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后方的区域社会:战时鄂西南民族地区的财产法秩序(1940-1945)

鄂西南因其自然生境与战略地位,在抗战后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透过民事司法档案来看,这一时期的鄂西南基本上被纳入现代民族-国家的民法体系当中。在国家的法定程序中,传统力量虽有惰性,但国家有效地利用了民间资源,内中既可看到国家力量的强大,亦可看到民众国家认同的加强。在国家权力面前,民间资源的力量作为一个矢量,究竟朝向积极的一面还是朝向消极的一面,有待于国家作出审慎的选择。尽管民众对于习惯法更加熟稔于心,但整体上国家法处于强势地位。从纠纷的解决过程来看,财产法秩序正是在民间与国家力量的综合较量中形成的。

丁山与顾颉刚在抗战后方的学术交谊与学术理念的异同

丁山与顾颉刚为北大同人,都曾沐浴在20世纪20年代北大“整理国故”的口号之下,但从两人“出身”看,术业各有专攻,小同而大异。20年代末30年代初,丁山是顾颉刚、傅斯年领导的专业学术研究团体中的得力干将,虽在个人情感上“亲顾远傅”,但在学术研究上兼容并包。在抗战后方两人交往更为密切,丁山带着史语所烙印为顾颉刚“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观念“作注脚”,积极响应顾颉刚“中华民族是一个”的倡导。两人还分别从学术研究专业化、通俗化路径整理廿四史,注重民族团结,增强民族意识,肩负起知识分子在家国危难之际应承担的责任。

国民政府抗战后方的确定及其影响

本文论述了国民政府将大西南作为抗战大后方的认识过程、大西南成为抗战后方的历史背景及实现经过,并分析了将大西南作为抗战后方对国民政府抗战态度、抗战发展过程及战后国内形势的影响。

抗战大后方诗论建构的模式与演变——以艾青、朱光潜、黄药眠为中心

抗战大后方的诗论建构大体存在诗人、学者和革命家三条路径并交织形成各具典范性的诗学模式。这其中,艾青、朱光潜与黄药眠尤具典范意义。在欧洲现代派诗歌影响下,艾青凭诗人的经验对诗美、诗的形象、散文美及象征、联想等语言问题进行诗性传达,在以诗论诗中率先建构起感性诗学的诗论模式。朱光潜以学者的态度在中西互证中对意象、情趣、格律等基本理论问题进行系统探讨,在以理论诗中建构起理性诗学的诗论模式。久经马克思主义洗礼的革命理论家黄药眠则以时代论诗,关注文艺政治关系、诗人的战斗性并倡导诗的精神形式的意识形态功能,并在介入现实中建构起政治诗学的诗论模式。在诗学与政治间,这三种诗论模式与威廉·燕卜荪为代表的英美新批评在大后方形成理论呼应,不仅填补了战时本土诗论的空缺,构建起中国自主的诗论话语体系,还清晰凸显出抗战大后方诗论建构的形成、演变及其内外缘由。

效率何为?——抗战大后方建筑设计化用传统木构之思

效率作为建筑实践最重要的议题之一,长期被建筑历史与理论研究者忽视。与此相应,抗战大后方建筑长期未受学界足够重视。战时建筑讲求多快好省,是研究建筑效率问题的绝佳样本。文章以效率问题为切入点,研究抗战大后方建筑,基于档案查阅和田野调查所获一手史料,梳理抗战大后方化用传统木构的诸多案例,包含不同类型的42款屋架,归纳其技术类型和特征;重点研究位于重庆的三个项目,运用结构力学方法分析其技术特征,以实践逻辑剖析设计者在空间效率、结构效率、材料与构造效率之间的复杂权衡,初步建立起建筑效率理论框架,揭示抗战时期中国建筑的“效率转向”,并指出其当代意义——关注建筑效率的设计思维在任何时代都不会无足轻重。

同舟共济 共赴国难——抗战时期四川接纳安置内迁情况概述

抗日战争时期,四川是抗战大后方,是中国抗战最重要、最稳定、最坚实的人、财、物供给战略基地,被国人公认为“民族复兴基地”。不仅出兵多、出钱多、出粮多、出物多、出力多,而且接纳安置最多。四川以其宽大的胸怀,容纳了南京国民政府的迁入,容纳了华北、华东沦陷地区工矿企业、科研教育文化机构的迁入,容纳了各地上百万逃难人群的迁入,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暨抗日战争胜利作出了卓越贡献,付出了巨大牺牲。

