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行系基金持股、贷款融资与投资-内部现金流敏感度

本文基于股东与债权人利益冲突的视角,研究银行系基金持股对上市公司贷款融资、投资-内部现金流敏感度的影响。研究发现银行系基金持股水平与上市公司银行贷款规模、贷款期限之间具有显著正相关关系,与上市公司的投资-内部现金流敏感度显著负相关。本文的研究结论对于我国资本市场、商业银行和基金行业改革具有重要的启示与意义。

我国上市公司投资-现金流敏感度实证研究

运用回归分析和因子分析法,对国内A股上市公司的投资-现金流敏感度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投资-现金流敏感度不能反映公司的融资约束程度,这与一些国内学者的观点不一致;上市公司的投资-现金流敏感度与其盈利能力显著正相关,与其偿债能力显著负相关;民营上市公司的投资-现金流敏感度低于国有上市公司,但其盈利能力也显著低于国有上市公司。因此,民营上市公司较低的投资-现金流敏感度并不表明其融资约束程度也较低;相反,这正说明民营上市公司因受到融资约束而存在投资不足的问题。

融资约束、投资-现金流敏感度与投资效率——基于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

Fazzari、Hubbard和Petersen(1988)提出了投资-现金流敏感度这个研究命题,融资约束与投资-现金流敏感度之间的联系此后被学者们所热衷,随后延伸到投资效率问题。本文结合我国国情,选择沪市A股制造业公司,构建研究模型,对融资约束、投资-现金流敏感度与投资效率之间关系进行研究。研究发现投资不仅受投资机会影响,与其内部现金流也密切相关,即投资-现金流敏感度存在。而且融资约束与投资-现金流敏感度正相关,无论融资约束程度是否相同,投资-现金流敏感度都存在,但投资-现金流敏感度在融资约束高时比低时大。研究还发现融资约束带来的投资-现金流敏感度更容易导致过度投资。

融资约束影响我国上市公司的现金持有政策吗——来自现金-现金流敏感度的分析

作为一种重要的内部融资手段,公司现金持有政策是公司管理层必须要考虑的一个问题。本文从公司所受到的融资约束角度出发,采用现金-现金流敏感度作为检验指标,研究了我国上市公司的现金持有策略。实证结果发现按照通常的融资约束分类标准,融资受约束和不受融资公司的现金持有政策并没有显著的差异。这个结果一方面说明我国资本市场发展的还不成熟,绝大多数公司都面临着严重的融资约束问题。另一方面隐含着我国大多数上市公司都存在滥用“自由现金流”的现象。因此我们的结论不能有效地支持融资约束影响了我国上市公司现金持有政策这一假说。

慈善捐赠、公司治理与上市公司投资-现金流敏感性

基于中国上市公司数据,探讨企业慈善捐赠与投资-现金流敏感性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慈善捐赠能够通过优化外部融资环境缓解投资-现金流敏感性,但由于慈善捐赠同时也带来了更严重的委托代理问题,缓解作用仅存在于有良好内部监督治理机制的公司里。更进一步地,研究发现捐赠效应的发挥受制于一定边界条件,当企业处于低风险时,慈善捐赠的缓解效应较为显著,而企业处于高风险时,效应则不显著,这说明捐赠效应具有一定的主体依赖性。此外,通过验证慈善捐赠潜在的负面效应,发现慈善捐赠带来了更多委托代理问题,在慈善捐赠水平较高的企业里,过度投资、费用管理松弛以及管理者高薪等代理问题也更为严重。

股价信息含量与资本投资效率——基于投资现金流敏感度的视角

本文以2001-2008年在沪深证券交易所上市的制造业公司为研究样本,基于投资现金流敏感度的视角研究了股价信息含量与资本投资效率之间的关系,得到以下研究结论 :富含信息的股价有效降低了资本投资对现金流的敏感程度。进一步研究后发现,富含信息的股价不仅能够有效降低融资约束导致的投资现金流敏感度,而且也能够有效降低代理冲突导致的投资现金流敏感度问题,以上结论在添加了诸多影响资本投资的控制变量及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本文的研究从一个全新的视角证明,富含信息的股价通过缓和融资约束和代理冲突问题,有效地改善了企业的资本投资效率。

