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武术家朱国福武术活动的历史考察

文章运用文献资料、历史研究等方法,通过新史料的发掘,基于政治社会史视角,以有“武状元”之称的著名武术家朱国福为研究对象,对其早年武术行迹与抗战时期武术活动进行历史考察。研究发现,朱国福早年在冀津两地拜师学艺,后从天津至上海从事护院镖客职业;在南京的国术国考夺魁后,他应邀至南京中央国术馆任教务处长。九一八事变后,朱国福为切实实现“练为战”武术思想,辗转至湖南湘西积极投身军队武术训练事业。之后他到重庆,应地方政府官员要求组建重庆市国术馆;七七事变爆发后,为配合战时国民体育政策,朱国福与当地政府和社团紧密合作,通过开展武术竞赛、武术义演与武术培训等活动,努力践行着“强国强种”“武术救国”的抗战事业,在助力军事抗战的同时,亦推动了当地武术事业的发展。朱国福在抗战时期的各种武术活动,不仅体现了武术在战争中所扮演的角色和具有的社会功能,且折射出了近代中国武术在战争影响下日益国家化的演变态势。

题同释异:抗战时期中共生产运动再研究——以1940年代前期的华北根据地为中心

抗战时期的生产运动是中共领导抗日根据地军民开展的以自给自足为目标的大规模生产自救运动。从华北抗日根据地来看,它提出于错综复杂的历史背景,实施中经历了各种不同的反应,甚至存在着诸如漠视生产与不敢发展生产等心理。为了使各界人士的认识与自身愿望趋于一致,中共有针对性地进行了思想上的导引和动员,并结合各地实际情况采取了一系列应对之策。经过多措并举,中共抗日根据地各阶层人士的生产情绪普遍提高,生产运动组成队伍不断扩大,并取得了重大成绩,但生产运动中的不足也仍然存在。亦即,中共抗日根据地的生产运动,绩效与不足共存。

全面抗战时期中共争取合法地位的斗争述论

全面抗战时期,中共在坚持独立自主发展方针的前提下,通过与国民党谈判、反对国民党制造的磨擦及联合其他抗日党派等途径的斗争,争取自身合法地位。虽然国民党始终不愿也没有从法律层面承认中共合法,但中共在上述斗争中坚持原则的坚定性与策略的灵活性,保障了自身生存发展的空间,在一定程度上获得了事实上的合法地位,成为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对全民族抗战的胜利作出重要贡献,并最终发展为“决定中国命运”的“最强有力的政治力量”。

抗战时期大后方水泥工业统制措施及其影响——以四川水泥公司为中心的分析

中日全面战争爆发后,为了准备长期抗战,国民政府经济部工矿调整处设立水泥管理委员会作为统制大后方水泥的核心机构,对水泥工业施行了严格的统制,以保障军事民用的需要。战时水泥工业统制涉及企业近十家,其中尤以四川水泥公司最具典型性和代表性。水泥管理委员会通过配发准购证及核定销售价格等方式,全面控制了四川水泥公司产品生产和分配。战时水泥统制的施行一方面有利于保障战时军事物资供应,为抗战的胜利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另一方面,在严密的统制经济管控之下,四川水泥公司丧失了自主定价和自由经营权力,从而导致经营效益日趋下滑,对企业发展产生了诸多方面的负面影响。

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纪念仪式与情感动员

中国共产党既是立志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使命型政党,也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情感型政党。抗战时期中共中央所在地陕甘宁边区高度重视纪念仪式的情感动员功能,通过党政群体、劳动群众、士兵群体、知识群体等参与主体的情感互动生成团结抗战的集体力量,通过仪式筹备、操演过程和效果巩固等精心设计的仪式流程激发团结抗战的共同体意识,通过时间、空间、声音、器物等象征符号唤醒团结抗战的持久情感。中国共产党在纪念仪式中的情感动员有效推动了边区广大军民投身抗日报国的伟大事业,也是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发挥中流砥柱作用的重要体现。

时局、地理与全面抗战时期的云南蚕桑业

抗战时期是云南蚕桑业发展的重要阶段。为推动后方建设,支援抗战,促进地方经济发展,云南蚕桑业发展受到国民政府、云南地方和社会各界的重视,提出了云南蚕桑复兴计划,在宜蚕区积极推广蚕桑业。但是,受云南特殊的高原山地地理环境的制约,以及“战时”影响,在较短时间内,云南蚕桑业发展的成效较为有限。

