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块链在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应用中的法律问题研究

区块链及其技术体系应用于投资者适当性管理,能够有效缓解行业数据共享难、投资者风险承受能力评估存在局限性、义务履行回溯合规弊端多、司法举证要求高的痛点。蚂蚁集团的先行实践可以窥见其价值、模型以及前景。然而,该应用需与《个人信息保护法》相兼容,妥善预防风险并进行监管安排。为此,平台建设应明确表述个人信息处理目的,遵循适当性管理法定信息范围,厘清落实“告知—知情—同意”的要求,保障用户个人信息删除权与可携权,考虑通过保险机制预防个人信息损害带来的连带责任效应,使用国产可信硬件构建稳妥的可信计算环境。同时,为应对监管挑战,应制定“监管链—投资者适当性管理链”应用级标准,完善联盟链监管方式。

金融机构投资者适当性义务的规范逻辑——以联储证券公司系列案为例辨析证券法第八十八条

投资者适当性义务要求金融机构在了解产品、客户的基础上,向适当的投资者推介、销售适当的金融产品,以便投资者能够在充分了解金融产品性质及风险的基础上做出自主决定。我国逐步建立起了投资者适当性义务制度,《证券法》第八十八条的规定使该制度第一次体现在立法中。我国可以美国的信义义务为延伸,将诚实信用原则作为理论基础;义务的履行要区别分类、确定分类标准及参数、法院要实质审查避免形式化,关注“质”与“量”,区分合格投资者制度、告知说明义务与信息披露义务;发行人与销售者承担连带侵权责任具有合理性;完善逾级销售、责任减免情形,构建规范补充体系。

境外投资者适当性制度比较与案例分析

本文探讨了投资者适当性制度各国不同的立法模式及典型案例、对客户分类及相关标准、履行适当性义务的具体要求及其责任分配问题。证券公司在履行适当性义务时,首先需要根据投资者的资金实力、知识储备及风险承受能力确定投资者的类型;在充分认识客户的基础上,券商应向客户履行告知义务,将投资的相关风险、可能造成的损失及客户准备选择的产品性质明确告知客户;同时,券商应采取签署书面文件等方式确保客户对有关内容的知悉。

国际比较视角下我国金融期货投资者适当性制度之完善

各国建立金融期货投资者适当性制度的初衷,在于通过区别投资者的不同风险认知水平和承受能力,提供差异化的市场、产品与服务,建立与此相适应的监管制度安排,从而尽可能地保护投资者的利益。通过比较分析境外重要市场投资者适当性制度的规定发现,投资者适当性制度的设计理念是监管机构根据投资者的不同设定差异化的保护,其制度核心是对金融机构的销售适当性要求。我国金融期货市场投资者适当性制度存在明显缺陷,应从提升立法层级和赋予法律依据、健全产品和制度体系、简化市场准入程序和适当降低准入条件、向金融期货品种投资者适当性制度转型等方面进行完善。

中国资本市场投资者适当性规则的完善——兼论《证券法》中投资者适当性规则的构建

投资者适当性作为海外成熟资本市场普遍存在的重要监管规则,通过调整证券金融机构的金融产品销售行为,保护投资者的利益。适当性源于上世纪美国的自律组织规范,现已发展为监管规则并成为证券经纪商应承担的重要义务。此后,欧盟、日本以及我国香港资本市场相继在立法中确立适当性规则以保护投资者。上述立法例为我国《证券法》修改提供了全新的理念和思路。本文在系统梳理、分析域外经验的基础上,展开构建我国法中适当性规则的有益探索。

我国投资者适当性义务法制化研究

投资者适当性义务最初是商业道德义务和私法义务,伴随着金融创新,其成为监管制度中的公法义务。我国现行投资者适当性义务规则涉及40多部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自律性规范,但立法中对适当性义务内容规定各异,且还存在大量内容交叉重复的现象。为完善我国适当性义务法制化,应当正本清源,从适当性义务性质入手,探讨法定化是否必要,厘定法制化路径,在构建多层次立法体系的同时合理配置义务内容,全面统一适当性义务规则体系。

欧盟《金融工具市场指令》中的投资者适当性

随着创业板及股指期货的相继推出,"投资者适当性"逐渐成为中国证券投资者保护制度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在资本市场全球化发展背景下,为运用投资者适当性规则实现投资者教育和保护的目标,有必要详尽地介绍此项制度在域外的发展及对金融行业产生的重要影响。由于欧盟投资者适当性制度发展受先前法律的影响较少,内容更为全面且彻底,因而对中国资本市场投资者保护规则的完善具有更为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将对欧盟《金融工具市场指令》及其执行指令中的相关内容进行逐一介绍、分析,以供完善中国证券投资者保护机制借鉴。

