购对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政府采购能够提高企业投资效率,且能够同时抑制企业过度投资和投资不足;区分订单特征发现,仅异地政府采购能提高企业投资效率。机制检验表明,政府采购能够通过降低企业经营不确定性和信息不对称程度提高企业投资效率,且上述作用在产品市场竞争更为激烈的企业、处于政府审计监督力度较强地区的企业、非国有企业以及处于法治环境较差地区的企业中更加显著。本文的研究结论不仅为如何通过政府扶持提高企业投资效率提供了经验证据,也对如何积极开展政企互动和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启示。

减税降费对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研究

减税降费政策是促进企业发展、提高市场活力的重要举措,对提高企业投资效率、推进供给侧改革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通过我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2012-2020年的数据,对减税降费对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进行研究。研究结果表明:减税降费能够有效提升企业的投资效率;机制检验表明,减税降费可以通过缓解融资约束,减少企业投资不足的行为,通过降低信息不对称程度抑制过度投资的行为。通过进一步研究发现,减税降费对提高民营企业、低自由现金流企业投资效率的效果更为显著;政策对不同成长机会的企业影响效应有所区别;政策对市场化程度较高地区的企业投资不足的作用更加明显,而对市场化程度较低地区的企业过度投资的作用更为明显。本文还提出了推进减税降费政策,从而提高企业投资效率、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的政策建议。

高质量发展驱动下造纸企业环保投资效率的案例研究

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目标要求企业在实现经济价值的同时兼顾环境和社会效益。文章选取造纸业中环保数据披露较为全面、详细的景兴纸业作为案例研究对象。在前期学者等构建的环保投资效率评价指标体系的基础上,从经济、环境、社会三个维度构建了适合该企业的环保投资效率评价指标。从投入产出视角出发,运用DEA法对其环保投资效率进行评价,探寻其环保投资效率存在的问题及成因,并有针对性地提出相关对策建议,以期为高质量发展驱动下造纸业的环保投资决策提供参考和借鉴。

货币政策对企业劳动投资效率的影响研究

基于2010—2020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的相关数据,对货币政策与企业劳动投资效率之间的关系进行探讨。研究发现,在货币政策紧缩时,企业劳动投资效率会有明显的提高,会计稳健性的提高以及自由现金流量的减少是紧缩性货币政策影响企业劳动投资效率的主要作用机制。进一步研究发现,高质量的公司治理水平会抑制紧缩性货币政策对企业劳动投资效率的影响。非效率劳动投资分组检验结果表明,紧缩性货币政策对企业劳动投资效率的促进效应,更多地表现为抑制劳动投资过度。

机构共同持股会提升企业投资效率吗——基于代理成本的中介效应

近几年,机构同时持股多家企业的现象在资本市场逐渐增多,学术界对其影响企业行为的探讨逐渐深入。文章以2012—2021年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分析机构共同持股对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和传导途径。实证分析发现,机构共同持股能够抑制企业非效率投资,提升企业投资效率。中介效应研究表明,机构共同持股可以降低代理成本,进而促进企业投资效率提升。此外,进一步检验发现,机构共同持股对投资效率的提升作用呈现较显著的异质性特征,在融资约束高、媒体关注度低、高管不具有海外背景的企业中提升作用更明显。研究结论为企业提升投资效率提供了新的经验证据,同时为政府相关部门对机构共同持股现象的管理提供了理论参考。

数字化转型、资本结构与投资效率——基于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分析

依据2015—2022年沪深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运用文本分析方法,构建企业数字化转型指标,考量数字化转型、资本结构与投资效率之间的关系。结果显示:企业数字化转型通过优化资本结构抑制企业非效率投资行为,对国有企业和过度投资企业的作用更明显,且企业非债务税盾在过度投资和投资不足两种状态下作用效果相反。鉴于此,加快数字化转型进程,做好目标资本结构测算模型设计,实施差异化优惠政策,提升行业投资效率,提高制造业全球竞争力。

投服中心行权会影响企业劳动投资效率吗?——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中证中小投资者服务中心(以下简称“投服中心”)推出的持股行权政策是资本市场的重要制度创新,为解决中小投资者保护难题提供了政策思路。基于2014—2020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构建多期双重差分模型检验了投服中心行权对企业劳动投资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投服中心行权能够显著提升企业劳动投资效率。机制检验结果显示,投服中心行权通过降低信息不对称和缓解代理问题进而提升企业劳动投资效率。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在劳动投资不足、治理水平较低的企业中,以及行权方式为专项行动、股东大会和网上行权时,投服中心行权对企业劳动投资效率的提升效应显著。进一步研究发现,投服中心行权通过提升劳动投资效率,提高了企业业绩和企业价值。因此,应充分发挥投服中心行权对企业劳动投资效率的提升作用,提高公司治理水平,以保护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

