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绥根据地抗战小说的艺术特色

晋绥抗日根据地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和敌后抗日军民创建的十九个重要抗日根据地之一。抗战时期,在晋绥根据地,不论是知识分子还是普通民众,都对抗战表现出极大的热情,创造出了许多适应抗战新形势的文艺作品,在小说、诗歌、报告文学等各种文体上出现了许多佳作。其中小说的规模、影响力较大,促进了抗战文艺的繁荣,为抗战胜利做出了积极贡献。

战时经验与孙犁抗战小说的美学创造

孙犁的文学生涯始于抗日战争时期。抗战时期的生活经验既是孙犁创作的重要资源,也是其抗战小说风格形成的基本背景。孙犁的抗战小说大多关注根据地群众的生活,而较少涉及战争场景,并形成了舒缓的美学风格,这与晋察冀的敌后战斗环境,以及他在根据地的工作经历有直接关联。战争时期的记者生涯,直接催生孙犁的文学创作,其最初的创作经历了从通讯、速写到小说的演变历程,战时通讯的文体要求也限制、影响了孙犁抗战小说的文本风貌。敌后抗战带来的时空变化影响了作家的主体感知,行军迁移中的空间转换在其小说中形成了平原—山地的叙述结构。而游击战争的夜间活动,促发了孙犁笔下“星月”意象的频繁出现和战时书写。回到作家文学起步时期的原生环境,可以进一步打开孙犁抗战小说的经验脉络和历史细节,理解孙犁文学风格和文本面貌形成的历史与现实因素。

新世纪河北作家抗战小说论

自抗日战争爆发,河北作家进行了抗战小说的创作,经由战时、十七年、新时期以至到当下新世纪的阶段,河北作家在“抗战”这个题材领域一直前行,并呈现出渐次突破的写作状态。在新世纪,经历过战争的老一代作家已经或正在渐次退出写作舞台,而与此同时一部分青年作家开始崛起创作。从新时期开始创作抗战小说的作家有的承续创作并更加成熟,这是值得去关注的。对新世纪以来河北作家创作的抗战小说进行研究,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孙犁抗战小说与中国文学的“征夫-思妇”征戍抒情传统

孙犁抗战小说的鲜明个人风格,奠基于他同时重视“现实生活”“民族性格”“民族传统”的高度理论自觉。这些作品以“战士思乡”“异地怀人”为审美主线,深度呼应了中国文学“征夫-思妇”母题的征戍抒情传统。其中“抗属家务事”叙述深刻而丰富地体现了“征夫-思妇”母题的古今意涵及其和合共生关系;“战地儿女情”叙述则以“拟亲属”伦理关系转换和“得胜回头”式跨时空怀想,表现出“拟征夫-思妇”的深层思维路向。“征夫-思妇”征戌抒情传统既有深厚的审美文化积淀,又有中国农业文明家庭结构形态和中华文明连续性特征的文明史基础,具有文明规律之“源”和文学传统之“流”有机融汇、合而为一的艺术优势,孙犁抗战小说的审美经典性就建立在这雄厚的基础之上。

张恨水抗战小说中的国家意识及其评价

鉴于对外敌入侵国家沉沦的忧患,从民国初年开始,“抗日”就是中国现代小说的一个突出主题。张恨水的抗战小说将“抗日”主题从“难”提升到“战”,有着明确的国家意识。抗战时期张恨水的“歌颂小说”和“暴露讽刺小说”是他的“抗战小说”的一个主体两个侧面,表现了一个中国传统文人的人格。

抗战小说与旅游资源开发

从文学与旅游结合的角度来看,孙犁等作家取材于白洋淀的抗战小说与白洋淀景区构成了一种相互影响、相互依存的关系。前者极大丰富了白洋淀的文学旅游资源,提升了白洋淀旅游的文化品位和审美价值,显示了其为地方经济建设服务的作用;后者使这些小说以“景观文本”的形式成为一种意义全新的文化存在。挖掘和开发孙犁等作家抗战小说蕴涵的旅游资源,必将对白洋淀旅游业的发展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产生深远的社会影响。

