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化媒体中的“日常环境抗争”——以“PM2.5”新抗争剧目建构为例

近年环境群体性事件频发的同时,社会化媒体中出现环境抗争日常化现象。以"日常环境抗争"形态呈现的"PM2.5"术语的社会化媒体传播过程构成了新的抗争政治剧目。此剧目仍属"解放政治"抗争范畴,但蕴含着"生活政治"的实现可能。作为抗争对象的国家同抗争者之间的持续协商是"解放政治"的出路,而国家由抗争对象角色转变为生态舆论引导者角色则是"日常环境抗争"内化为"生活政治"的关键。

媒介动员视角下“表演式抗争”的发生与剧目——以“中青报门口访民集体喝农药事件”为例

当前有关底层抗争的研究主要借助了斯科特的"弱者的武器"的分析框架,如"以法抗争""以死抗争""以势抗争""以气抗争""情感抗争"等,随着抗争策略的不断变化和丰富,有学者尝试把底层抗争与媒介动员结合起来,研究视角从"运用何种武器"转到"何种武器有效",由此提出了"表演式抗争"的解释框架。本文以"中青报门口访民集体喝农药事件"为案例,从媒介动员的视角出发,分析访民在表演抗争前的动员策略、表演抗争中的剧目以及表演抗争后的效果,尝试为新媒体时代的底层抗争提供一种新的分析框架。

中国弱势群体的悲情抗争及其理论解释--以农民集体下跪事件为重点的实证分析

近年来,中国弱势群体的社会抗争剧目发生了新的变化,出现了各种以牺牲尊严甚至生命为表现形式的悲情抗争。悲情抗争的空间来自于执政党意识形态的民本倾向同公平正义、公民权利现实之间的反差以及党群关系伦理与党群关系现实之间的反差。悲情抗争的机遇来自于现阶段中国压力型维稳体制责任链条的内部缝隙以及中国权力结构存在的上下差异。由于悲情抗争能够给地方政府造成巨大的舆论压力、道义压力和政治压力,因此,抗争者同地方政府在施压与反施压的互动中推动了抗争剧目的不断创新。弱势群体的悲情抗争是这个时代我们这个民族集体的心灵之痛。要有效防止悲情抗争的不断演化,关键并不在于政府应对技巧的提高,而是在于制度适应性的不断增强,在于弱势群体的尊严、生命与利益受到尊重。

互联网与中国社会抗争的离场介入——基于“乌坎事件”的实证分析

在互联网时代,社会抗争的行动者已呈现多元化,包括直接参与者、在场旁观者和离场介入者,离场介入者尚未引起国内研究者的注意。通过对"乌坎事件"的个案研究发现,离场介入者并不是被动的旁观者,而是同在场抗争者具有互动关系的行动者。离场介入者对抗争事件同样具有重要的影响,主要体现在,离场介入者借助多元信息渠道获取话语权,对在场社会抗争诉求与议题产生影响,在横向和纵向上扩展抗争空间影响社会抗争进程,从而具有间接塑造抗争剧目、避免过激行为、平衡在场抗争各方力量的作用。研究表明,离场介入是现阶段中国社会抗争的一种新动向,同时也是研究社会抗争事件不可或缺的新视角。

互联网使用、抗争表演与消费者维权行动的新图景——基于“斗牛行动”的个案分析

近年来,互联网抗争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文章从抗争政治理论特别是抗争表演的视角出发对中国的互联网抗争问题进行深入研究。通过剖析"斗牛行动"的典型案例,文章发现微博等新媒体在中国确实已成为最有效的虚拟组织资源和抗争动员结构之一,并证明了以互联网为舞台的抗争表演活动特别是适时的抗争剧目创新对于抗争动员至关重要。然而,由于抗争对手蒙牛公司使用了合法性确认、竞争和压制等多重遣散机制,"斗牛行动"最终以失败告终。最后概括了当前中国互联网抗争的若干特点和发展趋势,认为有必要开展相关拓展性研究,以进一步深化对互联网抗争的机遇与限制等问题的理解。

动物保护型环境抗争原因及演变过程研究——以救狗事件为例

抗争涉及的是提出对其他人利益产生影响的要求。传统性质的群体性抗争，多呈现弱与强的对抗，是一种处于相对弱势地位的民众与处于相对强势地位的政府、企业之间的对抗。在这样的对抗之中，处于弱势的群体采取“依法抗争”“依势抗争”“以气抗争”等方式，以求在悬殊的对抗中获得胜利。然而，日常生活世界中，不仅存在弱与强的抗争，同时存在着弱与弱的群体性抗争。弱与弱的抗争是民众与民众之间的抗争，对待冲突的方式与民众常规忍受、搁置相反，呈现积极主动性。抗争行动者的行动逻辑呈现结构与文化双重作用，抗争剧目的选择依赖于抗争过程中双方的互动机制。

网络抗争中谣言的情感动员:策略与剧目

与西方"依法抗争"、"依理抗争"不同,受资源和参与渠道限制,中国的网络抗争往往表现出"以势抗争"、"以死抗争"的形态,愤怒、悲情、戏谑等情感成了事件发展的重要线索。因此,中国的网络抗争很大程度上并不遵循理性计算的逻辑,而是情感动员的逻辑,在这一逻辑中最常用的手段就是谣言,谣言与情感动员的互动是贯穿网络抗争事件的主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