供应链金融与企业投资效率——基于准自然实验的研究

在金融赋能实体经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大力推进的背景下,供应链金融是否影响企业投资效率备受关注。本文以2018年“供应链创新与应用试点”为准自然实验,实证探究供应链金融对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供应链金融显著提高了企业投资效率。机制检验发现,供应链金融主要通过缓解企业融资约束和提高企业会计信息质量等渠道促进企业投资效率提升。异质性分析发现,当企业位于金融发展程度较高地区或产权性质为非国有时,供应链金融对其投资效率的促进效应更显著。进一步的检验结果表明,供应链金融提升企业投资效率主要表现为缓解投资不足,并且供应链金融引起的企业投资效率变化有助于企业价值的提升。建议政府以多层次、系统化的支持政策推动供应链金融的实施和发展,进一步促进企业投资效率提升。

企业战略变化、垄断地位与投资效率——基于企业生命周期的视角

以2002-2021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为研究样本,实证分析企业在不同生命周期阶段下的战略变化与投资效率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成长期企业采取积极的战略变化有助于提高其投资效率;成熟期企业的战略变化与投资效率之间存在倒“U”形关系;衰退期企业的战略变化对投资效率的影响并不显著,但在进一步研究中发现,进攻型战略变化有助于企业扭亏为盈;企业的垄断地位会弱化战略变化与投资效率之间的关系;相较于非国有控股企业,国有控股企业的战略变化对投资效率的影响更为显著。成长期企业应积极主动地调整战略以适应市场需求的变化;成熟期企业应避免过度的战略变化,以免损害已经积累的核心竞争力;衰退期企业要勇于尝试新的战略方向,重新进行品牌定位;企业在制定战略时要充分考虑企业垄断地位和企业性质等因素,以实现企业可持续发展。

注册制改革与IPO公司投资效率

选取2019年7月22日至2021年12月31日注册制和核准制“共存”窗口期的首次公开募股(IPO)公司为样本,基于熵平衡匹配检验注册制改革对投资效率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注册制改革提高了IPO公司的投资效率,并通过缓解融资约束和提高信息披露质量提升投资效率;同时,对投资效率的提升效应在非国有企业、市场化程度较低地区的公司、外部监督较弱的公司中更显著。鉴于此,在注册制改革的进程中要强化信息披露质量监督,关注有较好投资机会公司的融资需求。

供应链集中度对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研究——基于产品市场竞争的调节效应

投资活动不仅影响企业的竞争力与发展前景,而且对国民经济的稳健发展至关重要。文章以2013—2022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了供应链集中度、产品市场竞争对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供应链集中度越高,企业投资效率越低,无论是投资不足还是过度投资,这种不利影响同样显著;产品市场竞争越激烈,供应链集中度降低企业投资效率的效应越明显,但是这种作用只针对投资不足情况;相对于国有企业,非国有企业的供应链集中度对投资效率的不利影响更严重,并且供应链集中度只能显著加剧非国有企业的投资不足。研究对完善企业供应链管理,提升投资效率,进而促进我国经济稳健、蓬勃发展具有一定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制度型开放对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研究——以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为例

选取2009—2022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运用多时点双重差分法检验自贸区建设对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研究表明:自贸区建设能够有效改善企业投资不足和过度投资的情况,进而促进企业投资效率提高;机制检验发现,自贸区建设可以通过创新水平提升效应、税收优惠提高效应、融资环境改善效应和融资约束缓解效应提高企业投资效率;异质性检验发现,自贸区建设能够显著提升民营企业、非资本密集型行业、低层级城市企业的投资效率。基于此,进一步深化制度型对外开放,加强制度型开放政策之间的联动性,因地制宜加强自贸区建设、制定区内政策,对促进企业投资效率提高有重要作用。

全球气温控制与企业投资效率——基于《巴黎协定》的准自然实验

本文以2015年12月12日巴黎气候大会通过《巴黎协定》为准自然实验,采用双重差分法,实证检验了全球气温控制对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相比非能源行业企业,能源行业企业的投资效率在设置2℃的全球平均气温上升幅度上限之后显著提高,并且主要表现为投资不足问题的缓解。这一现象在全球气温控制后公司生产经营活力提高、资金支持更多和社会责任表现更好的样本中更加显著。当企业受到更加严格的环境监管时,全球气温控制对能源行业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更加显著;能源行业企业投资效率的提高确实来自全球气温控制而非来自能源公司原本对环保问题的关注;地区升温污染物排放水平较高时,能源公司更需要通过提高投资效率来增加环保投资。进一步研究发现,能源行业企业提高投资效率可以显著增加公司的环保投资总额。本文直接检验了全球气温控制是否促进企业提高投资效率,进而促进它们增加环保投资,具有重要的理论和政策含义。