大西南抗战小说的审美品格

大西南抗战小说遵循现实主义的审美品格,与全国抗战文学一样应和着时代的脉动,以服务于抗战作为文学的最高标准(有时甚至是唯一标准),讴歌英雄,书写战歌,传递中华民族不屈的伟力,为民族的复兴与新生而呐喊。随着典型理论的重申,文学审美性的回归以及题材视阈的拓展,大西南抗战小说的审美性得以迅速提升,涌现了众多优秀的作品,甚至出现了经典作品与典型人物。现实主义审美品格也使大西南抗战小说在表现大后方积弊丛生的昏暗现实时,呈现出更为独特的艺术触角与更为尖锐的矛盾冲突,这使得大西南抗战小说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文学高度。这也正是大西南抗战小说现实主义审美品格高扬的集中体现,是大西南抗战小说现实主义创作走向深化的重要标志,也是大西南抗战小说为世界奉献的珍贵遗产。

论赛珍珠抗战小说中的女权意识

赛珍珠的大量作品中都不同程度地反映了女权主义思想,与其家族小说相比,赛珍珠抗战题材的小说更加鲜明地展现了其女权思想。在她的抗战小说中,女性在战争中获得成长的社会历史空间,女性与民族共生,并能够指引男子的抗战事业。因此,以此为切入点研究赛珍珠的女权思想,更有助于启发人们深入探讨女性主义的内涵和女性解放的途径。

诗意缘何生成──论孙犁抗战小说的艺术范式

对孙犁抗战小说的总体认知,人们往往自觉把握出其中的"抒情"与"诗意"品格。这是显在不争的事实。这种品格使孙犁的抗战叙事凸显于那一时代相对来说比较粗砺、干枯的文学创作背景上。然而,对孙犁抗战小说的"诗意"与"抒情"品格,许多研究者只是作为一种既定事实来接受。论者把孙犁的抗战小说作为一种艺术范式来看待,着意从叙述对象的确立、叙事场景的偏好、叙述视角的选取等方面,力图探讨这一艺术范式何以生成。

抗战小说五十年的回顾与反思

抗战小说是炮火中诞生的独特文学现象。战后30年的抗战小说由于没有清醒地意识到时代对战争文学要求的变化,结果导致了时代表现上的审美错位。新时期抗战小说在经过长期的惯性运动之后,终于开始了历史性的转轨。

论端木蕻良抗战小说的萨满教文化因子——从长篇小说《大江》、《大地的海》谈起

无论从主题学的层面还是从小说叙事的视角解读端木蕻良的抗战小说,都会发现其中存在着萨满教文化因子的介入和影响。作家对萨满教文化持有一种复杂的情感倾向,既否定了萨满教文化不合时宜的一面,又肯定了它合理性的一面。萨满教文化也直接参与了小说文本的艺术创造,使其抗战小说的诗化散文化具有了反叛传统的意义,而打上了鲜明的地域性文化的印迹。

论新世纪的抗战小说

新世纪的抗战小说与20世纪的抗战小说相比,数目更加繁多,描写视角更加扩展,涉及的问题更加深入,在战争反思、人性书写、民间话语等方面均有所突破,也在借鉴世界经典战争小说的同时不断确立自我的独特性。笔者以为,抗战小说要想取得更大的繁荣,需要作家确立人道主义立场和终极关怀意识,有宽阔的视野和深刻的洞察力,要抵制消费主义和经济利益的诱惑,并需要更多优秀的作家投入到抗战小说的创作。

风起于青萍之末:丘东平抗战小说的另类表达

丘东平的抗战小说描绘炮火纷飞的战场,但不是对前线战事的简单实录;他的抗战小说渲染豪迈的英雄主题,但不是宣传流行的政治理念;他的抗战小说塑造英雄人物,但不是为了呈现"好"与"坏"、"勇敢"与"懦弱"等二元对立的命题。他的笔触锋芒超越了文学功利层面直指战争的本质和人物在战争语境下的复杂心理,描述战争给个体生命带来的摧残和人性的变异。在当时充满政治斗争气息的抗战文学格局中,丘东平的抗战小说显得别具一格和弥足珍贵。

族裔政治与“他方”的战争——以陈河海外抗战小说为中心

中国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一部分。海外华侨华人投身国内抗战或在侨居地抗战不仅牵涉民族国家大义,也与他们具体的历史处境以及现实境遇有深刻的关联,抗日战争意味着族裔政治影响下的个人/族群选择。对海外华侨华人来说,抗日战争又是一场"他方"的战争。"他方"一方面指海外抗战在空间地理上与中国本土的疏离,另一方面也指海外华侨华人参战立场的特殊性。陈河以海外抗战小说发掘加拿大华裔士兵、马来亚华侨华人海外抗战秘史,重现海外华人的战争创伤,重建历史记忆。同时,突破中日二元视角,以及马华文学族裔历史书写的困境,为抗战文学增添华侨华人独特的战争体验和历史维度。