抗战时期现代散文的岗位意识

“九一八”事变后抗日救亡进入中国社会生活的中心并成为重要的政治议题,战局发展促使作家融入全民抗战的时代洪流,现代散文的岗位意识逐步明晰。抗战通过其强大的吸附作用使创作与政治形成深度关联,促使作家明确了以抗日救亡为价值核心的抗战立场。抗战强化了作家作为一类责任主体的自我认知,促使他们立足反侵略语境进行文化身份的重新塑造,进而形成基于知识、信仰与坚强意志的文化战士的自我身份定位。抗战强化了作家心灵与现实碰撞的激烈程度,促使他们用怒火与血表达对侵略者暴虐行径的愤怒,对战火纷飞中生命价值的反思,对生死存亡之际民族灵魂的自省,使他们将对侵略者的仇恨化为文字从笔端倾泻而出。

抗战时期宜红茶复兴计划与国营体系的建立

晚清以来,在国际市场需求的带动和自身发展优势的基础上,宜红茶贸易兴起,区域茶业逐渐兴盛,并形成了“宜红茶”品牌。抗战时期,在国际国内局势和“中国茶业复兴计划”的影响下,“宜红复兴计划”被提出。中国茶叶公司、湖北省平价物品供应处茶叶部先后在宜红茶区投资设厂,推动了宜红茶区国营茶厂的建立与国营体系的发展,体现了传统商品经济在近代全球化趋势中的生存境遇与抉择,奠定了区域茶业社会经济的历史格局。

抗战时期东南地区的文艺民族形式讨论

抗战时期,闽浙赣粤四省毗连的东南地区,是一块相对独立的抗战区域。发生在这一区域的文艺民族形式讨论,规模足以与以延安为中心的西北地区和以重庆、桂林为中心的西南地区的讨论鼎足而三。东南地区的文艺民族形式讨论,没有形成讨论的焦点,但形成了几个较为固定的论域,且取得了一些较为相近的意见,在“孤悬东南”“区自为战”的情况下,还形成了自己的区域性特征,做出了自己独特的贡献。

互助、交换与交流:抗战时期中外高等教育的合作

在中国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时代背景下,中国与英国、美国、印度等国在互设奖学金、互派教授、互赠图书等方面开展了较多合作,互助、交换与交流成为战时中外高等教育合作的典型特征。不过,当时的中外高等教育合作,呈现出外国积极主动而中国被动响应的特征,且政府干预较多、政治色彩浓厚,纯粹的高校之间的合作则显得较为薄弱。尽管如此,各国间的互助合作,不仅推动了高等教育的发展,而且有助于文化、学术的交流,客观上也推动了战争的尽快结束,具有深远的社会影响和深刻的现实意义。

全面抗战时期广东洋米进口述论

1937年7月,日本全面侵华之后,受战争破坏、洋米进口困难、邻省限制粮食自由流通、日军抢夺和低价购买国米等多重因素影响,广东大米输入减少,复以灾荒频仍,使本来就是缺粮大省的广东粮食短缺问题更加严重,全省米价飞涨,民不聊生,抢米风潮频发,军粮民食面临巨大困难。面对日益严峻的米荒局面,广东省政府1938—1939年上半年与中山县等县政府和潮汕等地商会一道,屡次向国民政府申请洋米免税并获批准。为缓解广东粮食问题,1939年下半年之后,国民政府不再纠结洋米是否免税,放开政策鼓励进口。与此同时,广东省政府也颁布《广东省非常时期人民购运洋米入口颁给奖章奖状办法》等条令,鼓励民间自行进口洋米。在广东省、县政府和各地商会努力下,1938—1942年分别输入448.37万、156.7万、25.9万、121.9万和27.2万市担洋米,进口数量虽然较全面抗战之前大为减少,但是对于广东民食还是起到了一定的补充作用,从而也间接支援了广东抗战。

全面抗战时期党在灾荒防治工作中的社会动员——以两大红色报刊相关报道为中心的考察

社会动员是党在全面抗战时期开展灾荒防治工作时所使用的重要方法,在生产备荒和灾后救济等环节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党和政府创造性地运用了组织动员、示范动员、竞争动员和资源动员等动员方式,发动根据地的男女老幼参与开荒耕种、灭蝗、兴修水利、抢种抢收和手工业副业生产等一系列灾荒防治工作。党和政府的社会动员工作不仅保障了根据地的生产、预防了灾荒发生、减轻了灾荒的破坏,同时也在社会上起到了移风易俗的作用,在精神和物质的双重意义上促进了革命事业的发展,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贡献。

抗战时期赣南地区中小学教育建设的历史探究——基于《正气日报》的文本分析

本文拟从大众传媒的角度,以《正气日报》刊登的关于当时中小学教育建设的报道为研究对象,通过文本分析,探寻抗战时期赣南中小学教育建设的目标计划、学生入学及奖励、课程及教学实施、教师队伍建设、学校管理等方面的情况,展示民国赣南教育事业的发展历程。

