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争性网络集群行为的情感逻辑及其治理

社会结构紧张催生以负面为主的社会情感体验,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会直接导致抗争性网络集群行为的生成和爆发。换言之,抗争主体的情感动员在其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作为情感的社会行动者,抗争主体通过"悲情叙事""身份展示""戏谑表达"等情感动员策略,吸引了广大网民的关注和参与,促成了抗争性网络集群行为的迅速生成,但它在生成过程中却产生了"网络空间中的情感暴力""网络抗争诉求的煽情主义"和"网络民粹主义情感"等情感后果。为有效应对和处置抗争性网络集群行为生成所带来的情感后果,加快建设社会结构正义、努力构建合理的"情感规约"以及培育正向情感类型等是值得尝试的情感治理理路。

政治效能感与抗争性利益表达方式——基于CGSS2010的定量研究

抗争性利益表达的发生机制是一个重要而未被充分重视的研究议题。基于中国社会综合调查2010年的相关数据和Binary Logistic回归模型,文章主要检验了我国"央强地弱"政治信任结构和居民政治效能感对于居民选择抗争性利益表达方式的影响。本文研究发现:外在政治效能感对于居民选择抗争性利益表达方式具有显著性的影响,而内在效能感的影响并不显著;同时,与已有研究结论不同的是,"央强地弱"政治信任结构对于抗争性利益表达的影响也是不显著的。

社交媒体抗争性话语的生产与变迁——以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为理解框架

当前社交媒体功能不断完善,话语平台更加开放,多元文化的浸润不仅影响了公众网络社交方式的演变,并为诞生之际就一直介入社会运动的抗争性话语传播搭建了最完美的平台。基于社交媒体"构建和维系人际关系"的本质功能,以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为理解框架,将社交媒体抗争性话语视为"公共领域"下的传播微变量,对其进行梳理和解读,发现影响抗争性话语生产与变迁的诸多要素,以及社会个体融入其中的范式。个体的应对机制直接影响自身价值观和社交话语体系的重构。

从抗争性冲突到参与式治理:广州垃圾处理的新趋向

2009年,因遭遇番禺市民的激情抗争,广州市政府强力推进的建设垃圾发电厂的项目被暂时搁置。2010年,迫于垃圾围城的压力,广州市开始重启垃圾处理议题,试图通过开启政府与社会的对话与协商来找到继续推进垃圾焚烧项目的平衡点。如果这种迫于公众抗争压力而吸纳公民参与的危机反应能够持续而成为一种习惯性制度化运作的话,那么它就使公众参与地方政府管理制度化,这体现了参与式治理的趋向。但参与式治理的有效运行有赖于地方政府创新与公众有序参与的良性互动。

培育劳工立场的在线“抗争性公共领域”——对一个关注劳工议题之新媒体的个案研究

互联网语境下,劳工阶层之抗争性公共领域如何形成,又可能遭遇哪些困境?关注劳工议题的自媒体X网站及其微信公众号提供了一个"深描"样本。本文将其视为于主流公共领域之外建立另类共公领域的努力,从结构、表征和互动三个维度对个案进行考察。基本发现是:X确实构成了持续产制劳工阶层本位的社会正义话语的场所,致力于反抗资方和主流媒体话语的霸权,进行利益与身份政治的抗争;但是,X在培育能动的"抗争性公众"方面则受到局限,且缺乏稳定的结构性保障。这说明X具有成长和培育劳工阶层之抗争性公共领域的潜力,但面临诸多限制。这对于理解当代中国社会条件下另类公共领域的形成具有如下推论意义:一方面,新兴媒体技术的赋权能力、针对新兴媒体相对宽松的管制环境以及马克思主义思想传统等共同构成了抗争性公共领域浮现的基础;另一方面,不稳定的体制位置、缺乏可持续的财政基础以及"互联网生态"等共同构成了限制技术赋权的因素,约束着其发挥社会政治潜力。

乡村治理中的传播模式演进——从“抗争性政治”到“合作性政治”

"抗争性政治"是目前阐释乡村社会政治行为的主流范式,相比而言,"合作性政治"范式的优势为未来的乡村治理指明了发展方向。协同型传播是"合作性政治"在乡村社会治理中的传播学实践,是基层政府、乡村精英及村民等治理主体站在整体利益的立场上沟通自己的观点,尊重对方的利益诉求,平等对话,推动和谐合作的一种传播行为。传播主体的多元性、传播关系的平等性、传播行为的"对话"性构成了协同型传播概念的三个维度。协同型传播具有增进相互信任、扩大认同单位、推动制衡、促进合作等乡村治理功能。