“现代性”规范的调整——张恨水“抗战小说”新论

在五四新文学现代性规范的“压迫”之下,张恨水三、四十年代小说创作“转向”,由通俗文学的本土化 现代性规范向新文学的“抗战”主流现代性规范调整,“抗战小说”就是这一“转向”的产物。由于背离了张恨水的创 作个性,“抗战小说”存在着非统一性和文本分裂的缺陷。

无法完成的叙事努力——对战时抗战小说的一种理解

战时的抗战小说努力把抗日战争叙述为一场跨越民族界限的阶级革命,是作家和批评家的一种普泛性的共同努力,《八月的乡村》和茅盾对《万宝山》的批评就是显例。但是在民族救亡的峻急需求和民族矛盾上升的时代背景下,阶级意识难于实现对民族意识的跨越,这种努力不能不面临着叙事的难题和来自现实的尴尬。《新儿女英雄传》、《去国》、《吕梁英雄传》等采取让阶级斗争穿上抗战的外衣、由叙述国内的阶级矛盾转向叙述战时日本国内的阶级矛盾等方式试图克服这种难题,仍然无法最终完成其叙事努力。马克思和毛泽东等的革命理论是这种叙事努力的理论渊源。

抗战小说:民族“生死场”的原生备忘

抗战史料以刚性记录历史,抗战小说以刚性与柔性并举复活历史。小说家、批评家、理论家等为民族生存而创作、批评与研究,小说成为与民族命运息息相关的宣传、教育与战斗的武器。他们以亲历者的身份见证历史,以战士的身份直接参加战斗,以小说家、编辑等身份进行文艺抗战,彰显中国知识分子的民族正义。读者依托生死场与火等战争意象、栩栩如生的人物群像,在"活在小说中的抗战"中一同回到生动的历史。抗战小说成为民族"生死场"的原生备忘。

漫议周梅森抗战小说的审美蕴涵

本文运用新历史主义的相关理论,分析周梅森抗战小说的艺术追求,同时具体探讨悲剧意识和悲壮美在文本中具有的审美价值。

孙犁抗战小说中的“拟家”结构

孙犁抗战小说的叙述者,多居住在"房东"家里,和房东形成一种"拟家"结构,并以此为叙事模型,讲述"他"与房东家的各种关系。"拟家"结构为孙犁抗战小说的叙事奠定了温情脉脉的基调。"拟家"结构与五四新文学以来的"拆家"叙事一脉相承,它们都紧紧凝聚在中国家族文化这条根脉上,显示出"家"这一文化内核的重要意义。以"拆家"为宗旨的五四新文学强调"破旧","拟家"结构强调"立新"。"拟家"与"拆家"相接续,完成了破旧立新的文化改造工程。因而孙犁的抗战小说,是革命根据地文学的一面旗帜,是五四新文学和革命文学相接续的卯榫。

“战争”的革命叙述与“革命”的战争叙述--论作为一种“典型现象”的“十七年”抗战小说

在中国当代文学实际创作中,有关"革命历史"的战争描写一直持续不衰。叙述战争不仅是建构革命历史的最佳选择,而更为重要的是战争的博弈性及其生发的种种超越一般人想象之上的可能性,能够形成对一切历史因素进行合目的性整合的弹性机制。新时代政治自然需要通过重新叙述历史以建构自身的合法性,但它更需要的是支撑合法性的"丰富多彩"的历史而不是抽象的关于历史的种种概括。这种隐秘不宣的深切期待,正是当代文学创作不能忘情于革命战争的重要缘由。革命视野中,战争的工具性、客体性被强化,战争被赋予"革命"性质的过程,正是革命改造战争、重述战争、战争与革命相粘结的过程。虽然战争视野中的"革命"凸现,常常是通过共产党的领导和对战争主体的阶级性强调等修辞得以实现的,但革命对于战争的改造,却完整体现了对文学创作中所有要素重新组合及赋予其新功能的叙事意图。这种革命对于战争的改造,并不完全导向对于战争丰富性描写的限制,而是促进了在合法性范畴里文学对于战争想象更为浪漫的张扬。只要战争的描写能导向对于革命的论证,任何对于战争的奇思妙想都会转化为革命的丰富性细节,历史也于此获得尽可能完美的多姿多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