抗战时期《太岳日报》经济建设宣传报道分析

抗日战争时期,《太岳日报》作为中共太岳区党委创办的机关报,积极开展宣传,动员和组织群众参与根据地各项工作,是研究根据地建设史和党史的重要史料。本文通过梳理《太岳日报》有关根据地经济建设的各体裁文章,从其议题设置、宣传动员策略、角色功能定位等方面进行剖析,探讨总结《太岳日报》在经济建设上的宣传动员贡献,展现党在根据地经济建设中的工作经验的同时,丰富对党领导根据地建设的认识。

抗战时期东南抗战后方妇女动员及社会建设研究——以江西妇女指导处为例

江西妇女指导处是抗战时期东南抗战后方重要的妇女运动机构,其积极发动妇女群体参加抗日救亡运动,为抗战取得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该处成立后,积极组训各级妇女队及妇女干部,围绕战时社会服务、妇女教育、妇女卫生、妇女生计等方面开展工作,通过宣传妇女抗战、战地慰劳、募捐物资、征兵动员、开展游击区妇女工作,有力地支援了前线抗战;通过开展后方妇女扫盲运动、妇婴卫生和儿童保育、发动妇女参加生产劳动等社会建设运动,一定程度上稳定了后方民心和社会秩序。该处的妇女工作也存在一些缺陷和不足,如没有坚强有力的领导核心,未能充分发挥基层妇女组织的作用,缺少一批真正优秀的妇女干部,因而难以广泛调动妇女群体投身“抗战建国”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

抗战时期戏剧发展的历史脉络——评《抗战戏剧》

在中华民族漫长而辉煌的历史长河中,抗战时期无疑是一个充满苦难与抗争、牺牲与希望的特殊阶段。这一时期,不仅见证了中华民族对外来侵略的顽强抵抗,也催生了文化艺术的独特繁荣。抗战时期的戏剧,不仅是战场上的号角和民众心中的火炬,更是一种文化的坚守与传承。在战火硝烟中,戏剧工作者们以笔为枪,以舞台为阵地,创作和演出了一大批反映民族抗争、激励人心的优秀作品.

纪念白求恩:抗战时期白求恩纪念活动考察

抗战时期,援华抗战的加拿大共产党员白求恩不幸牺牲于晋察冀边区。此时中国共产党正面临着国共关系恶化以及边区医疗卫生状况恶劣的局面,纪念活动作为鼓舞人心、解放思想的有力武器,得到中国共产党人的充分重视。中国共产党通过致电、组织追悼会、题词、撰文以及场馆纪念和冠名纪念等具体形式组织开展了一系列以白求恩为主题的纪念活动。白求恩纪念活动在动员群众积极抗战、推进医疗卫生事业发展、促进国际友好交往、筑牢共产主义信仰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为争取抗战胜利提供了强劲动力。

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探析

中华民族共同体作为一个广土巨族的命运共同体,其理论渊源有四方面:一是对马克思主义各民族平等理论的引进与运用;二是对马克思主义民族独立解放理论的吸收与继承;三是对中国古代“大一统”思想理论的守正与创新;四是对近代国人“中华民族观”理论的发展与践行。抗战时期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实践进路有三: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维护各民族政治权利;构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抗战时期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相关实践对当下留有诸多启示,如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依靠我国各族人民、坚持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等。对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探析,有利于助推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助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全面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乡村党员教育研究

全面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持续开展党员教育,以提高农民党员的思想认识与政治水平,引导广大乡村党员干部坚定理想信念和政治方向,围绕党的政治路线和中心工作,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切为战胜日本帝国主义而奋斗。在中共中央、西北局(边区党委、边区中央局)领导下,边区乡村党员教育以西北局高干会为界,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一阶段,乡村党员教育中的教条主义、主观主义比较严重,教学方式以照本宣科为主,教育形式主要是流动训练班,教材内容艰深、枯燥无味。后一阶段,结合全党整风,较好地纠正了党员教育中存在的偏差,面向乡村党员干部的扫盲教育与政治教育取得显著效果,基本实现了巩固和发展党员的目标。

抗战时期重庆集邮风采

抗战前,重庆没有专卖邮票的商店,也很少有人集邮。抗战时期,重庆成为战时首都,为集邮文化发展提供了契机。邮人增多,集邮风气日盛,印制了各种纪念邮票。在此期间,重庆邮商开办邮社30多家,重庆邮票研究会成立,集邮书刊得以发行。一大批集邮家开办邮社,组织邮会,创办邮刊,传播邮讯,交流邮识,研究邮学,互通邮品。邮人、邮品、邮商、邮会、邮刊的相互作用,造就了抗战时期重庆集邮的繁荣局面。