投资者适当性制度民事责任探析

后金融危机时代,投资者适当性制度已成为证券法上的基础性制度,日益为学界所关注,但有关投资者适当性制度民事责任问题却鲜有涉及。这与投资者适当性制度在金融消费者保护中的重要地位不相匹配。在投资者适当性民事责任方面,投资者适当性义务本质上应为"法定义务"而非"约定义务";违反适当性义务应承担"缔约过失责任"或"侵权责任";在违反适当性义务的侵权行为归责上应采过错推定责任原则。

论金融产品销售商的投资者适当性义务

金融产品销售商承担适当性义务需以信赖关系的存在为前提。客户风险承受能力的认定要素应包括主观要素和客观要素。对于主观要素的忽视是导致高估客户风险承受能力的重要原因,可采用木桶短板管理理论进行合理评估。对于金融产品风险等级的确定,司法审判中穿透式认定的做法或有违“尊重专长”原则,通过委托独立的第三方进行重新评估不失为一种解决思路。《九民纪要》首次规定了销售商违反投资者适当性义务的民事责任规则,将金融产品销售商与发行人列为连带责任主体,皆体现了对金融消费者的倾斜保护理念,将《民法总则》第167条作为销售商和发行人承担连带责任的依据,会因金融消费者无法有效举证而使该条款难以发挥作用,建议将销售商与发行人承担连带责任的依据修订为《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40条。在销售商的过错责任及损失分摊问题上,应形成确定且具操作性的认定规则,以消除判决结果的随意性,对此判例法的过错考量因素值得借鉴。

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制度中金融机构的免责机制——以“信赖利益”判断为核心

现行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制度中免责机制尚付阙如,金融机构承担的法律责任可能过于严苛。为平衡投资者与金融机构的关系,应以是否存在信赖利益作为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制度中免责机制的核心判断要素。如果投资者缺乏信赖利益,金融机构便不应承担法律上的不利后果,并以"信赖是否合理""投资决策是否基于信赖"作为判断是否存在信赖利益的主要考量因素。当投资者违反信息提供义务、具有专业性或自愿风险错配等情形出现时,其信赖利益应受到法律检视。为进一步厘清责任边界,当投资者违反信息提供义务时,应以金融机构履行核查义务为免责条件;在投资者具备专业性时,应以实际交易中投资者独立决策为免责前提;在投资者自愿风险错配时,应设置金融机构的警示义务和越级投资的门槛限制作为免责要求。基于证据规则的公平性,对于免责情形的举证责任应由金融机构承担。

美国证券市场投资者适当性规则的发展及启示

以由美国金融市场管理局制定而获得美国证监会批准的关于证券市场投资者适当性规则及其监管通告的内容为基础,阐述了《多德-弗兰克法案》颁布后美国证券市场适当性规则的基本原则、证券服务机构及其工作人员所应承担的主要适当性义务的内容以及违反适当性义务所可能受到的处罚等美国证券市场投资者适当性规则的最新发展。在此基础上,结合美国相关规定的启示以及中国关于证券市场投资者适当性规则的规定,认为中国应该制定专门的部门规章来规范中国的证券市场投资者适当性规则,系统地完善证券市场投资者适当性义务的主要内容,完善对违反证券市场适当性义务的监管和处罚的规定,以更好地保护证券市场投资者的利益。

金融衍生品投资者适当性的制度改进与规则完善

金融衍生品的专业性、复杂性和风险性决定了对这一市场的投资者进行准入限制的必要性。美国、欧盟、日本等金融市场发达国家的投资者适当性制度各有特色,但也都存在着改进和完善的空间。我国作为金融衍生品新兴市场,已经初步建立了投资者适当性制度,但也存在着诸多需要改进的不足之处。改进和完善投资者适当性制度规则,除了应提高该制度在实践中的可操作性之外,还应调动金融机构履行适当性义务的主动性。金融机构适当性义务是一项法定义务,违反适当性义务,投资者可以通过诉讼、调解、仲裁等多种途径进行损害救济。但在某些特定的情形下,适当性规则并不能使投资者免于承担损失。

金融产品创新视野下的投资者适当性——兼论中国金融投资者保护

中国金融市场在此次危机过后面临全新的发展机遇和更为严峻的挑战。如何在新形势下协调金融产品创新与金融监管的关系,保护金融投资者权益成为摆在中国金融业面前的一项重大课题。在海外成熟市场,投资者适当性已成为各国金融监管机构普遍采用的适用于产品创新的重要监管理念。在完善我国金融市场的过程中,构建金融监管与投资者保护的重要制度性安排,有必要分析、借鉴海外成熟市场的有效经验,引入投资者适当性。这样,既有利于提高金融监管效率,维护金融市场安全运行,又可应对国际金融市场风起云涌的产品创新"浪潮"的冲击。

