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蒙古投资驱动型经济增长方式研究

固定资产投资是拉动内蒙古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转型期的内蒙古不应简单否定投资驱动型经济增长方式,而是应当从自身所处的经济发展阶段出发,在肯定投资对地区经济增长具有积极作用的同时,摒弃传统的单纯追求投资规模扩张的"外延增长"战略,将固定资产投资与经济结构转型相结合,逐步解决投资来源单一、投资结构失衡、投资方式粗放和投资率偏高等问题,通过提升投资驱动质量,促进经济结构的优化调整,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

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绿色转型的驱动因素研究

在提出采用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与绿色GDP增长率的比值测算经济增长方式绿色转型的基础上,依据2006～2014年我国30个省区的面板数据,对经济增长方式绿色转型的驱动因素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技术创新对经济增长方式绿色转型具有显著促进作用,环境规制对经济增长方式绿色转型没有显著影响,而产业结构高度化、外资和要素结构升级对经济增长方式绿色转型反而有负面作用。结合中国现实情景,对实证结论背后的形成机制进行了初步解释,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

我国投资驱动型经济增长方式的缺陷和对策分析

我们应放弃传统的单纯追求投资驱动高经济增长的战略,转向追求以投资效率与经济增长质量来驱动增长的新战略,即要从低就业增长转向高就业增长;从不公平增长转向公平增长;从不可持续增长转向可持续增长;进一步改善政府决策和管理社会的质量。

固定资产投资与经济增长方式转型——基于长三角地区数据的实证分析

长三角地区固定资产投资的规模、结构和效益的分析及其与全国的对比表明,长三角地区正逐步摆脱投资驱动型经济增长,从粗放式、外延型向集约式、内涵型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转型走在了全国的前面;同时也正遭遇投资驱动经济增长的"瓶颈"。长三角地区在提高投资质量和效益方面仍有待努力。

增长动力转变、创新驱动与经济发展方式转型

本文指出,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型的关键在于实现经济增长动力的转变,构建创新驱动型经济。本文从投资、出口、消费三个角度对中国的经济增长动力进行了讨论,认为中国必须加快实现从要素驱动型向创新驱动型的转变,并就加快建设创新驱动型经济提出了相关建议。

幸福满意度、内需驱动型产业发展与经济增长方式转变

对幸福的追求是否会促进产业发展和经济增长这一问题的回答,涉及中国在新发展时期对发展方式和发展目标的重新界定。通过建立中国30个省级区域2001-2010年的面板数据,考察居民幸福满意度对产业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在与经济增长的回归中,控制进出口、信贷等传统解释变量后,幸福满意度与增长显著正相关,幸福满意度与餐饮业、文化体育产业及居民消费等变量的乘积的系数显著为正,幸福满意度与单位GDP能耗等变量的乘积的系数显著为负。幸福满意度与第三产业产值乘积项的系数显著为正,与第一产业、第二产业产值的乘积项系数要么不显著,要么显著为负。这表明居民幸福满意度能够促进经济增长,并且主要是通过促进消费等扩大内需型的产业发展刺激经济增长;另一方面也表明,如果考虑幸福满意度,则传统的通过拼资源的粗放型增长模式的作用会大打折扣。

数字经济背景下消费驱动型经济增长路径研究

消费是经济增长的原发动力,是经济稳定运行的压舱石,投资驱动转向消费驱动是实现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然选择。数字经济时代催生出新的消费内容、新的消费业态和新的消费模式,促使消费结构优化升级。在分析消费驱动型经济增长模式的基础上,力求找出数字经济背景下消费驱动型经济增长的有效路径,形成国内循环为主、国内国际互促双循环的经济发展新格局。

由投资驱动型向消费驱动型增长方式转型的障碍及对策

由投资驱动型向消费驱动型增长方式转变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必然选择。然而这种转型尚面临诸多障碍,这些障碍主要来自对投资的过度依赖和消费需求严重不足。为此政府要转变经济发展的理念,推进政府体制改革,强化投资约束机制,着力扩大消费需求,改善民生。

以创新驱动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创新是发展的核心,也是国家竞争力提升的关键。要落实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就要重视人才、完善机制、落实支持政策,为创新发展营造良好环境,进而推动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随着我国经济从高速增长阶段步入高质量发展新时代,传统的以出口导向为代表的经济增长方式面临着不少的挑战,如何推动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成为当前乃至今后一段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首要问题。在此背景下,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推动的经济增长模式的优势得以彰显。

降低投资比重 向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转变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投资率一直居高不下,而消费率则明显偏低。我国的经济增长方式是典型的"投资驱动型"增长方式。近年来,这种增长方式的弊端日益严重。因此,要适当降低投资比重,向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转变。

