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抗战史剧奉献的救国策略

既遵循艺术创造的规律,又强烈地干预现实,这是戏剧文学的神圣使命。郭沫若的抗战史剧,便具有这种优秀品格。它利用历史与现实的相似点,营构戏剧冲突,成功地表现了抗战时期中国人民的三大政治任务,即外反侵略争国权,内反专制争民主,坚持抗争反投降。由此,郭剧称得上“艺术的抗日救国策略”。

侠义爱国的悲壮之音——郭沫若抗战史剧新论

在郭沫若的抗战史剧中,他立足于抗日救亡的时代语境,紧跟当时的政治形势和社会主流话语,遵循古为今用、失事求似的创作原则,将抗战的时代背景与侠文化相结合,秉持政治家的敏感思维、思想者的睿智识见和现代知识分子的精英立场,深入发掘和广泛运用历史上的侠义题材,并对之进行了现代性改造和创造性转化;既赋予笔下人物以英雄气度、救世情怀、责任担当和悲剧命运,又深入发掘侠文化的时代内涵,提升和高扬了民族大义精神,使文本深层激荡着侠义爱国的悲壮之音。郭沫若的抗战史剧不仅彰显了直接为现实抗日斗争服务的政治目的,而且获得了以古喻今、借古鉴今和以古讽今的艺术效果。郭沫若的文化立场及其对侠文化进行改造、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理念与艺术实践,对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具有重要的理论启示和积极的现实借鉴意义。

论郭沫若抗战史剧的特征及政治理念

在"一切为了抗战胜利"的"抗斗"理念下,郭沫若以笔为武器,创作出了具有现实针对性、政治尖锐性和鲜明性时代的抗战史剧,并以独特的创作手法表达了反对分裂投降、主张团结抗战的政治理念。在这些史剧中,作家塑造了一系列可歌可泣的英雄形象,以深刻的寓意表达出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

在传统与现代之间——郭沫若抗战史剧中女性形象断想

郭沫若抗战史剧中塑造的女性形象兼具传统与现代两重属性 ,这表现在他对正面女性形象的重审与再造 ,也表现在他对反面女性形象的再思考。因此 ,他的创造既暗合于当时的创作趋势 ,在处理传统与现实的关系上 ,又高于同时代的许多作家。

郭沫若抗战史剧语言探索及实践

郭沫若史剧艺术探索,在抗战时期走向成熟。这种成熟在史剧语言特性的探索及实践上表现得十分突出。在抗战史剧中,出于对史剧语言时代性的考虑,郭沫若提出了"古今共通语"理论并加以实践;出于史剧的舞台表演考虑,他提出了史剧语言口语化、音乐性要求并加以实践;出于史剧文学性要求,他注重史剧语言的情绪性特征并加以实践。

郭沫若抗战史剧昭示的人权真理

郭沫若是为中国人民谋求人权的杰出战士,也是设计人权治国方略的先行者,他的六部抗战史剧,称得上这方面的力作。剧本依靠舞台形象所昭示的人权真理的内涵,主要包括三个方面:批判剥削阶级破坏人权的罪行,歌颂人民大众争取人权的壮举,揭示人权与国权的内在联系。

郭沫若抗战史剧表现的生死观

郭沫若的抗战史剧,选材立意追求普遍性,突出表现为反映人类永久关心的生死问题。它依靠戏剧冲突所表现的生死观,具体内涵包括三点:讴歌人民大众的崇高生死观,鞭挞剥削阶级的卑劣生死观,昭明生存与死亡的辩证关系。艺术作品如何避免速朽而永葆青春,郭剧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经验。

自我表达、现实介入与文本的历史性——郭沫若《棠棣之花》创作过程考论

从1920年的“诗剧”到1941年的“史剧”,《棠棣之花》从一部“半成品”到最后定型公演的漫长过程,贯穿了郭沫若“五四”和抗战时期两个最重要的文学活动阶段,见证了他从浪漫主义抒情诗人到无产阶级文化战士的成长。作者在不同的历史语境中对作品的补充、调整和修改等,实际上有着内在的一致性,不存在文学性的浪漫主义抒情诗和政治性的宣传剧之间的对立。梳理《棠棣之花》从“诗剧”到“史剧”的创作过程,不仅可以清晰地看到郭沫若在自我与历史的对话中不断展开个人生命活力的过程,也有助于打破通行观念,深化对现代文学历史特性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