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抗倭将领张元勋的生平及功绩

张元勋是明代台州籍著名抗倭将领,在保卫台州的抗倭战争中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张元勋长期追随抗倭名将戚继光,先后在浙江、福建等地抗击倭寇,立下了赫赫战功,万历十八年(公元1580年)告老还乡。张元勋作战勇猛异常,然性格内敛不善表达,故其功绩往往不被世人所知,因而应对张元勋的生平及功绩给予足够的关注和重视。

瓦氏夫人抗倭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

瓦氏夫人抗倭事迹所体现出的爱国精神,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大精神动力,要弘扬好、传播好、传承好瓦氏夫人抗倭文化。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时代背景下,瓦氏夫人抗倭是增强中华民族认同的重要文化资源。在传播瓦氏夫人抗倭事迹的过程中,可梳理瓦氏夫人事迹的流传与发展,挖掘好抗倭事迹、讲好瓦氏夫人抗倭故事、建好瓦氏夫人抗倭文化公园。同时,要大力推动瓦氏夫人抗倭文化与旅游业的融合发展,推动红色历史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进一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天员、月空:沿海抗倭树威名

夫今之武艺,天下莫不让少林焉。明代中期的少林武术经历了战火的考验,闻名天下。江南沿海的抗倭战争中,少林武僧威名远扬。众所周知,由于明王朝海禁政策,日本海盗一直在中国沿海从事走私贸易。这些由日本人、其他夷人及中国流民组成的团体被称为“倭寇”。倭寇除了从事海上非法交易之外,也经常抢掠乡村,甚至进攻城市,对沿海地区的稳定造成了极大的挑战。

长三角抗倭碑刻《重建常熟县城记》研究

研究出土碑刻的内容首先在于历史语境的诠释,由此可以对长三角地区抗倭碑刻《重建常熟县城记》的碑文内容与传世文献的互证互补关系,以及抗倭战争中“海禁”政策转换与长三角“滨海城防”战略的关系有新见解。嘉靖年间倭寇“倡乱”迫切要求长三角滨海城防必须强化,而重建常熟县城是坚固城防和加强抵御倭寇的重要措施。该碑文强调的战略上遏制倭寇“蜂虿窃发”并运用“滨海城防”的战法,体现出长三角抗倭中清除倭寇盘踞点与清剿流寇的阶段性特征,对嘉靖中后期抗倭战争起到了重要作用。该文还依据碑文记载,对《明史》等传世文献中与常熟县城防相关的历史人物的列传做了校勘,补记了知县王的生平事迹,以及常熟县军民共同抗倭、守护家乡的英雄事迹。

明代抗倭将领朱先的生平及功业

明代嘉兴人朱先是嘉靖东南抗倭战场上的一员名将,有“嘉靖战将第一”之美誉。朱先生于嘉靖八年(1529),卒于万历二十七年(1599)。朱先的出身有私盐贩与中式武举两种说法,考察《苏州卫武职选簿》等文献可知,朱先曾考中武举的可能性较高。嘉靖三十二年(1553),朱先投入御倭军队中,曾招募沿海盐徒组成精兵。朱先长期在胡宗宪标下效用,先后在浙江、南直隶、福建等地抗击倭寇,立下赫赫战功,后因胡宗宪的倒台而被解职。万历时期,朱先复出,辗转于南北多省任职,后升至福建总兵。朱先与名将戚继光、俞大猷等同属嘉靖抗倭爱国将领群体,但朱先不善结交文人,以致其功绩往往被忽视,对朱先其人及功业应予以关注。

广西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创新实践研究——以瓦氏夫人抗倭为例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加强全体中华儿女大团结,要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寻找源头活水,突出各民族共有共享的中华文化符号和形象。地域性文化符号“瓦氏夫人抗倭”熔铸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伟大民族精神,成为历史佳话。从历史、文化、价值维度理解瓦氏夫人抗倭的时代意蕴,分析其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内在机理,探究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创新实践的路径选择:牢牢把握团结奋斗的时代要求和内涵价值;坚持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探索以经济发展反哺文化的繁荣发展之路;打造形成对外传播机制,进一步扩大中国特色和文化内涵的影响力。

