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与投资者“炒新”

就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投资者“炒新”的影响进行的理论探讨和实证检验表明:总体上,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加剧投资者“炒新”;数字普惠金融通过降低信息不对称机制缓解投资者“炒新”;数字普惠金融通过激发投资者乐观情绪机制刺激投资者“炒新”。现阶段,数字普惠金融对投资者乐观情绪的刺激程度相较降低信息不对称程度更明显,因此,在积极推动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时,需强化其缓解信息不对称功能,同时注意防范投资者情绪和过度反应引发的风险。

IPO首日限价政策能否抑制投资者“炒新”?

为了遏制新股炒作,沪深交易所于2013年底出台了相关规定将新股上市首日申报价格限制为不超过新股发行价的144%(本文将其界定为"IPO首日限价政策")。本文以2009～2015年1194家中国IPO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了IPO首日限价政策对投资者"炒新"的影响。研究发现:IPO首日限价政策加剧了新股上市初期的炒作,它使新股表现出显著更高的实际首日收益率、连续涨停次数以及实际换手率;IPO首日限价政策也助推了次新股炒作,它显著增加了新股上市后的股价波动率、换手率以及股票定价,导致次新股股价长期居高不下,进而削弱了新股实际首日收益率与未来市场表现之间的负相关关系。拓展性研究还发现,在IPO首日限价政策实施后,具有炒作概念的新股其炒作现象反而更严重;2014年推出的IPO发行定价管制与IPO首日限价政策产生了政策叠加效应,强化了后者的负面影响;此外,IPO首日限价政策还显著增加了新股上市后的股价同步性。综合来看,IPO首日限价政策的实施效果事与愿违,它不仅未能抑制新股炒作,反而对投资者"炒新"产生了"刺激效应",不利于新股价格发现,并降低了股票市场定价效率。本文在理论上丰富了IPO以及交易监管制度经济后果方面的文献,在实践上则为完善IPO监管制度提供了重要启示。

IPO定价管制、价值不确定性与投资者“炒新”

本文以价值不确定性理论解释IPO定价管制对投资者"炒新"行为的影响,并以2006年6月-2012年2月的样本进行实证检验。结果发现,相对于定价市场化阶段,定价管制期间的IPO溢价(以首日收盘价减去估计的内在价值度量)显著更高。并且,新股上市前价值不确定性越大,定价管制对IPO溢价的影响越大;上市时二级市场投资者情绪越高,定价管制对IPO溢价的影响越大。上述发现都支持了价值不确定性理论对投资者"炒新"行为的解释。为增强结果的可靠性,我们使用双重差分模型控制时间序列上其他可能因素的影响,结论保持不变。本文的发现有助于理解新股定价管制的经济后果,并对注册制改革有重要启示。

注册制改革对IPO溢价的影响研究——基于投资者非理性假说的分析

提高IPO定价效率是中国推行注册制改革的重要靶向,然而鲜有文献从IPO溢价视角研究注册制改革前后IPO定价效率的变化。以科创板及创业板2011-2021年993家IPO企业为样本的研究发现,注册制改革并未提高IPO定价效率,相反却表现出更高的新股首日收益率,说明注册制改革导致了更高的IPO溢价。为检验注册制改革与IPO溢价之间的因果关系,基于价值不确定理论这一非理性假说,证明了投资者“炒新”情绪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中介作用。进一步研究发现,分析师发行价预测偏差对注册制改革与IPO溢价发挥正向调节作用;而询价机构报价制度在注册制下能更好地转移相关新股在二级市场的意见分歧,更大程度地抑制其IPO溢价。研究结论为注册制改革及配套制度的制定和市场定价机制的完善提供了重要经验证据。

首日价格管制与新股投机:抑制还是助长?

新股首日涨停板制度(首日价格管制)类似于向上熔断机制,目的是为了抑制投资者"炒新"。但理论上,涨停板制度可能抑制新股投机,也可能反向助长投机。本文以2006～2017年的2109家IPO公司为样本,研究发现:首日价格管制导致IPO溢价更高;新股价值不确定性越大,首日价格管制对IPO溢价的影响越大;首日价格管制期间,投资者情绪对IPO溢价的影响更大。此外,首日价格管制还放大了新股上市后的股票换手率和股价波动率,导致新股上市后的股价短期内进一步非理性攀升;但长期来看,新股的换手率和波动率会回归正常水平,新股的股价也会向内在价值回归。最后,本文基于PSM+DID的方法进一步验证了文章的主要结果,结论依然成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