“底层社会与抗争性政治”还是“基层社会与创造性政治”——农民政治行为两种分析框架比较及重构

农民政治行为研究有两种分析框架,"底层社会与抗争性政治"分析框架渊源于农民政治行为"顺从与反抗"的经典模式,关注底层社会及其抗争性行动。"基层社会创造性政治"分析框架从三个方面批评"底层社会与抗争性政治"分析框架,一是认为其误解了1949年后的国家与农民关系;二是指控其革命意味太浓;三是认为其未看到农民抗争行动的创造性后果。同时,从重新界定当代中国国家与农民关系、以"基层社会"取代"底层社会"和以"创造性政治"取代"抗争性政治"三个方面建构自己的分析范式。二者在分析范式、研究对象和学术影响三个方面各有不同,融合二者,重构一个"底层社会与抗争-创造性政治"分析框架对农民政治行为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从抗争性政治到创造性政治:我国社会群体性事件研究进路的转换——以农民政治行为为视角

"抗争性政治"理论是目前研究我国社会群体性事件的重要进路之一,但也存在一定局限。在"中国大历史"视角下,基层社会场域中发生的一系列社会群体性事件在一定程度上实现着对某些体制障碍的突破,并创造出新的体制模式,表现为一种创造性政治实践。这是"抗争性政治"分析框架难以解释的,需要寻找一种新的理论框架。"创造性政治"以基层社会为立场,是一种上层与下层的互构型政治,其注重历史推动的"合力",更强调对制度障碍的"突破",强调社会群体性事件对制度变迁的重要作用,是一种建设性的话语逻辑。"创造性政治"更具有包容性,更能够解释我国农民创造性政治行为并超越"抗争性政治"这一经典研究进路,是一种更贴近中国社会群体性事件实际的分析框架。

论安德烈·马尔罗的抗争性艺术思想

安德烈·马尔罗是法国20世纪著名的政治活动家、小说家和艺术理论家,传奇人生,论著颇丰,其艺术思想更是奇特多彩。文章以"用艺术战胜荒诞"抗争艺术思想为主线,从其艺术化的生命历程、"报复性"的艺术使命论、"形式论"的艺术史观、"想象中的博物馆"等方面来凸显其主要的艺术思想特征。

基层治理研究范式的完善——从抗争性政治到创造性政治的逻辑演进

近年来,抗争性政治作为研究底层社会以及社会冲突的理论范式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但底层社会与抗争性政治的分析框架说到底只涉及当前基层社会的部分现象,且其研究框架本身即在不断发展。因此,无论从研究视角还是范式看都必然要提出新的分析框架以适应动态发展的基层社会,基层社会与创造性政治的理论范式正是对这一要求的回应。它关注基层社会的首创性、发展性、包容性以及治理的有效性,其研究范式既是对"压迫一反抗"的农民政治行为经典模式的超越,也是完善基层治理研究范式的必然选择。

我国城市综合执法抗争性行为研究

加快推进综合行政执法改革是实现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的必然要求。抗争性行为的发生主要是由于执法主体自由裁量权过大、执法对象逐利本利的诱导和执法行为方式不当所致。在实施行政执法改革时,要把握好建设"法治政府"这个目标,抓住"转变职能"这个原则,体现"执法为民"这个根本,开发行政执法信息系统去规范自由裁量权,建立管理平台和扶持民间自治组织去协调好执法对象的利益,运用沟通执法和执法和解去创新执法方式,降低执法抗争性行为的发生概率,打造具有中国特色和区域特点的综合行政执法"升级版"。

浅谈《史记》中人物的悲剧性和抗争性

《史记》中的人物大多具有悲剧性,但同时又充满反抗性。人物因身处困境而不幸,但又因无畏反抗而豪壮。司马迁的个人经历与人生体验使他能深刻地揭示出人物独特的悲剧性与反抗性,从而形成了《史记》中人物特有的"悲剧—抗争"二元模式。这一模式既赋予了人物以鲜活的生命力,又表达出勇敢无畏的进取精神,将悲剧不幸升华为壮美激越。

群体性事件中的抗争性话语分析

近年,我国群体性事件层出不穷,侧面也表现出抗争性话语的争夺。本文以2003-2011年大陆地区的41起群体性事件为切入点,采用文献阅读、文本分析,比较六种群体性事件的话语表现与利益诉求,总结不同时空下各类事件的异同。