明代兵部尚书蹇达真的是“抗倭民族英雄”吗?--对媒体传播蹇达指挥“万历三大征”“戚继光是他麾下干将”的指误

以历史文献记载的具体时间和确凿史实证明:蹇达根本不是“万历三大征的指挥”;抗倭名将戚继光也根本不是“蹇达麾下的得力干将”,故蹇达不能算是“抗倭民族英雄”。

论明代抗倭战争中徐渭其人其诗

明代嘉靖年间,倭寇大肆骚扰东南沿海地区,绍兴也是受倭害较严重地区之一。山阴(今绍兴)人徐渭亲身参与战争,从嘉靖三十二年(1553)到三十六年(1557)的五年,以及嘉靖三十六年(1557)十二月直至四十一年(1562)十一月在胡宗宪府中的又五年幕府生涯,前后写下了38首抗倭战争诗。江南(特别是绍兴及其周边地区)抗倭几年对诗人来说是一个特殊时期,故特将其事其诗列出而论。

明代东南地域文化与嘉靖抗倭文学的发生

明代东南地区浓郁的文学氛围为抗倭文学的发生创造了条件。嘉靖时期恶劣的政治环境则造成了大量东南才士的居留,东南地区滨海且河港纵横的地理状况以及重文黜武的人文环境造成了抗倭局势的恶化,并促使了文人与抗倭战事的密切接触,从而造就了明代东南地域文化与嘉靖时期辉煌的抗倭文学面貌。

明代抗倭战争与福建武术发展

明代东南海疆抗倭战争对所关涉的区域武术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其中,对福建武术的影响更甚。研究显示:抗倭战争涌现了俞大猷、戚继光等军事家、武术家,其武艺、兵制思想、传世著作直接或间接促进了福建武术的成熟和跨地域、跨文化传扬;基于有效制倭的需要,闽人对当地武艺的"选择性"传习和对其他地方武艺的吸收,丰富了福建武术的内容体系;几乎全民参战的民间御倭自组织使本地尚武风气得以传扬。

抗倭僧兵:少林寺僧?少林派僧?

唐豪先生据七十字辈分诗认为抗倭僧兵是少林派僧而非少林寺僧,可能有误。见于文献记载的僧兵,留下的应该是字、号而非法名。明代也没有我们今天意义的少林派。抗倭僧兵显然既有少林寺本寺籍的,也有少林寺分院籍的、非少林寺籍的、乃至游方无定籍的少林僧人。

土家彭翼南在江浙的抗倭事迹述评

明嘉靖三十三年和三十五年,湖南永顺宣慰使彭翼南等两次奉调率土兵参加抗倭斗争。土兵的参战对扭转明王朝抗倭屡战屡败的局面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对明朝的军队乃至清代曾国藩的湘军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土兵能建功立业的原因主要有:彭家优良的家风铸就了忠君爱国之情;彭翼南善待土兵、严于律己、治军有方;土兵特殊的人员构成,特殊的阵法以及特殊的战斗纪律。

明代壮族“狼兵”抗倭武艺考述

明代壮族粤右"狼兵"因被朝廷征调,远赴千里之外的江浙一带抗倭,与中原武术、军事及医药进行了多方位的交流。瓦氏夫人及狼兵的这次万里赴难,给明代民间武术增添了色彩,瓦氏夫人双刀法得以流入中原武术百花园,充实了明代的武术体系,促进了壮族武术文化与中原武术文化的交流与融合;瓦氏夫人及其狼兵将壮族独特的金疮药"三七"留给了江浙人民,为中国医药文化留下了又一宝贵的财富;戚继光无论在创立"鸳鸯阵"、练兵,还是其军事思想,都从瓦氏"岑氏兵法"及狼兵那里汲取了许多宝贵的东西,二者有着一脉相承的师法渊源。