抗战大后方农业改良与推广研究述评

抗战全面爆发以后,农业实际上成为国民政府支撑抗战的主要经济力量。农业增产成为迫切需要解决的战时问题,“复兴农村”的农业改良与推广为了适应持久抗战的需求,在大后方得到了积极推行,抗战物资得到及时补充,但在实施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影响了推广成效。近年来抗战大后方农业改良与推广成为学术界研究的热点,从农业推广政策、农业科技推广、农业推广经费、推广品种改良与病虫害防治、农业推广机构,到推广成效与经验,可谓硕果累累,同时也存在研究方法单一、区域研究不平衡、概念模糊、碎片化等现象,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对大后方农业改良与推广的整体认知。

抗战大后方音乐研究的回顾与思考

抗战大后方音乐是中国近现代音乐的重要组成部分,形成于特殊的年代和特定的地域。由于一度受意识形态影响,学界对它的研究不可避免地烙上了时代的印迹。在经历了起步、转折之后,抗战大后方音乐研究获得了新发展并逐渐成为中国近现代音乐研究的热点。以时代与音乐发展历程为主线,梳理和回顾对抗战大后方音乐的已有研究,并提出对其的一些思考,以期为学界提供借鉴。

全面抗战时期大后方与抗日根据地青年工作之比较

青年工作是中国共产党的一项重要工作。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为争取抗战胜利,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动员全民族团结共同抗战,党在抗日根据地、抗战大后方和沦陷区开展了不同形式与内容的青年工作。相较于沦陷区,党在抗战大后方与根据地的青年工作成效显著,既有诸多共性,也有不少区别,两者的差异主要体现在青年工作的对象、青年工作的方式、青年工作的内容等方面。文章通过对中国共产党在大后方与根据地开展青年工作的比较,有助于理解中共战时政策的灵活与成熟,进而深刻领悟中国共产党在抗战中的重要作用及其走向胜利的内在机理,同时也为当前党的青年工作提供历史经验与借鉴。

全面抗战时期西北大后方的烟毒治理——以甘肃省为例

鸦片政策是民国时期影响甘肃经济社会发展的最大恶政。以鸦片种植为依托征收的“烟亩罚款”实际上是政府“寓禁于征”下增加地方财政收入的重要手段,短期内可以缓解政府的财政压力与增加农民的收益,长期实行则会导致政府与农民的上下交困。全面抗战前夕,南京国民政府为治理烟毒与增加战时粮食生产,特制订“两年禁毒,六年禁烟”限期禁烟计划。甘肃省政府据此制订更为具体的禁烟计划,自1935年起以“全省各县,分五年办理”实现分期禁烟。囿于国内环境、国民政府执政能力、施政理念、施政政策及甘肃地方官民阻碍等的限制,直到新中国成立前夕,甘肃鸦片烟毒仍无法禁绝。

抗战大后方的战斗堡垒:八路军贵阳交通站

“七七事变”后,国家和民族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抗日战争的爆发带来了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实现。经国民党最高当局和各有关地方当局同意后,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以八路军、新四军的名义在国民党统治区、沦陷区、游击区、香港等地分别建立了五十余处办事机构,其主要任务总结来看一是代表八路军、新四军与国民党当局进行联络及交涉相关事宜。

全面抗战时期璧山县国民教育的政教关系研究(1940—1945)

抗战大后方的璧山县在“新县制”推行的背景下,开始实施“政教合一”的国民教育体制。研究表明,“裁局设科”后的璧山县域国民教育行政体系,虽秉持新县制“政教合一”的制度设计,使得县域国民教育管理呈现垂直化的趋势,导致基层教育主管机构的权力缩小;地方社会行政与教育两方围绕国民教育人事的冲突与矛盾,更反映了大后方基础教育政教关系的不稳定性。如何找到政教双方分工合作与相互联系的具体路径,是战时大后方国民教育实施的核心内容。

