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证券投资者赔偿基金的制度逻辑与方案设计

随着近年来证券发行注册制、证券民事赔偿诉讼制度等改革的推进,预计未来证券欺诈救济案件数量和求偿金额将显著增长。考虑到上市公司偿付能力的分化和司法资源的有限性,投资者可能面临救济不足的局面。为此,有必要构建符合中国证券市场运行实际和治理需要的投资者赔偿基金制度。我国证券投资者赔偿基金的制度建构应遵循下列逻辑:一是充分保障投资者权益;二是防范证券市场相关主体的道德风险;三是节省司法资源,弥补司法救济的不足。在资金来源方面,可考虑在创设基础配置方案的前提下,因时制宜地制定多元资金筹集方案,并根据资金偿付的优先顺序,设立统筹账户和个案账户;在赔付范围方面,在证券虚假陈述类案件先行试点的基础上,根据实际情况将证券投资者赔偿基金赔付范围扩大至内幕交易和操纵市场类案件;在赔付标准方面,对不同类别投资者的赔付数额进行限制,以防止道德风险;在设置模式方面,可采用有限责任公司的独立法人组织形式,同时赋予投资者赔偿基金一定的监管职能,促使其更主动地参与到投资者保护之中。

投资者赔偿视角下证券行政执法当事人承诺制度的困境纾解

证券行政执法当事人承诺是行政和解制度的实践形式,其推行有望提升受损投资者获偿的及时性和充分性。行政执法当事人承诺制度下的投资者具有承诺认可协议、承诺金、先行赔付和民事诉讼三条获偿路径,其在运用过程中存在承诺程序对投资者的保护不完善、承诺金对投资者的赔偿不充分,以及承诺金赔偿与先行赔付、民事诉讼的衔接不协调的困境。为此,需建立投资者对行政执法当事人承诺程序的参与制度,保障投资者知情权,并完善承诺认可协议的司法救济途径。同时,应协调承诺金的行政制裁和民事赔偿属性,健全承诺金的数额确定、管理和分配机制,促进行政执法当事人承诺与先行赔付、民事诉讼的协同。

香港证券投资者赔偿基金制度改革评析

保护投资者尤其是中小投资者是证券监管的核心之一, 投资者保障基金是对投资者保护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内地证券投资者保障基金的设立尚在酝酿之中,而香港证券投资者赔偿基金制度的建立已经有相当长的历史,并且还在不断地改进、完善。本文研究了香港证券投资者赔偿基金制度改革的背景和成功经验,以期为内地相关制度的建立提供借鉴。

财务舞弊引发的投资者赔偿体系的构建——以“万福生科”为例

中国证券市场中上市公司财务舞弊频发,尤其是2013年的创业板更是财务造假的高发地带,广大投资者是上市公司财务舞弊的直接受害者。文章以"创业板造假第一股"万福生科为例,通过分析财务舞弊给投资者带来的损失,探寻投资者赔偿体系的构建,进而不断培育投资者对证券市场的信心。

证券投资者赔偿制度国际比较研究

从更为广阔的视角来看,投资者赔偿制度的建立和完善是世界各国(地区)加强对金融市场参与者保护的一个组成部分,与之相并列的是规模更大的存款保险制度和保险购买人保护制度。例如2001年2月,英国就将这三种性质相同的制度统一为新设立的金融服务赔偿计划(FSCS),建立了统一的金融服务赔偿体制。

完善证券投资者赔偿机制的美国经验

通过完善相关机制给投资者及时全面的法律救济是保护投资者权益的关键环节。作为成熟市场代表的美国,具有较为完善的投资者赔偿机制。一方面,立法不仅规定了投资者提起集团诉讼,还明确作为监管机构的SEC可起诉违法行为人并没收违法所得或处以民事罚金,以此提升投资者获得赔偿的几率;另一方面,设立投资者赔偿公平基金,使得违法所得或罚金通过其返还给投资者,以增加投资者诉讼外的利益补偿机制。与此相比,我国目前有关投资者赔偿的制度设计还存在较大差距。鉴于此,全面了解、合理借鉴美国等境外市场投资者赔偿的成熟经验,对于构建我国证券投资者权益保护制度、提高保护效率而言非常重要。

关于我国建立投资者赔偿制度的研究

投资者赔偿制度是投资者保护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完善我国投资者保护制度及券商退出机制,需建立投资者赔偿制度。从国外经验和我国具体情况看,赔偿基金应由证券交易所统一管理、明确赔偿范围和赔偿限额,并以法律的形式确立赔偿制度。这对维护投资者信心,保证证券市场持续稳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证券投资者赔偿制度:经验借鉴与完善建议

作为各国证券市场健康运转的基本前提,保护投资者受到普遍认同和执行。如何进行相应的制度构建和完善,合法合理地保护投资者的利益,成为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中国的保护基金制度尚处于初建阶段,在实际运行过程中存在保护基金的筹资、投资者利益保护以及道德风险等问题,为此,我们应借鉴美国的经验并结合中国实际完善相关赔偿制度。