网络传播与抗争性政治——以乌坎事件和厦门PX事件为例

从厦门PX事件到乌坎事件,这些公民集体行动对网络媒体的使用已经不限于发送和接受信息,这些行动通过使用网络技术将公众参与个人化,这与我们熟悉的、高度组织化的、形成集体身份认同的传统的集体行动不同。本文重点介绍了网络传播时代,个体性的松散型集体行动、使用网络手段的传统专业型集体行动以及介于中间的杂糅型集体行动,这3种类型的运动在当代抗争性政治中不同的表现形式和行动方式,探讨网络传播技术如何改变了抗争性政治,以及这种改变的未来意义。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网络抗争性话语的特点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网络成为民众联系世界的重要途径,网络抗争性话语成为社会话语空间的核心,这个话语空间涉及政府、媒体、个人多重话语主体。与传统的抗争性话语相比,与新媒体相结合的网络抗争性话语的特点产生了一些变化:一是从对抗性解读转变为主动发布信息,一旦发生重大公共事件,网民不再是简单的谩骂、嘲讽,而是迅速发布微博、发布信息参与其中;二是迅速、情绪化地表达观点,新媒体传播的碎片化、及时性使得网民还没有真正了解事情的来龙去脉就片面地给事件“下定义”,话语的过度自由使得网民难以理性地表达意见,甚至产生武断性质的“定义霸权”;三是大肆渲染来增强话语张力,对灾难性事件的悲惨程度、官方人员的嚣张程度等进行夸张或是丑化,这些与网民潜意识里的抗争心理不无关系®。梳理网络抗争性话语呈现的一些新特点,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解读疫情期间的一些网络传播现象。

抗争性辩护:视域、化解及其未来

社会变迁促进了刑事辩护的的变迁。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刑事辩护经历了关系性辩护、技术性辩护、政策性辩护的演进。从法社会学视角下的社会抗争概念出发,还存在一种抗争性辩护,但抗争性辩护和关系性辩护都不是一种正常的辩护形态。抗争性辩护是技术型辩护尚不发达情形下的歧出,虽表现为辩审冲突,但它实质上是一种超越法庭空间的带有社会抗争色彩的辩护。其产生和演变与社会转型、权利觉醒、文化变迁和制度演化有密切的关系。关系性辩护会随着社会的进步自动消解,而抗争性辩护的治理需要遵循系统性思路,从国家和社会治理完善、法治系统改革和律师公共责任强化诸层面加以应对,从而使抗争性辩护最终回归技术型辩护或被技术型辩护所改造。

网络舆论中的抗争性话语研究

新媒体时代,互联网的传播功能与舆论功能更加彰显,网民争取自由表达的同时也表现出众声喧嚣的图景。互联网舆论环境出现对抗情绪严重、网络暴力凸显的境况。以“非理性”“非逻辑”为特点的网络抗争性话语通常引发负面舆情,话语对抗下的个人、群体和社会皆受其害。深究网络传播中抗争性话语的表现以及主流媒体的应对机制,可以发现社会良性对话的可行性方案,从而进一步净化网络空间,加强主流媒体对网络舆论的引导作用,强化社会主流话语传播,巩固主流价值观在网络空间中传播的话语领导权,凝聚人心,推动网络舆论的良性循环发展。

“不可删去”的第一章——《包法利夫人》所反映的女性生存困境与作者的抗争性

首先,笔者从作家的严谨性、写作能力出发,判定第一章是不可删除的,是整本书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第二步,从“第一章的主要内容”入手,将第一章与其他章节联系起来,思考作者创作第一章的技巧及其背后的创作意图,发掘出福楼拜想要展现的女性生存困境与自身的抗争性,进一步论证第一章的必要性。

青少年微社群抗争性话语的建构机制

以微博、微信为主的“微社群”时代的到来,使得大众尤其是青少年传播信息变得更加迅速、便捷,但也存在着传播用语不当影响社会秩序的问题。通过梳理近十年来的青少年微社群抗争性话语的文本、视频等资料,发现其主要有戏谑、悲情、愤怒、谩骂四种抗争性话语类型,且构建方式均不相同。青少年微社群抗争性话语的表达是青少年社会公民权利意识的增强,对于促进社会民主进程起着重要的作用,但是由于青少年自身媒介素养的缺失,往往容易偏离抗争性话语的积极发展轨迹,因此需要政府、传统媒体以及青少年教育者共同努力去改变和提升。

依法治国：抗争性政治的化解之道——评《抗争性政治：中国政治社会学基本问题》

国内知名政治社会学学者于建嵘先生作为游走于中国底层社会的一位政治社会学专家，是“底层研究”的学界先锋，其作品《抗争性政治：中国政治社会学基本问题》一书很好地展现了其“底层视角”的学术解读框架。文章拟从依法治国这个时代议题出发，基于底层经验研究，更好地理解变迁中的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