股权众筹投资者适当性制度研究

投资者适当性制度是一项投资者保护的重要制度,在当前世界主要资本市场相关立法中均有体现。这一制度在面向非专业个人投资者开放的股权众筹领域也有其应用的法理基础和功能需求。域外股权众筹立法已高度关注适当性制度在便利融资和保护投资者方面的平衡功能,其监管实践也对我国股权众筹的监管规则设计提供了有益参考。我国须立足本土实际,借鉴他国经验,在构建投资者适当性制度整体构架的基础上,针对股权众筹业态特征,进一步细化此领域的具体义务规则。

科创板投资者适当性:解读、评析与完善

投资者适当性通过规范证券公司金融产品销售行为,保护投资者利益。在科创板推出之际,结合已有的制度体系,分析了当前我国投资者适当性存在的不足,并从适当性内涵、适用范围、投资者分类标准、监管、风险测评和投资者教育6个方面提出建议。

股权众筹平台投资者适当性义务的证成与制度构建

无论从风险配置的效益、信赖利益的保护抑或平台实际发挥的作用来看,由股权众筹平台承担投资者适当性义务都具有合理性。将股权众筹平台作为投资者适当性义务的主体,并不意味着将其法律地位类同于证券公司,而是对其所蕴含的功能进行回应。作为融合证券公司和交易所功能的新型机构,平台需要承担的只是"低度"的投资者适当性义务。由于股权众筹平台的多重职能难以被传统金融机构居间人的法律定位所涵盖,因此,将其作为独立牌照的特殊金融机构更为适宜,能够有效避免投资者适当性义务与平台的法律地位之间出现矛盾。构建股权众筹领域投资者适当性制度要坚持以下几项原则:平台要对股权众筹投资者实施精准分类、提供差异化服务;平台由于对股权众筹项目信息审核失职而承担责任要执行"重大过错"标准;平台对股权众筹项目的风险提示和说明要融合互联网技术特性进行制度设计;平台对股权众筹项目信息要从传统上以推介为主转为以警示为主;平台由于违反投资者适当性义务而承担民事责任要实行举证责任倒置。

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制度的经济和法律分析

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制度要求金融中介机构将适当的产品提供给适当的投资者,作为金融监管制度的一部分,涉及经济法的范畴。从经济法的视角,至少有三个已讨论过的问题可再探讨:"适当性管理"的对象是投资者还是经营机构?合格投资者制度与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制度的关系是什么?适当性义务与信息提供义务是什么关系?经济法特有的整体视角缺乏意味着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制度的基础理论并未夯实,极有可能导致立法的碎片化,缺乏系统性。对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制度以及相关的三个问题从经济和法律两个维度进行分析,就能够揭示:从整体金融市场所需的金融中介行为规范的角度,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制度的立法存在碎片化问题。解决思路可以考虑在现有规范的基础上统合制定"金融中介行为规范",但如何制定又是一个问题,法典化或许是一个可行的途径。

互联互通机制下中国内地投资者保护问题研究——以投资者适当性管理规则为切入点

中国内地与香港资本市场互联互通机制实施后,大量内地投资者赴港投资,两地交易制度及监管体制差异所带来的风险不容忽视,如何规制跨区域证券不当推介问题、如何在不同资本市场上适用投资者适当性管理规则尤为重要。对内地和香港资本市场投资者适当性管理的比较研究表明,内地的投资者适当性管理规则位阶较高、覆盖范围更广、对投资者的保护力度更大,而香港规则长于细节建构与可操作性。为有效保护内地投资者权益、促进互联互通机制进一步完善,有必要对《互联互通规定》中的"适当性属地管理"进行合理解读,明确其仅具有行政职权地域划分的意义,给予投资者包括投诉、调解、仲裁、诉讼在内的多种救济方式选择。

投资者适当性制度:域外经验与启示

投资者适当性制度是境外资本市场保护投资者权益,规范证券市场中介机构金融产品销售行为的重要规范。适当性最初表现为美国证券机构的自律规则,后来逐渐演变为证券中介机构的法律义务,欧盟、日本近年来都在立法中确立了投资者适当性制度。将适当的产品销售给适当的客户、对投资者进行分类等域外经验,对我国完善业已初步建立的投资者适当性制度亦有不少启示意义。

我国衍生品市场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制度体系解读及评价

为维护我国期货市场的繁荣稳定,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2017年以来,证监会、期货业协会和期货交易所等部门通过一系列的规章、规则和指引等,逐步建立起我国内地衍生品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制度。目前,学术界关于投资者适当性管理这一问题的研究局限在如下几个方面:对资本市场成熟地区相关法规的介绍和对比,总结其对中国资本市场投资者适当性管理法规体系构建的启示;对国内创业板、融资融券、股指期货等特定资本市场领域的研究;对《证券期货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的关注。本文在前人研究成果基础上,对国内整个期货市场不断完善的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制度的法规框架及实践细则等进行详细阐述,总结优点及不足,并提出相应改进措施,以期为金融监管提供理论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