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欧双边投资条约中的投资者-国家争端解决机制--以欧盟投资法庭制度为视角

投资者-国家争端解决(ISDS)机制向来是国际投资协定谈判的关注重点之一,在中欧双边投资条约谈判中也不例外。为了回应近年来各界对ISDS机制的争议与批评,欧盟试图通过对传统ISDS机制进行改革而建立起投资法庭制度。与现有的ISDS机制相比较,投资法庭制度在具有强化国家规制权、加强裁判的合法性与公正性、确保裁判一致性与增强透明度等优点的同时,也面临关于投资法庭成员的相关规制有待细致化和科学化、上诉机制规则设计不合理、裁判的性质和执行问题存疑、与国内法院的关系有待澄清以及投资法庭制度规定碎片化等挑战。欧盟极可能在中欧双边投资条约谈判中提出建立投资法庭制度的建议,我国可以参与投资法庭制度的规则设定,且在仲裁范围、上诉机制的建立及透明度等问题上予以审慎考量,以期通过谈判累积参与国际投资治理的经验。

试析欧盟法律秩序自主性对国际争端解决机制的影响——兼评投资法庭机制在欧盟的合法性

为了维护欧盟法律秩序的自主性,欧盟司法机构在其作出的一系列判决中否定了欧盟加入含有国际争端解决机制的国际协定,这显示出欧盟法律秩序对国际法治排斥的一面。国际司法机构对欧盟法进行解释适用、处理欧盟与成员国责任分担等问题时违反欧盟法律秩序的自主性。欧盟准备在与美国谈判的《TTIP协定》中设立投资法庭机制以取代投资仲裁用于解决投资争端,考虑到欧盟法律秩序的特性,该机制能否应用于实践取决于其具体规则与欧盟法律秩序的兼容性。

欧盟主导的投资法庭上诉机制及其对中欧投资争端解决机制的借鉴意义

投资者—东道国投资争议解决机制长久以来因裁决不一致、忽视东道国主权等问题而遭受质疑。为解决这些问题,欧盟提出对投资者—东道国投资争议解决机制进行司法化改革,建立国际投资法庭体系,该体系包含上诉机制,明确规定东道国的规制权并设立高标准的法官行为准则。通过对欧盟投资法庭机制中的上诉机制进行研究分析,发现其存在上诉范围与发回重审范围界限不清、上诉法庭成员的选拔方式不明、法官薪酬过低、实践经验参差不齐等不足。在中欧双边投资保护协定的谈判过程中,可以部分借鉴欧盟主导的投资法庭机制,建立上诉机制,但应在上诉程序中增加磋商机制;同时坚持保留争议双方在上诉机构成员选择上的自主性,并采用双层酬劳机制以确保高水平法官的选任。

试论欧盟新设投资法庭制度及对中国的影响——兼与ICSID仲裁机制比较分析

作为国际社会负责解决投资者与东道国之间投资纠纷的专门机制,ICSID仲裁长久以来面临着包括裁决不一致、忽略东道国主权、仲裁员不独立和透明度缺失等问题在内的正当性质疑。欧盟针对此倡导设立国际投资法庭体系,该体系内含上诉机制,明确规定东道国的规制权,设立高标准的法官行为准则和透明度要求,与现存ICSID机制所强调的一裁终局、投资者保护、仲裁程序保密性等存在巨大差异。通过对投资仲裁与新设投资法庭制度的比较分析,为中国将来在缔结中欧投资条约时就投资争端解决机制方面的谈判提出建议。

“一带一路”倡议下投资者—国家争端解决机制研究——基于欧盟国际投资法庭制度的考察

"一带一路"倡议下,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体量庞大。如何维护我国在该地区的投资权益和投资安全是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投资者—国家争端解决机制作为国际投资争端解决的重要规则,是在国际法层面保护我国投资安全的重要方式。欧盟积极回应了国际社会长期以来对于投资者—国家争端解决机制的批评和质疑,创造性地提出国际投资法庭制度,并将其运用到双边自由贸易协定中。我国应该结合"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具体情况,以构建多边投资争端解决机制为目标,立足于"一带一路"区域范围,建立兼具协调统一和开放包容特点的投资者—国家争端解决机制。

投资法庭机制探究及我国的应对——以欧盟《TTIP协定》投资章节建议案为例

为了应对投资仲裁机制正当性危机以及设计一个能为欧盟接受的投资者与国家争端解决机制,欧盟在《TTIP协定》投资章节建议案提出建立投资法庭机制,该机制设立了一套上诉机制,选任了一批更具独立性的专职法官,采纳了更具透明度的程序规则,但同时也保留了大量投资仲裁规则。该机制未来取得成功的关键在于,它是否能实现多边化、完善上诉制度以及实现与欧盟法律秩序的兼容。投资争端解决机制也将会成为中欧正在进行的双边投资谈判的重点,对我国海外投资和资本输入产生重要影响,我国需要据此制定具体的应对措施。