代理问题、财务困境与投资——现金流敏感度

基于融资约束理论,探讨了代理问题和财务困境对投资—现金流敏感度的影响。以2010—2014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考察了融资约束、内部现金流与企业投资支出之间的关系,检验结果表明融资约束与投资—现金流敏感度之间呈非线性复杂关系,企业投资支出与内部现金流之间表现出U型非线性关系。进一步研究发现,控股股东代理问题和管理者代理问题可以导致投资—现金流敏感度在低融资约束的情况下反而较大,财务困境可以导致投资—现金流敏感度在高融资约束的情况下反而较小。从代理问题和财务困境的角度丰富了融资约束理论对公司投资行为的分析方法,同时也为优化我国企业投资行为提供一定的理论支持。

货币政策、财务柔性与投资-现金流敏感性

财务柔性是指企业储备一定的财务资源,以提升未来应对不利事件冲击和把握有利机遇的能力。通过在投资-现金流敏感性方程中增加财务柔性变量,分析了财务柔性如何影响投资-现金流敏感性。采用中国上市公司2000—2013年度的数据进行了模型估计,结果显示财务柔性对非国有控股企业的投资-现金流敏感性有显著的下调作用;如果把货币政策考虑进来,无论是国有控股还是非国有控股企业,财务柔性都可以有效缓解货币政策紧缩背景下企业的投资-现金流敏感性。

管理层权力、现金股利与投资-现金流敏感性

以2012～2016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分别从融资约束、代理冲突两个角度出发,实证检验管理层权力对现金股利的影响、现金股利对投资-现金流敏感性的影响,以及管理层权力在现金股利与投资-现金流敏感性的相关关系中发挥的作用。研究结果表明:对于由低融资约束或代理冲突导致的投资-现金流敏感性问题,现金股利的发放能对其进行有效抑制;管理层利用权力能够减少股利支付,从而降低现金股利对投资-现金流敏感性的抑制作用;并没有证据表明股利发放会加剧高融资约束公司的投资-现金流敏感性问题。

银企关系与投资——现金流敏感度:来自日本的经验证据

本文通过对东京证券交易所上市企业投资支出与内部资金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发现企业在外部资本市场上遭受的融资约束程度随企业规模的增大而降低。进一步地,本文检验了银企关系对融资约束的影响。结果显示,与银行关系越密切的企业,其投资相对于内部资金的敏感度越低,说明日本银企关系对于缓解企业融资约束具有重大作用。本文研究进一步提出了构建我国新型银企关系的紧迫性。

生命周期视角下股利政策与投资-现金流敏感性关系重构

以2008-2016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基于企业生命周期和所有权性质的双重研究视角,实证检验了现金股利政策对投资-现金流敏感性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成长期的国有企业由于预算软约束的存在产生了扭曲的投资-现金流敏感性,现金股利能够通过抑制过度投资缓解其扭曲的投资-现金流敏感性;成长期的民营企业的投资-现金流敏感性来源于真实的融资约束水平,支付现金股利会进一步提高其投资-现金流敏感性;成熟期的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投资-现金流敏感性均来源于代理冲突,现金股利政策能够弱化其投资-现金流敏感性;衰退期的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也由于预算软约束的存在产生了扭曲的投资-现金流敏感性,现金股利政策会进一步扭曲其投资-现金流敏感性。

盈余质量与企业投资现金流敏感度分析

本文借鉴Biddle和Hilary(2006)衡量投资-现金流敏感度的方法,具体考察了中国上市公司盈余质量与企业投资-现金流敏感度之间的关系,发现高质量会计信息通过减少管理者和股东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提高了投资效率,对于代理问题的发生有一定缓解作用;随着盈余质量的提高,内部现金流与企业投资之间的关系变弱,高质量会计信息降低了企业投资-现金流敏感度。

大股东对投资-现金流敏感性影响的实证研究——基于我国制造业上市公司样本数据

以我国制造业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研究了大股东对公司投资—现金流敏感性的影响。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我国制造业上市公司投资支出与内部现金流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即存在投资—现金流敏感性,分析了第一大股东身份的不同对投资-现金流敏感性产生不同程度影响的原因。