海南投资驱动型经济增长的政策建议

在新经济常态下,经济再平衡进程中,投资仍然是驱动海南经济增长的最重要推动力,海南过早的经济平衡会丧失经济发展的机会。作者前文已经论证,对于海南而言,'三驾马车'失衡的言论实属悖论,投资仍是经济增长的最大驱动力。那么海南应该怎样发展投资驱动型经济呢?一、正确定位:投资是海南经济增长的重要驱动力通过2014年海南省多项经济指标的对比分析,海南虽处东部沿海,虽是经济特区,但海南经济发展处于全国的平均水平以下。

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及投资消费分析

中国的消费率偏低与中国经济发展阶段有密切联系。要提高消费率并以此促进经济增长,一是要提高居民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二是要提高政府和企业的消费。要改变当前经济增长主要依靠投资拉动的局面,应把扩大消费需求作为当前和今后一段时间经济工作的着力点,逐步提高城乡居民消费能力,增强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实现投资与消费双拉动。

供给侧改革、经济发展方式与投资驱动模式转变

中国经济已经从高速增长转入了中高速增长,这将成为未来经济增长的新常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经历了从注重数量到数量质量并重、从不可持续到可持续、从以物为本到以人为本,由低级向高级非连续性缓慢演变过程。鉴于此,该文结合危机前后供给与需求结构失衡问题,从后发优势视角剖析了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主要思路和关键,并抓住转变投资驱动发展模式作为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主线。

房地产投资、体现型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质量——基于我国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在对中国27个省份全要素生产率测算的基础上,利用面板模型研究房地产投资、设备投资、人力资本、进出口等对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研究结果发现:第一,经济增长质量受房地产投资和设备投资影响显著,房地产投资超过一定比例之后,占比越高,经济增长质量越低;设备类资产投资占比越高,体现型技术进步的溢出效应越强,经济增长质量越高。第二,我国人力资本缺乏,人力资本增加会显著提升经济增长质量。第三,进口对经济增长质量提升具有显著促进作用,出口对经济增长质量影响不显著;在西部地区,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过快会导致经济增长质量显著下降。

经济增长方式转型与人力资本投资

经济增长方式作为一定经济发展阶段的产物,是由经济制度和运行机制决定的.由于受科技发展水平的制约以及经济发展和经济建设的承担主体——人的因素的决定作用的影响。

投资驱动式增长对我国宏观经济的影响

投资驱动型的经济增长模式带来了我国经济的腾飞,可是投资就像一把双刃剑,带来经济繁荣的同时,也产生了许多隐患:巨额的投资贷款可能会引发严重的金融危机、投资结构的不合理带来的产业结构失衡、投资的季节性波动和乘数效应带来的宏观经济的巨大波动等一系列问题。同时我国投资自身也存在了许多的问题:投资回报率低,效率低下、投资结构不合理等问题。这一系列的问题如果不能得到很好的解决将会制约我国经济的健康、协调、快速发展。

经济增长驱动因素分析——基于无形资产投资视角

为了探讨无形资产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本文从回顾经济增长理论的沿革历程入手,分析了不同发展阶段经济增长理论中无形资产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指出无形资产已经成为经济增长的驱动因素。文章认为,新经济增长理论虽然论证了知识和科技进步等无形资产是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但是,为了充分地揭示无形资产的经济贡献,新经济增长理论在其框架结构及对驱动因素的分析方法等方面需要进一步地探索和修正。

教育投资对改善中国经济增长方式影响的统计检验

文章采用我国大陆30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1997～2007年的面板数据,构建以人力资本为中介变量的中介效应模型,分析教育投资对改善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的具体影响机理,并分别采用三种方法对该机理中人力资本的中介效应进行实证检验。

农民工人力资本投资与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基于民工荒问题的思考

农民工是我国各行业、各部门尤其是制造业就业队伍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政府、企业以及个人本身对劳动力的人力资本投资直接影响到产业的更新换代和结构优化,进而影响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以农民工的人力资本投资状况为研究视角,探讨它与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之间的关系,对加快推进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提升产业的整体技术水平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偏向型技术进步与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通过经济增长核算的方法,结合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增长数据将中国经济增长分阶段进行分析。研究发现,目前中国经济增长方式处在初级阶段,特点是资源消耗大、增长依靠资本投入、收入不平等。造成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是中国的经济增长过分地依赖于资本偏向型技术进步,进而导致经济的可持续增长受阻。要想突破这种增长阻力,必须利用合乎中国资源禀赋的技术进步,即劳动偏向型技术进步,才能引导经济增长方式由低级阶段转向高级阶段,具体措施是在生产领域采取诱致性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