欧盟TTIP投资章新设国际投资法庭制度探究

欧盟在TTIP投资章提出设立国际投资法庭的设想,其设立宗旨在于解决ICSID仲裁机制长久以来面临的"正当性危机",并推进与美国之间的TTIP谈判。从制度内容来看,投资法庭体系内含上诉机制、明确规定东道国的规制权、设立高标准的法官行为准则和透明度要求,是对现行投资仲裁制度的一次实质性变革。

浅谈TTIP视域下的投资法庭体系

欧盟和美国为建立全面平衡的双边投资贸易协定,在跨大西洋贸易和投资伙伴关系协定中经历数10轮的谈判,谈判不仅涉及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互惠自由化,而作为取代"投资者―东道国争端解决机制"的投资法庭体系更是谈判的焦点、亮点。该投资法庭体系尽管对传统的"投资者―东道国争端解决机制"进行了完善和改革,但仍存在不少的缺陷。其中的一些经验,将对未来中国与欧盟在中欧投资协定谈判中制定符合本国国情的投资规则提供借鉴或启发。

投资法庭机制的中国应对

传统投资者—东道国争端解决机制正面临“正当性危机”,欧盟对此提出了投资法庭机制,以取代传统的仲裁机制。然而,由于目前投资法庭机制尚不成熟,存在一系列缺陷,并且中国能输送投资法庭的相关法律人才有限,以及考虑到中国正在施行的“一带一路”倡议,中国接纳投资法庭机制将带来一系列现实问题。因此,将投资法庭机制纳入中国的双边投资协定是不妥当的。在中国提出更完善的投资争端解决方案前最好的解决办法是对投资者—东道国投资争端解决机制进行改良,可以从增强东道国的国家规制权,明确规定间接征收和“公平公正待遇”条款,严格规定仲裁员的道德规则,增强仲裁程序的透明度等方面入手。

《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议》投资法庭的司法问题

《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议》试图以投资法庭机制,增强投资仲裁案件中仲裁员的法官属性,以改变传统商事仲裁模式下“去政治化”所导致的对于仲裁员监管的缺失。但投资法庭将仲裁员科层化管理的意图未能彻底解决其固有的弊端。一方面,过高的任职要求将导致投资法庭无人可用的局面。另一方面,在“协议”尝试解决投资法庭仲裁员的身份归属问题时,却忽略了公正性才是仲裁事务的根本。因此,投资法庭机制除了进一步地减少仲裁员的数量之外,应当首先实现投资仲裁审理的同一化与规范化,才能为投资仲裁制度进一步地改革奠定基础。

欧盟投资法庭裁决的执行路径研究

近年来,欧盟在与加拿大、越南等国家签订的贸易与投资协定中引入了新型投资者与国家争议解决机制——投资法庭机制。欧盟为投资法庭裁决设置了双重执行路径,但实际上都无法充分保证投资法庭裁决在全球范围的自由流动。一方面,尽管根据《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41条投资法庭机制可以被认定为部分缔约国对1965年《华盛顿公约》的对内修改,但对协定以外的第三国不具有约束力。另一方面,投资法庭机制与1958年《纽约公约》具有一定程度的协调性,尤其是其组成事项符合《纽约公约》下“仲裁裁决”“书面仲裁协议”“商事争议”的内涵,但在协定以外的第三国能否获得执行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未来如果中国在中欧全面投资协定中接受投资法庭机制,应致力于构建有效的投资法庭裁决执行路径。

投资法庭体系中欧盟与成员国的共同连带责任:第三国的视角

分析欧盟、欧盟成员国和第三国订立的欧盟混合投资协定纳入的投资法庭体系项下,涉及欧盟及其成员国的投资争议中的单一被申请人规则,可以发现,在欧盟与其成员国之间采用单一被申请人而非共同被申请人的现行规则可能阻碍ICS仲裁庭行使管辖权,也可能使得欧盟在自愿履行仲裁庭对其作出的裁决时程序过于复杂,并且导致对欧盟作出的不利裁决存在承认和执行程序中的障碍。这些问题将损害第三国的投资者在投资仲裁和仲裁裁决承认与执行程序中的利益,因此应当认定欧盟与其成员国在ICS机制中承担共同连带责任。

国际投资法庭机制的发展进程及其对我国的启示

国际投资法庭作为欧盟针对投资争端解决机制提出的重要改革措施,一共经历了三个阶段:司法版—准司法版—精准版,经历了从“双边”走向“多边”、从“强司法化”向“准司法化”、从“框架性规则”走向“具体化规则”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欧盟始终坚持从自身利益出发,以增强改革方案的实用性与可行性为目标。欧盟的相关做法值得我国借鉴。我国在构建国际投资争端解决机制时,应以机制的可行性为核心,在考虑我国及发展中国家利益的基础上尊重已有的改革成果及改革趋势,分步骤地推进,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推动“中国方案”的落地。