革命与生活:王琦抗战时期大后方的木刻创作

王琦是一位拥有“延安”和“大后方”双重背景的特殊木刻家。从延安鲁艺美术系二期结业后,王琦虽然选择返回重庆工作,但仍深受鲁艺革命艺术思想影响。这促使他进入一个“后鲁艺”时期,并自觉开展革命美术工作和木刻创作。特别是在1940年以后,他进一步将木刻创作深植于重庆本土生活之中,创作出一批“内容与形式的完美统一”的抗战时期大后方木刻精品,从而奠定了他在中国现代版画史上的地位。

新时期中国抗战大后方研究的反思及展望(笔谈)

抗战大后方是与根据地、沦陷区相对应的战时中国的三大政治版图之一,是抗日战争史研究的一个新热点,新时期值得深化研究。在很长时期内,整个史学界对抗战时期商人和商会的研究都比较欠缺,战时商会的命运与作用的发挥同样很值得研究。抗战大后方的意义,需要透过对“后抗战时代”以及更长历史时段进行考察,才能获得比较全面深入的认识。“抗战大后方”的历史研究,应该有一个整体的历史架构。结合现代物理学概念,有助于深化抗战大后方研究。同时,目前的抗战史研究对于战时大后方的财政体系、工业进步的研究仍较为薄弱,还有较大的提升空间。最后,吸收多领域新知识与新思想,有助于改进思维方法,维护并促动抗战大后方研究的开放格局,以争取新的学术成果。

重庆中国抗战大后方历史文献中心的建设现状与发展研究

重庆中国抗战大后方历史文献中心是重庆市实施抗战历史文化城市品牌战略的一项重要举措,体现了重庆图书馆界抗战文献资源管理体制与运行模式的创新性实践探索,提出了建立抗战文献的全市一体化管理模式,完善抗战文献信息资源服务网络体系,构建抗战文献的信息技术标准化系统,搭建海内外抗战文献的交流合作机制的发展思考。

中共对抗战大后方政策演进的历史考察

抗战大后方是指全面抗战时期以重庆为中心的西南、西北地区,是第二次国共合作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最重要的地域依托。中国共产党对抗战大后方的认知是地域与政治概念的交集,其政策演进既与抗战时期中共总体战略紧密相连,又呈现出其独特特点。

重庆抗战大后方专题数据库建设构想

抗战大后方历史文献及其研究成果迄今未有专题数据库,抗战文献的开发、交流、研究存在一定的障碍,专题数据库的建设成为一项重要的基础工作。专题数据库的建设充分体现"特色选题"的原则,囊括抗战历史文献、现代文献、多媒体资源以及学术交流的相关资源,经过科学的数据加工组织,支持多终端阅读,对促进抗战文献资源建设、整合抗战文献资源,充分挖掘和利用抗战文献资源,深化考证研究,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抗战大后方民歌民谣专题文献调研情况概述

抗战大后方民歌民谣作为中华民族全民抗战的有机组成部分,是抗日战争时期民众生活斗争的鲜活载体,更是中华民族文化宝库中优秀的非物质抗战历史文化遗产。抗战大后方民歌民谣文献调研具有学术、历史与现实意义,在确定科学合理的调研方法基础上,通过对大后方出版发行的报纸、期刊与图书等文献资料进行广泛而深入地专项普查工作,就选取的抗战歌谣样本的文献来源、时间数量等情况进行统计与分析,从而获取第一手的全面翔实、系统完整的文献信息数据资料。

抗战大后方民歌民谣文献意蕴研究

抗战大后方抗战歌谣,有的控诉日寇滔天罪行,揭露汉奸野蛮暴行;有的颂扬将士英勇杀敌,讴歌中华抗战精神;有的号召全民抗战动员,增进民族和谐团结;有的歌唱工农努力生产,劳军募捐援助前线;有的称赞军民一家亲情,齐心协力共同建设。这些歌谣共同构成了一幅中国抗日民族解放战争坚忍不拔、气壮山河的恢弘图景。

抗战大后方文化人的功用及其贡献

抗战时期,大后方文化人对抗日战争作出了不可忽视的贡献。文化人对抗战的贡献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唤醒民族觉醒,宣传、动员民众参加民族解放斗争;实现文艺大众化的质的飞跃,创造繁荣的抗战文化;推动大后方的民主进程。当下文化人的重要作用更是越来越充分地显示了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