设立投资者赔偿基金 吉隆坡交易所未雨绸缪

１９８３年，吉隆坡股票交易所为加强对投资者的保护，曾颁布法令设计投资者赔偿基金。至今，该基金数额已逾３亿元。

我国证券法实施后时代下的投资者赔偿基金制度构想

高度分散的众多中小投资者结构是我国资本市场的主要特征,寻求符合本土特色的多元化中小投资者救济制度创新,成为完善证券监管与提升营商环境的重任所在。新修订的证券法新设投资者保护专章,凸显投资者保护的重要性,然而证券欺诈罚没款上缴国库的规定,导致投资者民事赔偿优先的期待悬空。既有的证券投资者保护基金局限于证券公司风险防范的功能限缩,先行赔付机制局限于专项基金的个案补偿,证券行政执法和解仍处于尝试摸索之中。因此,搭建投资者赔偿基金与保护基金并存的多元化投资者救济体系渐成共识。投资者赔偿基金的公益性投资者赔偿功能,决定投服中心作为管理单位。投资者赔偿基金的资金来源,建议将证券欺诈行政罚没款与刑事罚金暂缓入库,与诉讼追偿款、行政和解金、上市公司初始上市与再融资的风险金、交易经手费等一并纳入其中。投资者赔偿基金的赔付机制,可以探索以个人投资者为赔付对象,将虚假陈述、内幕交易及操纵市场三类违法行为作为规制重点,确定适当的赔偿条件、赔偿限额、赔偿程序等规则。

股票期权投资者保护问题研究——兼论证券投资者保护基金与期货投资者保障基金的区别

我国股票期权市场随着证券现货市场的发展日趋活跃。但对于这一具有证券和期货双重特征的跨市场衍生品,其法律定位尚不明确,股票期权投资者保护亦缺少统一的制度设计,目前分别适用证券现货的证券投资者保护基金和期货投资者保障基金的相关规定。为更加公平、公正地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本文借鉴我国香港地区投资者赔偿基金的历史演变和运作经验,提出了在现阶段完善股票期权投资者保护法律制度的相关建议。

证券法应确立券商破产赔偿责任的保险制度

证券投资者赔偿保险是在证券公司因经营不善或违法违规经营导致公司破产后,通过专门的保险赔偿机构对证券公司客户等投资者的损失给予补偿的一种投资者利益保护措施。赔偿制度是世界各国(地区)普遍建立的一种中小投资者保护制度,建议在我国证券法中增加券商破产后对投资者赔偿责任保险的相关规定,明确此种保险的强制性特征;同时还要对有关保险范围、保险费、赔偿金确定原则等加以具体界定。

探析先行赔付制度的构建——以《证券法(修订草案)》为探讨背景

2017年4月24日《证券法(修订草案)》提请二审,先行赔付制度作为保护投资者的重要措施之一引发关注。先行赔付在法律本质上是先行赔付人与投资者之间达成的和解,先行赔付方案则是双方之间的和解协议。先行赔付制度化能够弥补传统诉讼时间成本过大、投资者较为分散且诉讼成本过高、投资者利益无法获得充分保护的不足。目前,先行赔付制度还在逐步制定中,本文从先行赔付主体、赔付范围、程序性规范以及先行赔付人的追偿权四个方面讨论先行赔付制度的构建。

在线诉调对接模式切实维护投资者合法权益

在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的坚强领导下,湖南证监局与长沙中院积极开展“总对总”在线诉调对接工作。2021年11月,湖南证监局与长沙中院共同指导湖南省证券业协会完成首单证券期货“总对总”在线诉调对接系列案,涉及诉前调解证券期货虚假陈述案件45起,金额809万元,依托便捷的线上调解平台,15天实现从接收委派到完成调解全过程,41天实现投资者赔偿款项全部到账。

从康美药业案看中国上市公司治理改革

2021年11月12日,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宣判,康美药业应向52037名投资者赔偿约24.59亿元。此判罚引发各界热议,尤其受关注的是康美药业5名前职及在职的独立董事,被判罚承担赔偿金额约3.69亿元的连带责任。

慎提独董废除论

近日,作为“中国版集体诉讼第一案”,康美药业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案一审宣判,该公司须向投资者赔偿约24.59亿元,其5名前任及在职的独立董事,则被判承担连带责任,赔偿数亿元。这一判决引发热议。我们该如何对待独董这一制度,中国的公司治理如何完善,都需要深刻反思。独董制度引入中国已整整20年。

证券私人诉讼机制的现实问题与实践因应

证券私人诉讼机制的重要意义已成共识。当前投资者诉讼维权的自为意识消极且诉讼激励失效,证券私人诉讼中的司法目标存在局限,司法裁判方法反映出的低效问题也亟待解决。破解困局的实践因应需要追求私人诉讼机制的诸善权衡。为了激励投资者诉讼维权,投服中心主导的证券支持诉讼是证券私人诉讼机制的实践革新。厘定当前证券私人诉讼的目的是公正赔偿投资者,以此推进证券民事赔偿责任优先原则的落实。以诉讼效率作为证券私人诉讼司法的价值取向,并在此指导下进行以整体性估算方法为依托的司法裁判方法革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