欧盟投资法庭制度探析

现存的投资者与国家争端解决机制因透明度不高、裁决不一致等问题而引发诟病。欧盟据此提出了投资法庭制度。然而,因为欧洲一体化趋势的不断增强,欧盟投资法庭制度方案的提出存在着与欧盟法冲突的兼容性问题。投资法庭制度并不是替代目前投资者与国家争端解决机制的最优方案。本文从分析欧盟投资法庭制度设立缘由出发,深入分析兼容性问题和未来将面临的困境,在分析对中国的启示后提出了相应的完善建议,认为只有设立多元化的投资争端解决机制方可适应世界发展趋势。

《中欧全面投资协定》ISDS机制:欧盟方案与中国选择

2020年年末,中国和欧盟完成了《中欧全面投资协定》的谈判进程,但投资者与国家争端解决(ISDS)机制还有待后续谈判。欧盟的ISDS机制立场已经十分清晰,即以具有公法化属性的常设性、两审制的投资法庭机制替代传统的国际投资仲裁,旨在保障欧盟及其成员国的规制权与推动ISDS机制的欧洲化改造,最终提升欧盟在国际投资治理领域的话语权。有别于欧盟,中国在ISDS机制上的基本立场应更加侧重于对本国投资者在欧盟投资利益的保护,因此在ISDS机制的具体设计上不宜照搬欧盟的投资法庭机制,一方面应对其部分组成事项进行优化,另一方面也应适当保留国际投资仲裁的部分要素。

试析欧盟法律秩序自主性对国际争端解决机制的影响——兼评投资法庭机制在欧盟的合法性

为了维护欧盟法律秩序的自主性,欧盟司法机构在其做出的一系列判决中否定了欧盟加入含有国际争端解决机制的国际协定,这显示出欧盟法律秩序对国际法治排斥的一面。文章通过对欧盟法院及其前身欧共体法院对该问题做出的一系列判决进行分析后认为,当国际司法机构对欧盟法进行解释适用、处理欧盟与成员国责任分担等问题时会违反欧盟法律秩序的自主性。欧盟准备在与美国谈判的《TTIP协定》中设立投资法庭机制以取代投资仲裁用于解决投资争端,考虑到欧盟法律秩序的特性,该机制能否应用于实践中取决于其具体规则与欧盟法律秩序的兼容性。

双边到多边:欧盟投资争端解决机制的改革和中国选择

近年来,世界各国间投资交往日益密切,投资规模不断扩大,投资者—国家争端解决机制下的案件审理备受国际社会诟病,改革投资仲裁机制已成为国际共识。本文对欧盟从投资仲裁模式的实施到投资法庭体系的提出与落实,再到多边投资法院设想的改革路径进行了系统性梳理,通过对三种机制的比较分析,介绍了不同改革措施下的制度结构与发展前景。目前,不同改革派对投资争端解决机制的改革立场不尽相同,我国对于改革模式的选择正是中欧双边投资协定谈判的关键。本文以“欧盟模式”为视角,明确了中国态度并提出符合中国优势和立场的方案,以保障投资者利益和国家权益,促进国际投资发展。

欧盟多边投资法院：动因、可行性及挑战

投资者-国家争端解决机制(ISDS)近年来在世界范围内引发了激烈的批评与争论。欧盟的多边投资法院(MIC)是针对现有ISDS机制的系统性缺陷提出的最彻底的改革方案。从其制度安排来看,MIC更能确保裁决的一致性与正确性、保证法官的独立性与公正性以及节约案件审理的时间与费用。然而,MIC在制度设计上的不足以及各方对ISDS机制改革的深刻分歧使得建立MIC面临诸多挑战。中国应当抓住ISDS机制多边化改革的契机,参与MIC谈判,为将来的国际投资争端解决机制贡献中国智慧。

中国对欧盟直接投资:在规制与挑战中前行

当前全球经济面临下行风险,贸易和投资增长势头减弱,而启动新一轮的国际直接投资是推动世界经济联动增长的重要引擎。本文以新时代下中国对欧盟直接投资为研究议题,发现近年投资规模持续减小且并购主体性质分化明显,其背后的制约因素是欧盟对中国国有企业发起的并购交易尤为敏感,对投资开放不对称的担忧以及对欧盟利益、国家安全与核心技术的保护。本文在全面解读最新欧盟直接投资规制的基础上,提出中欧双方在直接投资领域的协调可持续合作的政策建议。

越南——欧盟自贸区投资上诉机制研究

晚近随着BIT的勃兴以及投资仲裁案件的激增,投资仲裁方式在解决投资争端方面的不胜任局面凸显,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探索建立某种投资上诉机制,而越南—欧盟自贸区的投资上诉机制则首开先河。该机制促进了投资争端解决的公正、提高了投资争端解决的效率、缓解了投资争端解决的严重不一致现象。我国在与欧盟商签BIT,以及与东盟完善2009年《中国—东盟投资协议》之时,不可不就是否接受甚或如何接受该投资上诉机制予以足够的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