明抗倭援朝战争初期中朝宗藩间之“信任危机”及其根源

抗倭援朝战争初期,明与朝鲜间本来稳固的宗藩互信关系出现危机。战前,先是朝鲜私自通信日本种下祸根,继由东亚贸易网传来朝鲜诱引日本入犯大明的报告。朝鲜感到压力后迅速派使辩诬,暂时修复了信任关系。战初,朝鲜节节溃败,但迟迟未向明廷请援,再度引起明朝怀疑。面对危局,明朝主动派人勘疑,先后派三拨使节进入朝鲜;朝鲜则连遣使节入辽、入京请援,同时与东来明使臣沟通,释疑辩诬。经过努力,双方终于再建信任关系,并迅速投入到联合对日作战中。上述信任危机的产生及其应对处置,一方面揭示出明代中朝"典型宗藩关系"中存在"不典型"的一面,"事大字小"行为中隐含着别有意味的内涵;另一方面也反映了明、鲜宗藩关系框架下,辩诬、勘疑等手段因常用于处理不良事件而成为宗藩体制之重要内容。

从瓦氏夫人抗倭探析广西狼兵武术

狼兵制度始于明代,是明代广西土司的军事制度的重要组成环节。文章以瓦氏夫人抗倭为线索,通过到土司故地实地调研,挖掘狼兵武术,丰富土司文化、壮族文化的研究。

山东海防与山东沿海社会发展——以万历抗倭援朝战争为背景

万历抗倭援朝战争时期,山东的海防得到了重建与增强。山东的海防建设作为一种面向海洋的活动,保护了山东海运的顺利开展,改善了山东海疆地区农业垦殖落后的局面,促进了山东地方吏治的整顿与优化。同时,山东沿海社会的发展,对山东的海防建设产生了一定影响,这种影响有利亦有弊。海防与沿海社会之间这种互为影响、紧密相连的关系,为我们今天"海洋强国"战略目标的建设提供了有益历史启示。

胡宗宪与明代抗倭战争

抗倭战争是明朝历史上的重大事件,亦是明史的显著特征之一。明嘉靖中期,倭患日烈。朝廷以胡宗宪任抗倭总督后,才基本上奠定了抗倭战争的胜局。然而他曾阿附权臣严嵩、赵文华,故长期以来,史学界对其评价褒贬不一,以贬居多。笔者认为,身为抗倭主帅的胡宗宪,对击败在我国东南沿海猖獗侵扰的倭寇,贡献突出,表现非凡,对其功过应做实事求是的评价,恢复历史的本来面貌。

明代抗倭戚家军组建

明代倭寇不断侵扰我东南沿海,江浙成为重灾区,也是抗倭的主战场。幸赖以义务兵为主体的戚家军平息了倭患。有关为何召募义乌兵的缘起、召募的经过以及由召募而引起深远的影响,历史记载不足,本文略作考释、评述和补正。

明将刘綎与朝鲜义僧四溟堂协同抗倭事迹探论

16世纪末日本大举进犯朝鲜,明将刘綎受朝廷委派两度援朝抗倭,朝鲜义僧四溟堂募集僧兵保家卫国。战争中,四溟堂接受刘綎的指挥,多次受命进入倭营搜集情报或与倭谈判周旋,为援朝明军筹措粮草。刘綎用人不疑,二人同心合作,为抗倭战争的胜利作出了积极贡献。

少林寺“十三棍僧救唐王”与“明代僧兵抗倭”关系研究

通过对少林寺"十三棍僧救唐王"与"明代僧兵抗倭"的史料分析,还原了隋末唐初、明代少林寺僧参与政治与军事文化的历史事实。"十三棍僧救唐王"与"明代僧兵抗倭"一定程度上强化了人们对少林武术文化的历史记忆,进一步丰富了少林武术文化"修身、治国、平天下"的思想内涵;二者文化价值取向趋同,一致指向"匡扶正义、维护国家与民族利益"的精神层面。"十三棍僧救唐王"培育了"明代僧兵抗倭"的精神规范与价值取向,而"明代僧兵抗倭"演义了"十三棍僧救唐王"历史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