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资者保护执行、监管政策与会计政策选择

本文以新会计准则实施前的2004年至2006年度报告了三项减值准备(存货跌价准备、短期投资减值准备和长期投资减值准备)的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考察了投资者保护执行与证券市场的监管政策对会计政策选择的影响。研究发现,在控制了其它因素的影响后:投资者保护执行对会计政策的选择有显著影响且符号为负;配股政策与扭亏政策对会计政策选择没有显著影响,而证券市场的ST规定对会计政策选择有显著影响。

投资者保护执行制度研究——从抑制上市公司高管薪酬的粘性角度探讨

选取2004-2008年度上市公司作为样本,首先考察了上市公司高管薪酬的粘性特征,随后进一步研究投资者保护执行水平对高管薪酬粘性的影响。实证研究发现,我国上市公司高管薪酬存在粘性特征;在控制了其他因素的影响后,投资者保护执行的水平并不能起到有效抑制上市公司高管薪酬粘性的作用。研究结果表明,投资者保护执行制度没有对公司治理起到应有的促进作用。

投资者保护执行与审计质量的关系研究——基于沪深两市的实证研究

本文以2005年至2009年上市公司在2007年出具的自查报告为研究对象,对投资者保护执行和审计质量的关系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上市公司外部治理框架下,动态投资者保护执行机制和静态投资者保护机制越完善,公司治理越好,管理层的机会主义行为越少,上市公司的审计质量越高。在投资者保护执行机制缺乏的情况下,尤其是公司出现财务问题时,比如资金流受制、核心利润不高、终极控制人非国有、成长性较差而抵挡不住市场风险等情况下,审计质量备受怀疑,可能存在CPA与上市公司合谋的情况,从而降低审计质量。

投资者保护执行与高管薪酬关系的研究

文章以我国2005-2008年度沪深两市所有上市公司为样本,考察了投资者保护执行对高管薪酬的影响。研究发现,在控制了其他因素的影响后,投资者保护执行对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薪酬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投资者保护执行制度没有对公司治理起到应有的促进作用。

债务期限保证作用的传导机制研究

本文以我国上市公司2005年-2011年的数据为样本，以制度理论为基础，实证分析了债务期限保证作用的传导机制。研究发现，企业的投资者保护执行水平与债务期限显著正相关，而地区市场化程度与债务期限显著负相关；债务期限与审计收费显著负相关，而财务杠杆率与审计费用显著正相关。研究结果表明，企业长期负债融资选择以及建立债务期限保证机制的方式取决于企业所处的制度环境和制度的执行机制。在我国市场化程度较低的地区，企业可以通过政府的“他助之手”建立政治关系声誉，为长期负债融资提供保证，但是，企业较低的投资者保护执行水平将减弱政治关系声誉对债务期限的影响。而在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地区，企业则可以通过“自助之手”建立投资者保护执行声誉来解决长期负债融资问题。从经济后果来看，在我国，市场化程度较低的地区，企业较高的财务杠杆降低了“他助之手”声誉建立债务期限保证机制的经济收益，而在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地区，企业通过“自助之手”声誉建立的债务期限保证机制和低财务杠杆率的联合作用提高了经济收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