企业加入异地商会与投资效率

以2010~2020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基于资源诅咒观和资源汲取观,从异地商会视角考察其对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加入异地商会的企业投资效率更高,且企业所在地的异地商会数量能够强化这种促进作用,但当企业所在地存在与高管籍贯地相应的异地商会时,企业加入异地商会对投资效率的促进作用会被削弱。机制检验发现:加入异地商会的企业代理成本更低、社会资本更多,故而投资效率更高。进一步研究发现: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加入异地商会均会提升企业的投资效率;位于市场分割程度较高地区的企业比位于市场分割程度较低地区的企业加入异地商会对投资效率的促进作用更大。本文的研究丰富了异地商会的公司治理效果相关研究,同时对上市公司提高治理水平、政府部门优化异地商会等类似组织具有参考价值。

监管新规与股权质押上市公司投资效率

利用股权质押新规这一准自然实验,使用双重差分模型研究监管新规对股权质押公司投资效率的影响。基于2015—2022年A股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表明:监管新规显著抑制大股东股权质押后的过度投资和投资不足,对非效率投资发挥显著抑制作用;机制分析显示,监管新规引起上市公司股权质押比例下降、盈余管理减少,由此弱化两权分离及信息不对称,减少公司非效率投资;异质性分析表明,监管规则变化对抑制非国有企业非效率投资作用更为显著。据此,监管部门应继续加强股权质押行为监管,限制高比例质押和连续质押;强化信息披露监管,重视发挥独立审计机构作用;质权人也应加强股权质押业务事前调查与事后监督。

客户负债会如何影响供应商企业的投资效率?

文章从供应链角度出发,以2007—2020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考察了客户负债对供应商企业投资效率产生的影响。研究发现,客户负债水平越高,供应商企业非效率投资越严重,且区分债权人类别后发现金融性负债与经营性负债发挥的作用具有异质性,其中随着客户经营性负债的增加,会显著地降低供应商企业的投资效率,而金融性负债与供应商投资效率之间关系并不显著。进一步研究发现,当供应商企业具有国有属性时,上述影响会大大降低;且随着客户集中度的提高,也会缓解客户负债信息对供应商企业投资效率的恶化作用。

制造业服务化对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基于组织效能视角的研究

“发展服务型制造新模式,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是党中央、国务院做出的重要部署。以2011—2021年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了制造业服务化对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制造业服务化能够显著提高企业投资效率,主要的机制在于服务化有助于公司组织效能的提升,缓解了过度投资,提高了投资效率。减少组织冗余和提高资产管理效率是提高投资效率的重要路径。公司治理水平高的企业以及处于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的企业,服务化对投资效率的促进效应更加显著。本文研究为制造业服务化转型的微观经济效应提供了新的经验证据和理论解释,有利于促进制造企业进一步挖掘服务化的价值潜力,推动我国制造业服务化转型升级实现高质量发展。

资本账户开放对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研究

依据2001—2017年95个国家的上市企业数据,考量资本账户开放对企业投资效率的作用。结果显示:资本账户开放能提高企业投资效率,缓解投资不足,抑制过度投资;机制检验表明,资本账户开放通过提高市场竞争、缓解融资约束以及提高风险承担水平三个渠道提高企业投资效率。异质性检验显示,流入方向的资本账户开放对企业投资效率的提升更大,资本账户开放主要提高了金融市场发展程度高的国家、外部融资依赖度高的行业以及高杠杆率企业的投资效率。鉴于此,建议有序开放资本账户,加快金融市场建设,积极融入全球资本市场发展。

国资监管体制改革与国有企业投资效率

国资监管体制已由“管资产与管人管事相结合”的模式向以“管资本”为主的模式转变,这为国有企业的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制度保障。本文以2009—2019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国有企业为样本,实证检验国资监管体制改革对国有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国资监管体制改革显著提升了国有企业投资效率,代理成本降低与政府干预弱化在其中发挥了中介作用。进一步研究发现,政府治理水平在国资监管体制改革与国有企业投资效率之间具有正向调节作用。异质性分析发现,在非西部地区和金字塔层级低的国有企业中,国资监管体制改革对其投资效率的提升作用更显著。经济后果检验表明,国资监管体制改革通过提高国有企业投资效率提升了国有企业价值。研究结论为进一步深化国资国企改革提供了经验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