货币政策、内部资本市场与R&D投资—现金流敏感性

以2007～2014年披露了研发支出的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了货币政策、内部资本市场与企业R＆D投资—现金流敏感性三者之间的关系。结果发现：与国有企业相比,民营集团上市公司能更好地利用内部资本市场降低R＆D投资—现金流敏感性;货币供给量的增加能够有效地降低企业R＆D投资—现金流敏感性,货币政策的这种作用在民营企业更加显著;紧缩型货币政策下,内部资本市场对R＆D投资—现金流敏感性的缓解作用显著高于宽松型货币政策,且二者之间存在替代效应,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建立内部资本市场促进企业技术创新的必要性。

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投资-现金流敏感性

本文实证检验了官员更替这一"准自然实验"引致的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投资-现金流敏感性的影响及融资成本的中介效应。研究发现:官员更替引致的政策不确定性会提升企业投资-现金流敏感性,且这种提升作用在非国企样本、低市场化水平样本以及非交流官员样本中更加显著。动态联立方程、因果内生性、替换变量衡量指标等检验验证了回归结果的稳健性。进一步研究发现,政策不确定性通过提升企业外部融资成本,增强了企业外部融资约束,进而提高了企业投资-现金流敏感性,同时,中介效应检验排除了代理成本假说的替代性解释。中央应减少官员频繁更替对企业经营活动的冲击。

民营上市公司家族控制与投资-现金流敏感性研究

本文以2010~2012年民营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分析了家族控制对投资-现金流敏感性的影响。结果发现：相对于民营非家族控制上市公司,家族控制上市公司拥有较低的投资-现金流敏感性;当公司投资机会较好时,家族控制能够缓解信息不对称带来的融资约束,从而降低投资-现金流敏感性,特别是当公司由创始人及其家族控制时,这种优势尤为明显;然而当公司投资机会较差时,家族控制并不能减轻公司的投资-现金流敏感性,这可能与其引发的家族控股股东与中小股东之间的代理冲突有关。

融资约束与投资/现金流敏感度的关系——基于我国制造业上市公司的分析

本文以我国制造业上市公司沪深A股2008～2011年的数据为样本,考察我国企业是否存在投资/现金流敏感度,并且分别以利息保障倍数、净资产收益率、综合投资评级作为融资约束的划分标准,对分组变量进行回归分析,验证不同分组标准下融资约束与投资/现金流敏感度关系,以供相关企业融资决策参考。

内部控制、自由现金流与过度投资

代理理论认为,自由现金流会导致过度投资,而良好的内部控制将抑制自由现金流对过度投资的促进作用。本文通过构建综合内部控制指数,选取2007-2012年我国资本市场非金融类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了内部控制、自由现金流与过度投资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内部控制指数越高,自由现金流对过度投资的促进作用越小,即良好的内部控制确实能够抑制自由现金流对过度投资的促进作用,且这种抑制效应是通过内部环境、控制活动、信息与沟通和内部监督等内部控制环节的共同作用实现的。

从股票错误定价看投资-现金流敏感性

在传统的投资-现金流敏感性研究基础上,本文运用中国上市公司2003-2008年面板数据,考察了盈余管理造成的股票错误定价对公司投资-现金流敏感性的影响。本文的实证结果表明:当股价处于上升通道中时(即投资者看好投资前景时),公司的投资-现金流敏感性较高,并且融资约束对公司的投资-现金流敏感性影响显著,但盈余操纵导致错误定价对公司投资-现金流敏感性影响不大;股指处于下降通道时,通过盈余操纵导致股价高估的公司,往往无法获得外部股权融资,只体现了更高的稳定股价和投资的意愿,因此,此类公司的投资-现金流敏感性较高。本文运用信息不对称理论,结合投资者情绪和管理者行为分析,对研究结果进行了解释并指出了后续研究的方向。

企业会计信息水平与投资-现金流敏感性水平相关性分析

本文以2007-2014深交所上市主板非金融行业上市企业为样本,探讨了会计信息水平是不是会对现金流的敏感性和怎样影响的问题产生影响。研究表明:国内的企业基本上都会存在投资-现金流敏感性,假如其它情况保持不变,会计信息水平和投资-现金流敏感性之间是负相关关系。在市场经济大背景下,预算软约束可以调节会计信息水平。也就是伴随着预算软约束的增强,会计信息水平对投资-现金流敏感性的改进会越来越弱,最后直到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