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资者付费评级机构跟踪能改善股票市场信息质量吗——来自分析师预测的证据

“投资者付费”模式能够提高债券市场信息效率,本文研究了其对股票市场信息质量的影响。本文利用2010年投资者付费评级机构中债资信成立这一外生冲击,以分析师预测度量股票市场信息效率,发现投资者付费评级机构的跟踪降低了分析师预测偏误、分歧度与乐观偏差。上述结论对一系列替换设定稳健。机制上,投资者付费评级机构跟踪提高了企业的信息披露质量,进而影响分析师预测表现。在控制了信用评级质量改善与投资者付费评级机构自有信息等潜在机制后,信息披露质量改善的机制仍然存在。进一步看,分析师跟踪人数并没有减少,分析师预测的公共信息增多,而投资者付费评级提高分析师预测表现的作用在拥有公共信息少的分析师组中更加显著;这意味着信用评级机构向分析师提供了可以利用的公共信息。本文为债券和股票市场的信息传递提供了直接的证据,同时也为政府监管部门加强债券市场基础设施建设、引入双评级制度及提高投资者付费评级跟踪比例来促进股票资本市场与多层次资本市场发展提供了理论支持。

“投资者付费”模式能改善评级市场的信息质量吗?——基于中债资信评级的实证研究

金融危机爆发后,"投资者付费"评级机构由于其相对独立性和客观性,被赋予提高评级市场公信力的期望。本文利用2008～2016年发债企业主体评级和债券发行数据,考察了我国首家"投资者付费"机构——中债资信的评级,对评级市场信息质量的影响。研究发现,中债评级是否覆盖同一受评对象对其他机构评级高低无影响,这与国内外现有文献的研究结论不同。但是,中债评级释放了其他机构评级质量的信号,在中债评级与其他机构评级存在较大差异的情况下,投资者会利用中债评级信息对债券定价进行调整,说明"投资者付费"模式有助于改善评级市场的信息质量。

“投资者付费”模式对“发行人付费”模式评级的影响:基于中债资信评级的实验证据

利用2008-2014年交易所发行的公司债券数据,以评级收费模式为切入点,分析在"投资者付费"模式压力下,"发行人付费"评级机构后续信用评级的调整情况以及评级质量的变化。实证发现,在"投资者付费"模式压力下,"发行人付费"模式的评级机构会调低发行主体的信用评级,但却提高了评级的质量。另外,当"发行人付费"模式的评级机构与企业存在严重的利益合谋时,这种调低作用更显著。上述结论从评级收费模式视角解释了中国信用评级的偏高现象。

投资者付费的债券评级模式是否更优

评级机构与被评对象的利益冲突问题一直广受争议。以投资者付费评级模式产生为契机,并将其作为传统评级模式的对照样本,实证检验我国企业债与公司债评级决定因素,投资者付费模式是否改善了现有评级的质量,以及不同付费模式对信用评级高低的影响。研究发现,市场公开的财务指标、债券和公司特征能较好地解释现行评级体系;现有评级模式并没有因为投资者付费模式的产生而改善,但是与投资者付费模式相比,现行评级等级显著偏高,存在信用评级膨胀现象。

证券发行人付费模式监管改革研究——基于不同付费模式的成本收益分析

发行人付费模式是域外监管看门人的逻辑起点,但国内法学界对该模式的改革鲜有问津;金融领域的文献虽对此问题多有涉及,但对规则设计的讨论十分有限。理论分析与实证证据表明,全面转型为投资者付费模式以及付费与聘用权分离这两种颠覆性改革方案的成本过高。基于成本收益的考量,监管应该选择的路径是:一方面,允许发行人付费与投资人付费这两种模式自由发展,让投资者可在两种具有不同程度的利冲风险服务中进行选择;另一方面,可以采用成本相对较低的方式对发行人付费模式进行干预。具体有以下三种可行的方案:特定情形下的“监管机构指定看门人”,是将有限的监管资源集中应用于利冲风险最高的情形;执业质量评分机制,是对检查结果的进一步“可视化”,以通过助力声誉机制来激励看门人注重服务质量而不是迎合发行人;关键人员的强制轮换,是从时间维度上减少发行人付费模式带来的发行人与看门人之间的利益勾连。

付费模式、声誉与信用评级质量——基于我国债券市场的经验证据

本文利用中债资信对债券发行主体进行主动评级的数据,考察了投资者付费模式的引入对我国债券市场上发行人付费评级机构行为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投资者付费模式评级具有标杆效应,相对于没有被中债资信评级覆盖的样本,被中债资信进行主动评级的样本其发行人付费评级与之前相比有显著降低,评级质量有所提升,进一步研究发现,投资人付费模式主要通过声誉约束机制发挥作用。本文的研究结论肯定了投资者付费模式评级在我国信用评级市场发挥的积极作用,并提出监管机构可在合适情况下推出双评级制度。

国际信用评级监管改革对我国信用评级行业的启示

信用评级机构虚高评级以及频繁下调主权评级等行为造成并加剧了金融市场动荡,各国政府以及实务界要求加强信用评级监管。美国明确了SEC对信用评级的监管责任,要求促进信用评级业的竞争,并认为评级机构应当适用于与审计师类似的法律责任和公共监管。欧盟对信用评级的监管也由"遵守或解释"模式转向行政监督。我国需要优化配置政府监管与评级机构对金融市场风险的监管权力界限,发挥各自监管优势,利用信用评级降低信用违约发生的概率,防止金融网络传播或放大信用风险;避免法规对信用评级的援引,激励大型金融机构发挥其在风险管理中的判断能力;加强对结构性金融产品基础资产信用风险和具体契约特征相关风险评级监管;探索利用"双评级"、投资者付费等模式以及评级机构声誉机制等提高信用评级的准确性,促进我国信用评级业的发展。

融资异质性、信用评级与发债成本

采用锐思金融研究数据库2007—2016年间的7900个有效样本数据实证表明:相比债项评级,主体评级对发债成本的影响更大,且随着信用等级的提高,债项评级的边际影响比较稳定,而主体评级的边际影响递减。信用评级对发债成本的影响在不同特征的债券之间表现出稳定的分离均衡:对在交易所市场发行债券的影响大于银行间债券市场;对公司债券、中期票据的影响大于企业债券、金融债券。评级展望对发债成本也有显著的降低作用。投资者付费模式有助于提高信用评级的公正性,降低发债成本。

信用评级机构收费模式中外比较研究

目前我国信用评级发展处于初级阶段,国内一些学者针对信用评级收费模式的探讨有鲜明的国情特色。国际三大评级机构(标准普尔、穆迪、惠誉)皆采用发行人付费模式,借助西方国家完善的监管体系与三大机构自身的公信力可以保证评级结果的相对公正与有效。与之相比,我国信用评级采用发行人付费易出现评级购买等负面问题,但投资者付费因"搭便车"导致可操作性差。为此,我国评级机构应暂时保持发行人付费模式,同时还应完善监管体系。

从债券违约现象看我国信用评级质量

近年来我国债券违约事件频发,我国信用评级机构的公信力受到了诸多质疑。基于中国信用债市场的违约事件,并选取了2014至2020年中国信用债市场的违约数据及评级机构的相关信息,分析违约债券的信用评级情况及质量,从中发现我国债券评级市场目前存在的问题。应通过加强监管、强化评级机构中介责任、提高分辨违约风险的能力、发展“投资者付费”模式、加大信用评级跟踪力度等措施,以规范我国信用评级行业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